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五月中旬出炉至今，可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的“十大考古进校园”活动是热潮的先声。进入六月，尤其是6 月11 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前后，全国多地或讲座、或展览、或颁奖，借着“十大考古”和“中国文化遗产日”的双重契机，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重要考古新发现宣传推介活动。就像六月的骄阳一样，全民“考古热”又掀新高潮。

　　云南：“‘蒲公英计划’——云南考古新发现高校行”启动

　　6 月13 日，作为云南省2016年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起的“‘蒲公英计划’——云南考古新发现高校行”主题活动首场走进了云南大学，来自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两位专家为到场的师生分享了“ 十大考古新发现”——祥云大波那墓地、江川甘棠箐遗址的考古发掘。

　　距离活动开始还有一段时间，能容纳近两百多人的至公堂就已经坐满了人。这里不仅有云大的学生、慕名前来的其他高校的学生、还有热心文物事业的社会人士。一些听众难掩激动之情，有的纷纷上前和与会的专家学者合影留念，有的已经围着专家们讨论起“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次活动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主持，在黄院长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下，开始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考古，但是像这样听两位考古专家现场分享考古成果还是第一次，他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的机会听到这样的分享。

　　跨越时空的对话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闵锐研究馆员、刘建辉副研究馆员分别和大家分享了入选“201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祥云大波那墓地和入选“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川甘棠箐遗址。

　　第一场闵锐以“揭秘昆明”为题，从地理位置及环境、研究思路、前期准备、公众考古、发掘情况和初步认识，特别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和新技术运用等方面，结合以往考古发掘资料和《史记》等文献资料关于“昆明”“滇”“夜郎”“句丁”“哀牢”的记载，讲述两汉时期云南境内五个大的族群的分布范围及“昆明”“滇”的文化差别，着重介绍了大波那墓地的最新考古发掘收获。

　　第二场开始，做为云南大学校友的刘建辉，二十几年后重返母校也颇为感慨，一开场便诙谐幽默的回忆起自己在云大求学的故事，让同学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了当天的讲座。刘建辉以“木与火”为题，以江川甘棠箐遗址的发现及发掘过程为切入点，运用生动的三维视频演示，加上轻松又不失专业水准的讲解，把大家带入了10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两位考古专家的分享引发了强烈反响，尤其是数字化手段在两个项目中的全面运用使师生们大开眼界，纷纷表示他们对考古工作的传统认识有了极大改变。分享完毕后，大家开始迫不及待地举手提问，虽然不全都是考古专业的师生，但提问很多都非常专业，如:

　　大波那墓葬出土的人骨是拿去做DNA 鉴定了，这个DNA 鉴定在族群方面有没有什么启示，比如跟现在的云南境内或者其他地区的人基因是否相似？

　　祥云大波那基地出土的器物与内地同时期墓葬的文化传统有何关联？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还是受内地因素的影响？

　　刘老师，您刚刚提到人类的起源与现代民族分布的关系问题，请问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在祥云大波那的墓葬里面是用灰膏泥作为防潮、隔离空气保护墓葬的材料，这个材料跟楚文化同时期的青膏泥有什么区别吗，是否做过相关的成分分析，有没有相关的对比研究成果？

　　刚刚讲的甘棠箐遗址和河北泥河湾遗址有交流的印记，云南离河北那么远，当时是怎样进行交流的，是否研究过具体的路线？

　　两位专家对此均做了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