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当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在北京被万人观赏时，作为妇好故土的守护人，我选择待在安阳，在殷墟的小路上徘徊漫步，在妇好墓旁驻足深思，在考古队的图书室掩卷沉默。关于这座墓葬，我有许多个“为什么”。

　　一问　发现妇好墓，为什么令人激动？

　　1976年发掘妇好墓时，对于墓主人的具体身份基本不抱希望。学考古的人大都知道，史前考古和三代考古与汉唐考古并不相同。唐宋时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死者由于有墓志随葬，墓主人的生平和事功常常一目了然。甚至南北朝墓葬有时也能有这样的幸运。更早的汉代，虽然墓葬不出墓志，但部分高等级墓葬以印章随葬，认识墓主人仍有较高几率。与妇好墓同期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海昏侯墓便出土了墓主“刘贺”的印章。妇好墓属于商王朝时代，商代既无墓志，也不见印章随葬，发掘者虽然可能通过墓葬形状、规模和随葬品多寡等信息探求墓主的社会地位，但关于其具体身份，求证的概率近乎为零。所以妇好墓被甄别之前，发掘者只以“五号墓”称呼该墓。

　　要判断墓主的具体身份，年龄和性别是首要的信息。清理“五号墓”时，考古队费尽心机也并未找到墓主遗骸，这就无法通过体质人类学办法判断墓主人的年龄和性别，只能退而求其次先确定墓葬的下葬年代，而年代同样是个复杂概念——有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之分。考古学上最常用的相对年代是依据地层关系和发掘品风格特征划分的“考古分期”。学术界将殷墟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归纳为殷墟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

　　主持“五号墓”发掘的郑振香根据墓内出土的全部随葬品，确信这是一座“殷墟二期”的墓葬。墓葬出土文物中，有190件发现有铭文，其中109件青铜器铸造了铭文“妇好”或“好”。“妇好”或“好”会不会就是墓主？虽然可能性极高，但单凭铭文本身并不能下结论。甲骨文中，提及“妇好”的卜辞很多，都作人名使用。这类卜辞的年代与“殷墟二期”正相对应。甲骨文还提到妇好育有子女，妇好的庙号为“辛”。墓葬中恰好出土了两件端庄大气的青铜鼎，腹部铸有“司母辛”三字，应是子辈献给母亲的器物。甲骨文还提到，“妇好”曾多次带兵出征方国。“五号墓”中出土了一对象征军事权力的青铜钺，每把重达9千克左右，这是佐证墓主人正是“妇好”的另一个细节。

　　墓主身份的确定，使发掘者郑振香意识到自己开创了历史：确认了有史以来年代最早的一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这不仅足以让他激动，从事三代考古的学者都为之激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