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琳（1980—），女，贵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教育社会学。

　　摘  要：20年的文化素质教育，对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应结合院校研究理念，实现文化素质教育特色发展：一方面，各高校借助院校研究方法，开展以改进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创新，将文化素质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校决策层面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各高校结合学校及区域特色，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引导大学生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养。

　　关键词：文化素质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院校研究

　　一、引言

　　今年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暨全国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20周年”研讨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指出：“要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地，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做更多的工作。”这里的素质教育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文化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20年前，我国大学教育存在专业设置过窄、知识结构失衡、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科学主义盛行，人文教育薄弱的情况。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把文化素质教育纳入到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中，希望通过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来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同时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改革。20年后的今天，我们见证了文化素质教育取得的成绩。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素质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这些文件的出台不仅丰富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也为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应更加注重实效性和科学性，这就需要我们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思路，提出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从院校研究的视角来思考文化素质教育，不仅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而且能结合各高校学生实际情况，切实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使文化素质教育真正落地。

　　二、文献综述

　　文化素质教育开展20年来，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如：杨叔子、张岂之、王义遒、刘献君、余东升、李曼丽等。刘献君教授（1999，2002）认为，我国现在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反映出我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文化素质教育是高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时，应从四个方面正确认识科学和人文的关系：一是“两者的研究对象和性质不同”，科学回答“是什么”，人文回答“应当怎样”；二是两者是相通的，“既然科学是人创造的，科学中必然渗透着人文精神”；三是近代出现了科学和人文分裂的状况有其深层原因；四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必须是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相融合的人才。刘献君教授在对50位教师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师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的具体措施：“要深入研究教育，准确理解教育”；“要广泛阅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要有高度的责任感”。[1][2]张岂之教授（2005，2008）认为，应坚持使用“文化素质教育”这个重要称谓，因为文化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素质教育如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身心健康素质教育、科学素质教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离开素质教育的理念，就难以理解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质”。同时，张岂之教授对我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和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两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不能将两者等同对待。[3][4]王义遒教授（2006，2009）认为，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开展通识教育的先导，它的概念比通识教育更宽泛。通识教育只能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种实施方式。在对大学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王义遒教授对这两种教育进行了比较，他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分成通识教育和养成教育两部分。其中，通识教育包括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养成教育包括专业课程渗透、课外活动、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氛围。[5][6]杨叔子院士、余东升教授（2007）认为，“文化素质教育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种本土化创新。在汲取欧洲自由教育、美国通识教育经验的同时，特别是在汲取通识教育在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方面成功经验的同时，文化素质教育有着自己独特的品质和特征。这些品质和特征表现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中心在于融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教育于一体，大力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将实践列入教育过程。而其现实要求则是强化人文教育，其中重点又在于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7]。欧阳康教授（2012）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应坚持坚持“全员育人与全员自育相结合”、“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教练式的教与学生自主性的练相结合”、“规范式教育与个性化学习相结合”，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导向功能，引领大学生更早更好地投身到社会实践和文化建设。[8]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周远清（2015）回顾了他工作期间推进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历程，并再次强调“素质教育的基础是文化。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是切中时弊、顺乎潮流、涉及根本的”[9]。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在深入理解通识教育理念基础上，赋予通识教育以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它不仅吸取了西方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内容的精华，还将中国贯彻多年的素质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融入其中，既体现了时代性，又保持了民族性。文化素质教育促使我们通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对文化素质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论研究，另一种是经验成果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据笔者所知，虽然学术界对文化素质教育进行了以院校为单位的少量个案研究，但在院校研究的视域下整体审视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