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辰生同志相交相知已逾半个世纪。对他，我是十分尊敬和钦佩的。人们把他称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确实当之无愧。

　　大家都知道，文物是一代又一代前人遗留下来的实物，是历史的见证，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对它的价值，人们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深化，往往今天还没有认识到的，若干时间后又有新的理解。而文物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不能再生的。一个现代摩天大楼的倾塌固然造成不小损失，但不难重新兴建起来。重要文物一旦被破坏，便永远在人间消失。这样的事实不仅在以往经常发生，在今天依然不断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这过程中，也看到过不少来自各个方面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时，常常有一些因无知或只顾眼前局部利益而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投入不少精力，先后制定并发布一系列文物保护管理的法律和条例，督促执行，使这方面的工作走上法制管理和稳步前进的轨道。

　　任何再好的法律和条例，都要靠人来监督和执行，否则仍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但要真正成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十分不易。它至少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真正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 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知道应该怎样来保护和管理祖国文物，想得比别人更深更远更在行。二是要有那股对祖先负责、对后人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它看得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当遇到使常人畏缩的困难和阻力时， 敢于挺身而出， 并且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轻易罢休。

　　讲到这两条，不能不立刻想到郑振铎、王冶秋、夏鼐等几位令人难忘的先行者。就拿我接触比较多的王冶秋同志来说，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破坏的困难岁月中，对文物工作就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记得李先念同志那时对各地领导干部所讲的一句话：你们一定要把文物保护好，否则王冶秋要同你们拼命地。文物工作在那几年中确实取得了震动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马俑坑、马王堆汉墓、银雀山竹简、满城的金缕玉衣等等。想想当时的环境，再想想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 这几位先行者都不在了。今天能具有前面所谈的那两个条件的，首先得数到辰生同志。他堪称对新中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亲历了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全过程，并且始终处在不是无足轻重的关键性岗位上。有这样经历的，可说已无第二人。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依然时刻关注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全局和每一步发展，并且积极投身到这项工作的发展进程中去。遇到重要问题时，他总是挺身而出，疾恶如仇，加以阻止，多少次直言不讳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得到重视和采纳，发挥着其他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大家都记得那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辰生同志这本口述历史，最突出也最宝贵的特点是：始终把新中国六十多年来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作为出发点， 提纲挈领地叙述在这一过程中遇到过的重大问题， 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说明探索如何解决问题的经过， 指出怎样做才能取得成功、怎样做就可能是弯路， 从中领悟到怎样做好这项工作的道理。这样的叙述， 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引人入胜，不是流于抽象地空发议论，也不是陷入烦琐的流水账的细节记录，实在是一本值得所有文物工作者好好读一读的生动教科书。

　　写下这些话，既可以说是自己粗浅的读后感，也可以说是对作者又一本新著出版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