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其四，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编辑流程。此前，祖德同志主持刊物工作期间，已经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与规章。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与编辑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编辑部决定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管理。为此，由我起草了《编辑工作流程》与《〈中国史研究〉论文稿学术质量审编标准》，由时任副主编彭卫同志起草了《〈中国史研究〉文稿技术处理规范》。在《编辑工作流程》中明确规定了每个岗位的具体职责，规定了每个工作环节的质量要求与进度要求。在《〈中国史研究〉论文稿学术质量审编标准》中，参考院科研局与新闻所课题组分别设计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提出了关于稿件学术质量的四项标准——学术价值性标准、科学性标准、学术规范性标准、技术规范性标准。在《〈中国史研究〉文稿技术处理规范》中对稿件体例逐项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标准与规范不仅是编辑人员必须遵循的，同时也是对作者来稿的要求。所以，这些文件制定后都及时在《中国史研究》上公布，让学者们知晓并按这些规定和要求投稿。

　　其五，从《中国史研究》的封面封底设计、用纸、版式、纸张等各个环节，提高刊物的出版质量。此前，由于出版经费所限，《中国史研究》及《中国史研究动态》封面、正文用纸的档次都不高，封面用胶版纸，缺乏光泽，正文用纸既薄又发黄，版面也比较拥挤。杂志社成立后，节省了原先支付出版社的管理费，遂用来改良用纸。封面重新设计，采用铜版纸，光彩熠熠；正文改用胶版纸，显得厚实。全刊页面增加半个印张（8页），而行数和每行字数则有所减少，版式落落大方。经过上述改进，整个刊物的面貌焕然一新。

　　其六，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简称电子杂志社）签订合作出版协议，出版电子期刊。此前，两刊只有纸质版，而编辑部又没有出版电子期刊的能力。得知电子杂志社成立后，编辑部立即行动，在全院各期刊中第一批与电子杂志社签订协议。由此，两刊不仅有了电子版，而且节省了排版费用（电子杂志社只收排版材料费，不收录入费）。他们安排的印刷厂规模大、设备好，也提高了刊物的印刷质量，保证了出版进度。

　　其七，与《历史研究》等史学期刊成立“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推进史学评论工作的开展。1996年春，《中国史研究》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共六家史学期刊编辑部（第二年《史学理论研究》加入，增至七家），成立了“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定期聚会交流学术动态、史学图书出版情况及各刊书评编发经验，并由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提供资助，成倍提高书评稿酬。《中国史研究》与其他六刊相互促进，大力加强书评组稿工作，注意编发学术质量较高的书评，尤其是严肃尖锐的批评性书评。《中国史研究》先后刊发了《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健笔破旧蹊 鸿篇开新局——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书评，受到学界“点赞”。这些书评后被“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入《史学新书评》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时间不长，前后四年左右。其间除常务性的编审工作外，又与编辑部同仁一道完成了上述几件大事。《中国史研究》能继往开来，是编辑部全体同仁齐心协力、积极努力的结果。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作为“半路出家”的兼职主编，会一筹莫展、寸步难行。对我自己来说，那段工作经历让我深切体验了学术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苦与乐，并让我能在退休之后又应聘投入社科院科研局组织的图书、期刊两个专家组的审读工作，得以在人生的暮年发挥余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