刘精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CFP供图

　　编者按

　　我国从2012年开始连年采取专项计划，致力提升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比例。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今年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还要比去年增长10%。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提出三项工作举措，进一步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规模。

　　处境不利家庭的孩子通过教育获得成功，即通常所谓的“寒门出贵子”，一直是人们对于良性社会制度促进阶层流动的理想化表达。为此，我们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刘精明教授，听他谈如何理解与促进“寒门出贵子”。

　　■农家子弟新增的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本科（学院）教育层次，在优势教育资源上还处于劣势。

　　■对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采取补偿性措施，可视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实施整体性补偿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学生升重点高校的弱势，必须从源头抓起，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加大投入，下大力气提升农村师资的质量，促进教育均衡。

　　■制度设计要为学生多种能力的发展创造通道，为“成功”定义多种可能性，从而最终避免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尴尬局面。

　　农家子弟上重点处于劣势

　　记者：许多批评者常常不自觉地将自己脑海中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模糊印象，升级为对阶层固化的焦虑，教育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这种焦虑的矛头所指。而您所从事的研究告诉我们：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与比例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少。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您如何看待人们的这种焦虑？

　　刘精明：人们的这种焦虑是有道理的。2012年，我参与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当时我国高校学生中“农村户口”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过城市户口学生——这也就是你所谓的“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与比例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少”。

　　然而，调查还发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和子女随迁入城，农家子弟内部已经出现分化。农村户口的学生、在农村居住的学生、父亲或母亲一方务农的学生，这三类学生的教育条件与情况已经不能一概而论了。举个例子，按照上述分类，2012年我国高校学生中农村户口的学生所占比例为63.3%，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为48%，而父亲或母亲为农民的学生比例最低，为25.8%，三者之间出现了分化。因此，关于农家子弟教育机会的讨论，以及制定切实有助于改善农家子弟教育机会的政策，需要首先界定清楚“农家子弟”概念，不能只看大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从时间趋势上看，近年来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都呈现上升趋势，但他们新增的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本科（学院）教育层次，在优势教育资源上还处于劣势。2012年，“985”高校中三类农家子弟的比例都较小，农村户口的学生所占比例为49.8%，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所占比例为39.4%，而父亲或母亲为农民的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4.3%。而此前，从2006年到2010年，在“985”、“211”高校这些优势教育资源上，农村户口的学生和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在教育机会上还出现了下降趋势。农村户口的学生在“985”高校中的比例从54.7%下降到45.7%，上大学前家在农村的学生比例从43%下降到了34.6%。

　　记者：在您看来，农家子弟在占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精明：造成这种局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一种“择优录取”的制度，它通常只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忽略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而受到种种复杂历史因素尤其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影响，我国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较大，国家对农村教育“欠账太多”，农村教育的短缺和不均衡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这种短缺和不均衡使得农家子弟在学业整体水平上相对城市学生来说处于劣势。

　　扭转劣势须整体性补偿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家从2012年开始连年通过特殊教育倾斜措施致力提升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

　　刘精明：在我看来，国家通过特殊教育倾斜措施提升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的比例，主要源自教育公平的考量。当前，教育公平主要受到两方面威胁。一方面是我们谈得比较多的“代际复制”——优势社会阶层在各个层次的教育选择上都具有优势，弱势群体则相反。另一方面则比较隐蔽，那就是来自教育自身选拔功能的影响。社会制度要良性运转，选拔人才必须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而“择优录取”实质上就是人们所不那么喜闻乐见的“优胜劣汰”。过度强调“择优”，会加剧阶层之间的冲突，形成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比如，学生考不上大学，有人会认为是这个学生自身能力不行，怪不得别人，而不会去过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能力不行。同时，由“择优”产生的优胜者主导的社会，缺乏把社会各阶层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但社会的运行需要包容而不是分隔。

　　因此，从维护公平的角度，对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采取补偿性教育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对农家子弟上重点高校采取的补偿性措施，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实施整体性补偿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