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读写大地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纪录

　　卷首语：

　　无论是史前时期先人平凡的生活画面，还是秦汉 时期帝王恢弘的祭祀场景，亦或唐宋时期窑工辛勤的劳作身影、港口的点点白帆，明清时期传承不息的炉火都已经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模糊不清。如今的我们，何其有幸，可以年年跟随那些用手铲释读大地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将手伸进历史的灰烬中，触摸古人残存的温度。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相信那些历史上的悲观离合、把酒言欢一直都在，在考古人的脚下，更在考古人的心里。

　　沙漠边缘的史前遗存

　　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历史长河曾无情的将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史前人类痕迹全部湮灭在黄沙下，如今，它们借助考古工作者的手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黄沙边，泉水下先人的多姿生活。

　　这一遗址让人感触最深是，在仅仅约180平米的发掘面积里，目前已收集超过2000升浮选样品、纪录＞2cm的石制品约7000件、采集近400件木炭标本，同时揭露出超过20处用火遗迹及炭屑密集区，这体现了遗址发掘过程中的精细化、科学化，展示出遗存遗物的丰富性、密集性，可堪为一幅小探方里包含大世界的画面。

　　鸵鸟蛋皮串珠

　　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遗址中出土了磨盘、磨棒，和典型的两面器与尖状器，并在石磨盘和细石叶上提取了淀粉粒。还发现了数十件由鸵鸟蛋皮制作而成的串珠，其中有几件直径不足2mm，是迄今在旧石器时代，世界范围内最小的鸵鸟蛋皮装饰品。如此小的装饰品，不仅展示了古人类高超的工艺和精致的审美能力，也提高了我们对史前人类在制作工艺、使用方式、认知能力上的研究。

　　从3、4层土样中浮选出909粒碳化植物种子，包括沙蓬、大籽蒿、苔草、猪毛菜、早熟禾6个不同植物种属，均可食用，应当是古人类的食物资源。这一发现为该地区晚更新世末期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大规模利用和农业起源提供了珍贵材料。

　　火塘

　　另外，遗址还在距今13000-10000年的旧石器遗址中首次发现了建筑类遗迹。

　　首次在西北半干旱地区与沙漠/戈壁边缘区发现了13000-1000年，8300-4800年至少两个时段的文化堆积，并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5千年，即晚更新世末期-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演化序列。

　　万年前的多彩贵州　　　

　　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五个年度的辛苦发掘，遗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遗址分为A、B、C三个洞，其中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最具代表性，洞口堆积厚约6.7米，自上而下，可划分为27个文化层，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这一连续地层剖面的发现，为建立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直接促成了黔中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的首次建立。

　　遗址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等。出土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遗物，包括丰富的动植物遗存，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以及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等。首次在贵州区域内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典型的细石器制品，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分布和出现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一期砍砸器、石核

　　第二期墓葬

　　遗址中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更是为学术界更好地理解人类史前文化发展的关键期打开了一个窗口；发现的7座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复原出的完整陶器，则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遗址所展示的文化连续发展的状态，揭开了一幅横跨万年、多姿多彩的史前人类生活画卷，为我们提供了探究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史前人类和文化发展过程的独特视角，对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江中游的史前文明中心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石家河遗址先后进行了10多次系统考古发掘，几代考古人的辛勤耕耘，奠定了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中心的地位。2014年，沉寂了二十余年之后，这一遗址的考古发掘重新启动，并再次焕发光彩。考古人为这一古老的遗址付出了辛苦劳作，遗址以丰富的考古成果回馈给考古人。

　　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我国同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印信台祭祀遗址是石家河古城鼎盛时期的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尤其是在台基2和台基3之间发现两组由数十个红陶缸首尾套接而成的套缸遗迹，部分缸体上有刻划符号，这次出土套缸的数量之多，密集程度之高，与祭台关联度之强，在此前发现的史前祭祀遗址中很少见，进一步印证了印信台遗址的重要性。

　　三房湾遗址废弃红陶杯局部

　　三房湾遗址揭示出的陶窑、黄土堆积、洗泥池和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确认了这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厂。

　　这三处重要遗址点的发现为动态研究石家河聚落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内容。

　　谭家岭W9镂空玉佩

　　最令人瞩目的是新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5座瓮棺中出土的240余件异常精致的玉器，有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等，玉器表面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而玉器独特的造型风格，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楚文化瑰丽神秘的的源头。

　　寻踪原始青瓷　　　

　　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

　　原始青瓷，顾名思义，是陶器过渡到瓷器之间的产物，在商代遗址中曾有出土。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是福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夏商时期的窑址群，恰好填补了福建夏商时期手工业遗存的空白。

　　遗址发掘总面积235平方米，至今已发现9座窑炉遗迹，均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向上掏挖洞穴而成，分布密集。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时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

　　Y2窑炉遗迹

　　产品主要有罐、尊、壶、钵等，原始青瓷的装饰技法和纹饰与印纹陶相同，采用刻划、拍印、戳印、堆贴、镂空等手法。制造工艺上，原始青瓷和陶器均采用泥条拼接，大型器物的口沿使用慢轮修整。装烧工艺上，大部分是单件烧制，但也存在叠烧和使用垫饼的痕迹。

　　原始青瓷圈足（Y6：01）

　　从地理位置考虑，窑址位于闽江与晋江两大河流支流的交汇处，出土的产品既有闽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影子，又与分布在闽南地区的青铜时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窑址的发现为闽南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找到了产地。

　　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烧造原始青瓷的窑址，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比，两者无论是窑业技术，还是产品，均有较大差别，应属两个窑业技术系统，对探讨我国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关系以及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秦畤遗风 汉初北畤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先后在雍都郊外置鄜畤、密畤、吴阳上、下四畤，使这里一度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隶属四畤基础上设立了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北畤，形成了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规定以皇帝亲往郊祀雍畤作为当朝最高祭礼。此次发现的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正是汉初北畤，这系首次发现的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畤”文化遗存，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是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

　　经局部解剖发掘的“坛场”结构

　　目前共确认的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处。

　　遗迹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类祭祀坑。可分三大类，A类是“车马”祭祀坑，形制较大的车马坑普遍埋葬真车马，其他的车马坑随葬精致小巧、明器化特征突出的车马或车马部件；B类坑全部为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C类则为极少数“空坑”，现场采集了“空坑”内的土样标本，以检测是否有“血祭”的成分。考古遗址所在的血池村为古地名，或与当时祭祀用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有关。

　　实用原大车四马长方形深竖穴祭祀坑

　　另外在山梁高处调查发现不少夯土基址和战国至西汉早中期的建筑材料，既有大型宫殿，也有一般小型建筑，可能为文献中所记载的供皇帝亲往主祭的“斋宫”、祠官常驻管理与祭具存放场所的建筑。

　　遗址的发掘和性质的确认，印证了正史中关于秦汉时期在此进行国家祭祀活动的记载，同时对复原秦汉国家祭祀礼仪、深化研究中国古代祭祀制度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