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学术界内部的一场讨论，迅速引发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的百家争鸣——在“高大上”的科技界，英语独大，汉语的地位却日渐式微。长此以往，中国会不会步上印度的后尘，方块文字被排挤在科学之外?

　　这场讨论的发起者是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很多发生在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现象，让他感到忧心。比如，国内学者最新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发表；大学理工科教学日益青睐英语……

　　有意思的是，随着“汉语在科学界或受排挤”的议题横空出世，来自学界的争议挺大，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少。各路专家纷纷摆事实、讲道理，虽观点各异，但学界有一心声却是共通的：不管科学研究的工具语言是英还是汉，但面向大众的科普，推进汉语是必须的！

　　2010年，当中国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SCI论文数目也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虽说数量不等于质量，无论如何标志着科学水平的上升，而且中国科学界的英语水平也有了空前的提高。回想30多年前科技文献全靠各系统的情报所翻译，外宾报告得请早年归国的老先生出来口译，抚今追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三十来年的科学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其载体就是英语。事实表明,英语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往往英语好的业务也比较好，这对于一些需要较多语言阐述的学科尤为明显。优质的研究成果用英语发表，高校的理科教学改用英语授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主流趋势。但如果联想到孩子们出国留学的年龄越来越早，高级商场的英文招牌和广告越来越多，人们不禁会问：一场“去中国化”运动，是不是正在中国悄悄掀起？

　　中国的科学语言，会不会步印度的后尘？

　　当今世界，科学界全球英语化的趋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君不见曾经力图抵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一个个相继接受了科学文献的英语化；而至今未能“并轨”的国家，比如我们北边的“老大哥”，科学园林正在逐渐凋谢。从科学发展看来，英语的全球化应当受到欢迎。百余年来历次“世界语”运动所没有做成的事，现在由英语来完成。英语成为全球性语言，“英国国旗无落日”代之以“英国语言无落日”，这是历史的产物，不容垢贬、也无须妒嫉。圣经里说各族人语言各异、交流受阻，是上帝对人类狂妄得想造“通天塔”的惩罚。假若果真如此，现在英语的全球化倒是这桩旷世奇冤的一种解脱。

　　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现在把中国领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科学界的英语化应当走到多远？在科学创新里还有没有汉语的地位？

　　可以预料，在看得见的将来中国的科学水平将和英语能力共同提高。如果提高的结果是高层的科学都用英语表达，那么未来中国的科学精英们也会像19世纪欧洲贵族用法文一样，即便在自己国内也将用英文进行交流。

　　这种预测用不着想象，因为早有先例，那就是印度。虽然有印地语作为母语，科学交流和优质教育都只用英语。会英语的人在印度只是少数，但这是上层社会包括科学界的正式语言。在大多数人并不接触科学的国家里，不失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印度之外还有不少亚洲国家同样采用这种模式。那么，中国科学语言的发展前景，会不会就是“印度化”？

　　通用语言的历史演变

　　如果放眼历史长河，也许答案并非如此：因为世界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是在演变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通用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通用语；法文在20世纪早期之前，曾经是世界的“通用语”；而英文的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势后的产物。其实直到清朝早期的数百年间，汉字也曾是东亚文化圈的通用语。

　　科学界的交流语言，也是随着“通用语”而变化的。牛顿的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都不是英文。历史上通用语言都是随着国家兴衰而变化，科学界同样如此。相反，不以通用语发表的成果，就会被淹没，虽然也有可能被后人所追认。达·芬奇不仅是艺术家，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但他用意大利文左手反写，数百年后才被解读。有人认为，现代科学创始人不是牛顿，是达·芬奇。只因他不会拉丁文，不会数学，也没上过大学而被忽视。理论物理学家埃托雷·马约拉纳在微中子质量上作了先驱研究，并提出马约拉纳方程式。但是他1932年文章是用意大利文写的，直到1966年才被美国物理学报介绍和评价，才使得“马约拉纳质量”、“马约拉纳中子”等名词开始流行。但毕竟意大利和英国同处欧洲、意大利文和英文同属印欧语系，相比之下中文和英文的差距大得多，以至中国历史上的科技贡献要等到20世纪由英国人李约瑟来“发现”。近代中国科学家用中文发表的成果中，也不乏先于国外的真知灼见，由于长期封闭和文字阻隔，至今仍然湮没在故纸堆中。

