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解水青，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副教授，山东 青岛 266555；秦惠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高职教育宜采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但现实校企合作存在诸多困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人才成长的“中间地带”，这是由社会分工自然产生的空白地带，是一个既不属学校也不属企业的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理论上有多种模式可以衔接“中间地带”的人才培养，但综合多方现实条件，最便捷方式是“校企合作”。“中间地带”构成了校企合作的逻辑起点，也为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性启示。

　　关 键 词：高职教育 校企合作 “中间地带” 逻辑起点 政策启示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研究成果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被公认为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从历史考察，高职教育和企业结合有着历史渊源；从现实考察，高职教育和企业之间存在相互利益需求。事与愿违的是，校企合作实践经常显现重重困难。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在“院校培养人才”和“企业使用人才”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这是迄今为止仍然缺乏明确规范的模糊地带。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落实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在政府主导之下，校企双方及相关第三方社会组织对于“中间地带”的跨越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一、社会分工过程同时是“中间地带”产生的过程

　　所谓“中间地带”，是指伴随人类社会分工自然产生的不同生产及生活领域之间的空白地带。人类社会早期，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处于原始混沌的大一统状态，没有明确分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日益复杂，逐渐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到今天演化成各大类产业，每一类产业又细分为成百上千的职业；生活方面，在最原初简单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上，逐渐细化出衣、食、住、行、用、娱等多个领域。与人类社会分工相伴而生的，就是在生产与生活不同领域之间出现了众多空白地带，即“中间地带”。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由此推断：随着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入，社会必然会分化出越来越多更加细密且专门化的领域，不同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也会随之增多。

　　社会分工表面看是“自然”现象，内在却蕴藏着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唯物辩证法在现实社会的具体展开。社会分工的最直接功能首先在于提高各专门领域的运行效率，其次通过相关领域有机配合进而提高社会整体运行效率，这是其正面功能，也是本质功能。社会分工也存在负面功能倾向：各专门领域经分工之后利益诉求相对独立，客观上会对其他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排斥、削弱甚至抵制，哪怕是其借以分化出来的领域，这难免会阻碍社会整体运行。显然，负面功能背离了原初动因，属于社会分工的“异化”现象，这就需要进行调适和校正，促使相关领域建立新的联结，保证社会分工继续发挥其正面的本质功能。这种反复展开、既矛盾又统一的发展逻辑，恰恰是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推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

　　社会分工的矛盾统一逻辑实际也是“中间地带”的发展逻辑。“中间地带”总体上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消失，当相关专门领域基于利益吸引或外界干预实现联结或交融，就会催生出新的专门领域，原有的“中间地带”就消失了；二是存续，当相关专门领域缺乏足够利益吸引，或没有共同认识到现实或潜在的利益关联，或认识到利益需求却没有联合行动，“中间地带”就会继续存续。如果社会分工没有出现“异化”现象，“中间地带”的存续就维持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出现了“异化”现象或者趋向，就需要对“中间地带”的存续与否及其状态进行干预。从经济学角度考察，社会分工的“异化”既是市场机制日益发挥作用的结果，又反映了单纯市场机制的失灵；因而，对分工“异化”的调适或纠正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而需要政府的主动介入，这应是两个同步推进与强化的过程。

　　二、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分离形成阻隔校企的“中间地带”

　　1.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关系由原本一体到逐渐分离，形成了校企之间、亦即人才成长过程的“中间地带”，并逐渐“异化”。今天所谓的“高职教育”和“企业”同样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没有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独立之前，高职教育与其他相关教育类型统称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人类历史中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其中相当长的时期曾经和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实际是一个整体。在世界范围内，农业社会时期主要靠家传世学传承技艺，这即是职业教育的萌芽；到手工业时代出现了学徒制教育，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职业教育形式；历史推进到大工业时代，英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工人讲习所运动”和实科学校等形式，职业教育开始集中进行；19世纪中叶，世界发达国家率先出现职业学校。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近代职业教育经历了类似演变过程，1866年清政府创办福建船政学堂标志着学校职业教育的诞生。

　　历史演变显而易见，曾经，企业教育“是一种最典型的职业教育”[2]，因为其把学徒“学习过程”与工人“工作过程”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也最具实效。随着学校式集中职业教育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专门领域出现了；作为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职业教育与企业由原本一体到逐渐剥离。职业学校专注于职业教育，企业专注于生产经营，两者无形中确立着各自的“边界”，慢慢拉开距离，于是，“中间地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企业职业教育中曾经非常完整的人才培养过程也被分割成两个阶段，并逐渐断裂、游离，渐行渐远。如果说早期职业教育毕竟脱胎于企业、与其有着“远祖血亲”的渊源关系的话，那么，当在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延伸出高职教育的时候，高职院校与企业几乎成为不相干的两种事物了。

　　职业教育与企业由一体到分化，内在动因在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彼此，在于从专门化角度进一步提高双方的效率和效益，事实上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反倾向开始出现并不断强化：职业院校由于难以避免的条件局限，人才培养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企业现实状况渐行渐远；企业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使然，将职业教育看作与己无关的事情置身事外。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受教育者所学内容不能很好地适应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甚至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生活。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分化，逐渐偏离了提高彼此效率和效益的初衷，出现了“异化”，这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整甚至校正；换言之，需要对职业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亦即人才成长过程的“中间地带”进行联结或者跨越。

　　2.跨越校企之间的“中间地带”、促进人才持续健全成长的客观需要，对高校和企业一视同仁地提出了社会性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被要求再度“联姻”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压力。世界高等教育哲学从高等教育功能的角度提出新的要求。布鲁贝克将对高校功能的不同认识归纳为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观点。前者认为，高校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所示作为目的，主要功能在于发现和揭示真理，“知识本身即目的”。后者则认为，高校所以探求深奥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深远影响，主要功能是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旨在解决现实问题[3]。从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史来看，在经历过两种观点交替主宰高校发展方向的进程之后，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得到强化，如今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大学被称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高等职业院校由于着重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应用人才的功能定位，服务社会的特征更加突出，社会形形色色的企业则是其首要和主体的服务对象。

　　与此相似，企业也逐渐被赋予新的要求：不能仅仅局限于创造利润，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世纪早期，英国学者谢尔顿在《管理哲学》一文中最早提出社会责任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要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包括道德因素。”[4]此后，社会责任的概念被世界各国学者及社会大众接受和认可。哈佛大学多德教授指出：企业责任包括了对内部员工、对消费者和对社会公众的责任。其他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责任范畴进行规定。1999年1月，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提出“全球协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5]。由于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就业定位主要面向企业，所以，职业教育责任就成为企业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

　　高校和企业均被赋予功能拓展的社会性要求，在两者各自功能拓展的领域都存在着相向而行的内涵指向，因此必然存在理论上的“交集”地带，这个“交集”地带就有可能填充人才培养的“中间地带”。高校与企业功能定位的丰富及其社会责任的拓展，也可以看作社会对教育与产业分化出现“异化”，因而在更高层面对其进行整合的理性回应与现实努力。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历史渊源及其分化动因预示着：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完全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建立新的联系，职业院校人才成长的“中间地带”完全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实现新的衔接——这正是今天探寻校企合作的逻辑起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