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问鼎苍穹、鼎足而立……在诸多成语中，“鼎”字被赋予“显赫”“宏大”等引申意义。事实上，这些意义源于中国古人对鼎的崇拜。古时，鼎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到了周代，出现了丧葬制度中最典型的“列鼎制度”。

　　所谓“列鼎制度”，是指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这种用鼎制度最早萌芽于西周早期，那时周人丧葬中用鼎的数量与墓主人的身份是一致的。到了西周中期，“列鼎制度”趋于成熟，王室贵族的祭祀、宴飨、丧葬等活动都遵从“列鼎制度”，其使用“列鼎”的数目也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规定。《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王室贵族的生享死葬都以此为标准，人们不能僭越这种规制，这种礼仪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中晚期，越礼的现象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的改革，列鼎制度也遭到了破坏。

　　1974年，宝鸡市茹家庄 弓鱼国墓地中出土了五鼎四簋。其中，鼎有五件，器形风格完全一致，大小相次。器物显得较为低矮，腹径大于器高，器表光素无纹，口沿均有铭文一字：“儿”。簋一组四件，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口沿均有铭文一字：“儿”。腹径大于器高，簋敛口，短颈，薄尖唇，浅腹，两兽耳，兽头作牛首，双角尖翘。这五件鼎和四件簋也被人们称作“儿鼎”和“儿簋”，因为其风格相同、铭文都在口沿部位，被确定为同一时期铸造的礼器。

　　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奇数的鼎要用偶数的簋来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周初，重臣周公姬旦“制礼作乐，以治天下”，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礼仪典制，规定贵族们在祭祀、礼聘、宴飨等重要礼仪场合，根据其身份、地位的高低使用不同数量的鼎。按照这一严格制度，天子使用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九鼎，诸侯使用七鼎，大夫使用五鼎，元士使用三鼎，不遵守这个制度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要加以惩处。

　　一般而言，生前使用多少鼎，死了以后也随葬多少鼎。而茹家庄 弓鱼国墓地出土的这一组五鼎四簋，规格就是严格遵守《周礼》规定，墓主是一个诸侯级方国的国君。但有意思的是，这组礼器的形态、纹饰与常见西周时期中原青铜礼器的风格迥异，地方色彩颇为浓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调。

　　有专家指出，这组青铜器既有中原地区西周青铜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中原地区西周青铜文化的个性，充分体现了 弓鱼国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融合、同化的趋势，既是研究西周历史的实物资料，也是西周时期出现列鼎制度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