　　英文全球地位的奠定，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先有19世纪像达尔文那样科学奠基人的出现，后有二次大战后美国科学在全球的压倒优势。直到1980年代，相当一部分国际学报还是英、法、德语兼收，至少载有多个语种的摘要，与今天的清一色英语迥然不同。20世纪末以前，德国要求受其奖励的洪堡学者先学德语，后来也只能放弃，因为德国科学家自己就用英语。法国也许是抵制英语为时最久的国家，但是现在也允许学生用英语答辩毕业论文。

　　总之，通用语言的交替有着政治经济的背景，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就占有语言的优势。纵观历史，语言文字也是有寿命的，通用语言的主导格局也在变化，只是变化缓慢，其交替的时间需要以世纪计算。当前英语的国际化，同样有其政治经济的背景。如果今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你能保证英语的统治地位永远不会动摇吗？

　　科学创新与母语思考

　　当我们为英语全球化唱赞歌的时候，也不免产生一种担心：担心英语“独大”，会不会妨碍创新思维。

　　科学是世界性的，真理只有一条；但是走向真理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垄断不利于创新。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全球交流的背景下，保持研究群体的独立性和研究方式的多样性，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理想状态是既跟国际结合，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春秋战国时的中国，或者现代的西欧，都是既相互交往、又各有特色。孔子在鲁国吃不开可以周游列国，芬兰在西欧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学术上都是成功的例子。

　　现在我国有不少单位，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使用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获得SCI的高分以后再度申请立项。这种循环看起来也是科学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外国科学机构的一项“外包”业务。和经济一样，发展中国家除了原料输出还可以接受承包，其中包括脑力劳动，比如印度那样。美中不足就是缺乏创新，尤其是深层次的创新思维。外包不要求创新。

　　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发展的关键在于创造性思考。科学思考有两类，一类具有重复性，可以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重复，也可以是主体和受体的重复，这是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中最常见的类型，采用何种语言并不重要；而另一类是创造性思考，和艺术创作十分相似，在这里文化、语种的差别就特别突出。

　　科学家不论做研究还是过生活，运用的是同一个脑子、经历的是同一番生涯，两者不可分割。科学家不同于门岗，很难划清上下班的钟点，也不会将科学思考限制在办公室里。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是在澡盆里发现的；欧阳修作文构思，是在“马上、枕上、厕上”，并不在书桌上。智慧的灵感犹如闪光，可以稍纵即逝。据说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大楼的楼梯口都摆有纸笔，让研究人员可以随时记下突发的思想。

　　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思考，和文艺思考之间在创造性上并没有界限。这种思考要求联想、类比，决不以本学科为限。西方科学家喜欢用一幅漫画或者一则幻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喜欢把自己的发现和神话挂钩。奥地利的休斯用希腊女神命名已经消失的古大洋，叫做“特底斯洋”；英国德洛夫洛克把地球系统比作希腊的大地女神，提出了“盖娅”学说。欧洲学者能够从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为科学创新做出了贡献，难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创造性科学思考就没有用处？

　　语言是有深度的，越早学的语言扎根越深。“少小离家”的人，默念数字时用的还是家乡话；学习多种语言的人，学得越晚的语种忘得越快。科学语言归根结底来自生活、来自文化，而母语就是本国文化的载体。联合国规定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曼德拉说过：“你用一个人懂得的语言与他交谈，你的话进入他的大脑。你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他交谈，你的话深入他的内心。”创新思维发自内心。科学创新的深层次思考需要文化滋养，而母语文化就是最近的源泉，最有可能带来创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