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11月25日，由浙江省文物局等单位主办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在研讨会主题发言阶段，各位专家学者对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良渚遗址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良渚文化玉器礼制、良渚考古成果的展示利用以及如何传承良渚文化等问题展开精彩论述。主题发言共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主持。

　　八十年匆匆　回望良渚

　　八十年光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但对于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说，可谓弹指一挥间。也正是在这“弹指一挥间”里，在几代考古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下，诸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等令人惊讶的发现，使得良渚发达的水稻耕种体系、社会分化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华文明5000年悠久历史等观点不断得到佐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特别强调上世纪八十年代阶段发现的反山、瑶山遗址揭示出良渚文化中期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以及九十年代阶段莫角山等遗址的发掘证明良渚应是已出现王权，进入到区域文明社会，而在近十年良渚城址内外的一系列发现为良渚社会的研究，特别是为王权的形成和良渚社会已进入到文明社会提供了新证据，足以证明其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实证的重要意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则回顾了良渚近30年的考古工作与发现。从宫城到王城，从外郭城再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从偶然的发现到学者热议的焦点，它一次次刷新了学术界的固有认知。为配合本次会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良渚考古八十年》一书。在谈到未来五年考古工作规划时，刘斌表示未来将以长江下游江浙沪皖为主，主要研究崧泽至良渚文明的形成与模式等相关问题，浙江将主要以杭州余杭1000平方公里盆地的全面调查为主要切入点，开展社会、文化、环境等全方位研究。并配合申遗工作继续对古城及水利系统进行深入探索。

　　强强合作　构筑良渚研究新平台

　　在2013年举办的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良渚古城入选世界重大考古发现奖，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先生在参观良渚遗址后，发出赞叹并对良渚考古表示出极大兴趣。由此发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的感慨。如今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著名学者从社会形态、稻作农业等多角度对良渚开展深入研究。

　　日本金泽大学副校长中村慎一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他以新石器研究为中心，稻作研究为切入点介绍了与良渚遗址群相关的中日合作研究。

　　“若需探索一个器类原生地时，应首先了解此类器物创形时的意义，如琮所承载的最大意义就是方”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蘋表示。她以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为例，探讨华西玉礼器的本土性，对比了华东、华西地区玉礼制传统的异同。她认为华东地区更多地表现为物精崇拜，并将这些思维、信仰上的差异归因于生态差异。

　　“在刻工研究上，不应仅限于内容和题材，应加强对刻划手法、刀锋运用等具体因素的研究。希望在模拟实验、微痕技术等资料基础上，努力将科技考古转化为理论成果。”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如是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从良渚大型工程所需人力、良渚居民所需粮食量的角度出发，认为其有效管理、实际控制范围很大，同时宗教也渗透到周边地区。他认为良渚社会内部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接近“地域国家”形态而非若干城邦国家的联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卫红以第三视角梳理了良渚文化发现历程中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主要表现为模仿—吸收—充实—明晰—深化—困惑—转型—合作—补课—升华阶段，且在不同阶段得到了相应的进展和成果，吴卫红对未来良渚文化研究在时空网格、文化基因、经济贸易、政治模式、文明构建、宗教礼仪、解读启迪等方面提出了期望。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宋建认为良渚是“神权主导的复合性古国”，作为神权的代表，玉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通过人们对玉琮的掌握情况直接对良渚聚落进行等级划分，即在拥有玉琮的聚落，持续性、间歇性、短暂性地拥有玉琮其层级划的重要依据。并且通过区域调查的方法研究聚落分化，进而了解良渚聚落形态，进而探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组织形式。提出良渚是否由相互独立的酋邦组成的疑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在“良渚旋纹溯源”的主题发言中通过列举国内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类型的带有旋纹的彩陶实例，同时介绍了旋纹分布规律，并且联系自然界星系、水漩、引力波、气旋等运动规律，引发我们对良渚旋纹源头及其象征意义的思考。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对良渚文化“冠状饰”的功能及其标识意义新探，通过介绍“冠状饰”的基本定义以及类型划分方法，例举“冠状饰”目前的出土情况，林留根先生对其功能和特性作了进一步的猜测和判定，其可能与同墓葬出土的其他饰件同为一件冠的饰件组合，同时他认为“冠状饰”具备“唯一性”与“普遍性”，并非只有高等级墓葬才能出土，且其与玉琮等其它玉质礼器相比意义迥异，是良渚社会行政管理者的身份的重要标识物。

　　”良渚既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考古圣地，也是展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传播圣地。”复旦大学文博学系教授高蒙河说，他认为良渚考古已成为公众考古教育品牌。在谈到“考古策展人”的重要性时，高蒙河表示“考古策展人”不仅要让公众对遗址保护重视起来，还要让在展示过程中产生“互动”，让公众参与进来，如果能有更加切实的“体验”过程则是对“考古策展人”进一步的挑战。

　　文物遗存的保护是考古学研究的前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书记陈寿田在发言中肯定了良渚遗址的重大价值，同时介绍了良渚在大遗址保护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的压力下，如何达到让专家、公众都满意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在会议总结上，严文明先生再次强调良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文化，以“聚落考古”概念为出发点解读良渚遗址群，其先进的水利系统，发达的水稻耕种体系，还有大量具有手工业加工痕迹的遗存，说明当时良渚具备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以及社会管理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国家”的形成标准。最后，严先生肯定了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良渚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为我国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