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包括三大主题:人性论、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这场论争为文学主体性观点的提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是文学主体性观点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文学主体性理论接续和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并将讨论引向了深入和系统,利用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资源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调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具有马克思主义基调的同时夸大了精神主体的作用并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

　　关键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文学主体性

　　作者简介:季水河(1954- ),男,四川邻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W005)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文学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广泛而热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这场讨论,肯定了人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张扬了人的自觉意识与主体意识,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学主体性研究。

　　1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的三大主题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包括三大主题: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系统中,人性理论侧重于研究人的属性与本质,回答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等问题;异化理论侧重于研究人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己的、强制性的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对人的肉体的摧残,对人的劳动成果的掠夺,以及人的非人化等问题;人道主义理论,侧重于研究如何正确对待人的本质,尊重人的个性,实现人的解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1]113-114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主要是围绕这三大主题展开的。

　　1.1 人性问题的讨论

　　人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人性”的含义与构成。朱光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概念指人的“自然本性”,主要由人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所构成。他说,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2]。王元化则不同意朱光潜将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即社会本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性概念主要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恰恰是那种为人所特有、失去了它人就不成其为人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人的社会性”[3]。王润生、朱晶等人则持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这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王润生说:“马克思是把人性和需要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需要由人性所决定,而决定需要的人性当然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个方面。”[4]朱晶、傅树声则进一步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人性都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但自然性又往往受到社会性的影响和制约[5]。除以上3种主要观点外,还有人认为人性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或人的类特性等。

　　其二,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与文学艺术的关联。20世纪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一直都与文学艺术相关联。30年代初期,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人性问题的论争也是主要围绕文艺问题展开的,讨论的主题是文学到底有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提人性问题,也主要是批判文学艺术领域中存在的抽象的人性、超阶级的人性观,强调文学艺术只能表现具体的人性、阶级的人性。50～60年代的人性问题论争也始于文艺界,是以文学艺术为载体,以文学艺术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去讨论人性问题的,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都是针对当时文坛和文艺创作缺少人性、人情味而呼唤文学艺术作品中人性回归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人性问题讨论同样与文学艺术相联系,既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人性回归的结果,又在讨论中进一步促进了文学艺术对人性的深度开掘。朱晶、傅树声首先批判了“人性即阶级性”公式对文学艺术的不良影响,认为“‘人性即阶级性’的公式,看似强调了阶级性的重要,实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人性观,它否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抽掉了人性的现实基础,势必导致文艺创作以及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5]。刘再复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讨论有着重要联系,马克思主义人性问题的讨论恢复了人性在文学中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性的重新发现,从伤痕文学开始就是如此。伤痕文学的根本优点,就在于它开始接触到人性深处的矛盾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性的深度”[6]。毛星则认为,文学艺术表现人性没错,但应该有一个度,即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他说:“阶级社会中有共通的人性、人情,但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来探索个人的心灵”,不能对人性的所有方面都毫无选择地加以表现[7]。敏泽对文学艺术作品中过度描写抽象人性表现出了担忧,他指出:“把抽象的人性作为旗帜高举起,并把它和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看做是对立的观点,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唐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8]

　　1.2 异化问题的讨论

　　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可以理解为劳动异化。劳动异化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即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和人的异化”[9]。

　　其二,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薛德震等人肯定地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违反人性的罪恶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还进一步发挥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已经提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必然导致人性异化的思想。”[9]周扬也强调:“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这在《资本论》中说得很清楚。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来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10]另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黄枏森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我认为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简单地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是不对的。”[11]

　　其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能否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有异化表现,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还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这种观点以王若水为代表,他说:“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异化?……我想我们应当承认,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不仅有思想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12]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异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这种观点以林建公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社会主义不产生异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不断产生和存在下去。”[13]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时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异化现象但并非马克思说的异化劳动。这种观点以黄枏森为代表,他说:“不仅从广义的异化,即使从狭义的异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避免的,都会出现的,很难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现象,何况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异化现象不等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11]

　　其四,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与文学研究。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以“借助这一方法论,来探讨异化与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异化与西方文学的整体关系而言,“异化是促进西方文学变革的动力之一”,“异化为西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供了条件”,“异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永恒主题”。异化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联非常紧密,西方现代派作家是以“异化的讴歌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是被社会、环境所异化的“无家可归的异化人”、“页边旁注的人”;他们作品中的生活,是“技术异化”的图景,表现的是“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们的读者观,多是“有意识地推行使他们与读者隔离的体裁”,“让人摸不着头脑”[14][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