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先生，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在60年代，考古学还是一个很冷僻的专业，您能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吗？

　　刘庆柱先生：关于怎么走上考古之路，我想大学的时候主要是爱好历史，其实在中学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家住天津河东区，就在区图书馆旁边，我就挺爱到图书馆看书。我觉得做学问第一要有兴趣，有兴趣之后我就想报历史专业。那时候本科是5年制，到了北大之后，学校告诉我们一年级不分专业。历史系，分中国史、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亚非史，还有考古专业。我到了北大历史系学习之后，开始感觉做历史不太好做，一个是好多材料现在见不到，或者见到的呢真假难辨；另一个是写史书的人会受他自己学识和观点的局限，写的时候会参杂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我想起考古是以遗物为研究对象，对遗物的理解可能偏差少一些，考古发掘的遗存研究也有局限，但是一般不受立场观点的局限。这就是我选择考古专业学习的原因。不过我认为考古学就是历史学，它就是通过实物来找到历史的规律、认识历史。况且，考古学是“大历史学”两轮之一，即狭义历史学（即文献史学）与考古学，同时考古学的科学化、现代化更具有时代特点。

　　无庸讳言，如果用古代物质遗存复原、研究历史，可能比从文献研究历史更客观一些、更准确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精神产品”，所有的历史文献只是“历史的折射”，而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历史原貌”。这应该说是狭义历史学的局限性，当然任何学科都有局限性，但是考古学恰恰在这些方面，减少了考古学研究材料对历史“原真性”的影响。就人类历史而言，如果说人类至少已有200万年历史的话，那么“狭义历史学”（文献历史学）仅仅研究了人类全部历史的0.2％，而人类历史的99.8%需要考古学去解决。

　　记者：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的基础，几十年来您先后主持了秦咸阳城遗址、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汉长安城遗址、秦代阿房宫遗址、西汉十一陵及唐代十八陵等重要遗址的勘探和发掘，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田野经历吗？

　　刘庆柱先生：其实考古既是工作也是学术研究，二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我当时被分到咸阳地区，让我负责那里的文物考古工作。咸阳地区秦汉时期的遗存很多，在那里我做了一些秦咸阳城遗址、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等考古工作。几年后我调入社科院考古所，又在西安地区做了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前殿遗址等考古工作。搞考古我觉得必须重视并亲身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另外就是要把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密切结合。我发现有些人的研究和他做的田野工作是脱节的，这对自己的研究是不利的。我们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就跟石油工人采石油一样，把石油采出来得加工啊，不能把原油搁在那儿，只有经过深加工其附加值才会提升。我们的田野工作也是如此，只有深入研究才能逐渐地提高认识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逐渐围绕着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做研究。先是1972年开始我对秦咸阳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秦咸阳当时也有有利条件，文革时期“评法批儒”，法家就是秦始皇，经费也好申请，就开始考古调查、发掘。跟它时代相连的西汉十一个帝陵，有九个都在咸阳。为了陵墓文物保护，我们必须了解保护对象的范围有多大，它们又各有什么不同，这是我进行田野工作的前提条件。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以后，我就觉得挺有兴趣，也发现陵墓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举个例子，为什么早期陪葬墓陪葬的都是文武大臣，而到了中期就变成所谓的三亲六故了，到晚期甚至把宦官陪葬进去等，这些都使我深受启发。但是我又想，搞考古必须要联系到考古背后的人和社会，因为我们是研究人的，所有的“物”都是用来研究人的，考古学是研究物的，物只是一个过程，其终极点是和物相关的人，是人的历史，所有研究物的历史是人作用于物上的历史，包括环境。有些环境问题也是由于人的作用、干扰才改变的。

