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在国际文艺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并伴随全球化大潮而漂洋过海涌入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无论是文艺理论、文学批评，还是诸如“新历史”小说等文艺创作都深受其史学理论影响，以不同方式书写着“新”的史学观。新历史主义批评在为我们提供新鲜的学术资源和拓宽审视问题视角的同时，也颠覆了人们固有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走向极端而滑向历史相对主义的泥潭。这种倾向值得我们重视。

　　新历史主义既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同时，又是文艺批评的方法——当然，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观统领下的文艺批评。尽管它们的具体名称有所差异，有的称作“文化诗学”，有的以“文化唯物主义”命名，有的侧重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的热衷于文本批评实践，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家族相似性”——高举着“新历史主义”的大旗。这里的“新”历史是相对以往历史主义之“旧”而言的。后者特指以意大利维科、法国卢梭和德国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目的论，又称作思辨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形成遵循着客观的必然规律（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进程以抽象的神秘的某种意志、精神为驱动力。这里，概念的自我运行代替现实的历史具体运动，思辨的联系代替现实联系，并以此为目的、尺寸来“裁剪历史”。与此相关，历史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镶嵌于历史“大背景”之中，并假定这个历史背景（语境）具有文艺本身所无法达到的真实性与具体性，因此，历史是文艺的决定因素，文艺创作所追求揭示的是“历史真相”，文艺研究的目的就是力图再现作者的原意、作者的世界和当时的文化面貌，因此，历史才是甄别文艺水平高低优劣的最高标尺。

　　新历史主义对上述观点予以坚决否定。它们强调研究者的“在场”，强调历史的文本性，认为历史研究不过是各种文本之间以及文本与现实的对话。强调历史书写的主观性，抹掉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于是，“历史”迷失了边界与坐标，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