　　1979年我到了考古所以后，分配在西安研究室。西安地区主要是汉唐的东西，我之前做了秦咸阳城，所以对汉唐城址都比较关注。我觉得历史好象一条项链，某一个研究课题只是项链上的一颗珠子，不能只见珠子而不知道项链，那样就失掉了它的本质意义。珠子充其量是个宝珠，但是宝珠干什么的，放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就很难再现历史原貌。这就是为什么我做某个城址的时候，要对其早段、晚段的都城研究都要涉及一些，但有个中心，比如这段时间我要搞秦咸阳城，那田野工作我就重点弄咸阳，但我也把东周、汉唐都城遗址尽量多了解一些，也就是上下把它夹在中间去理解。做唐长安青龙寺，也是这个想法。当时也正好是工作需要，让我去参加马得志先生负责的考古工作。1980年又决定让我做汉长安城，我当时就提出，在做之前我必须找几个模型，因为汉长安城36平方公里太大了，就跟搞科学试验一样，以小见大，我必须要找个小的模型，只要它们制度相近，这样再去做大的，仿造它一放大就可以做了，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做秦汉栎阳城，秦栎阳城和秦咸阳城是相近的。也和汉长安城相近，栎阳城比汉长安城小，而且是汉刘邦初年，在定都长安之前，在那儿作为临时首都的。我想通过把小的东西弄清楚了，再去了解大的东西，心里就有底了。当时做了两年，因为地下水位升高就没再做了， 1985年《考古学报》发了考古报告。

　　因为古代文献记载“陵墓若都邑”，接受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任务之前我就想先对西汉帝陵做些考古工作。别人以为我去挖陵墓，我说我不是挖陵墓，只是想通过陵墓来了解都城的形制。当时有人建议我做茂陵，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名气最大，也有人建议我做长陵，长陵是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陵墓。最后我决定选择汉宣帝杜陵，因为这个汉宣帝是西汉王朝的 “中兴”皇帝，此时各种制度都日趋完善，比较有代表性。做考古不见得要做规模最大的、遗物最好的，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最反映历史。为什么我不做汉武帝茂陵？因为在这之前，我调查过西汉帝陵，西汉十一个皇帝里唯有汉武帝茂陵规模比其它帝陵大，其他帝陵墓封土底部边长170米、高30多米，而茂陵封土底边长240米，高48米。我就知道茂陵陵墓规模没有代表性，没有普适性。做研究必须找有代表性、规律性的东西。像秦始皇陵，说实在的，它有意义，看起来很有观赏性，它有些制度对后来也有影响，但是从整体来说，找不到第二个跟秦始皇陵一样的。

　　我在杜陵做了两年半考古工作，没有发掘陵墓墓室。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史前谈从方国到王国，王国到帝国，到底王国和帝国在考古学上怎么区分？我说这需要找到证据，不能光说秦代是帝国了，秦以前是王国，那王国的特点是什么？帝国的特点是什么？王国之前和王国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些核心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国家的核心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政权，政权的平台是什么？政权的平台是都城及其宫殿。怎么判断都城及其宫殿？《吕氏春秋》说，“陵墓若都邑”，陵墓都是仿造都城及其宫殿建造。王国时代大多是“墓而不坟”，东周时代以后出现封土，那时真东西都埋地底下，到了帝国时代，帝王陵墓建设重点越来越向地面之上发展，于是出现“大作丘垄”，也就是建封土。为什么要大作封土？那是为了炫耀权力和地位给世人看。为什么要在地面做陵寝建筑？就是为了在陵上搞些为政治服务的活动。生前在都城里搞活动，死了之后还要搞活动。谁要搞呢？他儿子要搞。他儿子搞的目的是树立自己权威。因此陵寝建筑就应运而生，而且陵寝建筑就是仿造都城做的，就跟现在的十三陵一样，十三陵里长陵的献殿在建筑形制、规模等重要方面都与故宫大朝正殿――太和殿一样。我受这个启发，觉得这样做有可能做出陵寝建筑遗址布局形制与结构，对我认识未央宫有帮助。因此当时我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挖了3万多平米，到现在为止，中国古代帝陵陵寝唯一一个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完整揭示出来的就是这个。

　　在杜陵做了两年半之后，研究所领导1985年就派我到汉长安城遗址主持那里的考古工作。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启动之时，我又想这里考古工作切入点是什么？其学术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时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研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什么？这些都必须首先心中有数，才能开始工作。我当时考虑，都城之中，固然民居很重要，手工业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都城之所以成为都城，是因为有皇帝在那儿，皇帝在那儿你得找皇帝的活动平台，那就是宫殿。因此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些思考。大家都说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不好做，周期太长，做一辈子有时也写不出一本报告，我们考古研究所、考古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以为并不尽然如此。我从1985年开始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做到1989年就开始编未央宫的发掘报告，到1992年我和李毓芳就基本交稿了。后来因为科学出版社的编辑生病了，就拖到1996年才出版。这就是我的田野工作，一步步来做，当时是有规划的，前面的工作都是为后面工作进一步深入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