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说明了平均利润率不仅不违背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本文从规律的客观性、规律不是直接的现实、规律的形成和显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确理解“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含义四个方面，对平均利润率规律乃至一般经济规律理论的哲学意蕴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 键 词：价值；剩余价值；价格；生产价格；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

　　作者简介：赵家祥(1937- )，男，天津人，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唐昆雄(1962- )，男，湖南邵东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3)06-0020-09

　　一、问题的由来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它首先是一部系统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它的每一个经济学原理都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其第3卷中的平均利润率理论，就是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经济学原理的典型范例。

　　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出版，恩格斯在1885年5月5日为这一卷写了序言。在序言的结尾处，恩格斯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请他们回答的问题：“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1]25恩格斯并且告诉他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在1903年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一文中，把恩格斯提出的这个问题称之为价值理论的“根本性的经济学之谜”，并且指出：“没有第三卷，就不能理解真正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规律，就不能理解分割为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剩余价值，就不能理解价值规律在竞争内部的作用。”[2]102,103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既指出了平均利润率理论在《资本论》中的重要地位，又说明了解决这个理论问题的极大难度。令人十分遗憾，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虽然从多方面研究了《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但却对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提出的平均利润率这个有关价值理论的“根本性的经济学之谜”的哲学意蕴重视不够，缺乏研究。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些探索性的研究，抛砖引玉，期望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资本论》的同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于1894年出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中，回顾了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回答他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提出的这个价值理论的“根本性的经济学之谜”问题的。下面把恩格斯的回顾作一简略的叙述。

　　德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莱克西斯教授，只是含糊地、肤浅地大体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远没有得到解决。第一个真正地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康拉德·施米特，他试图把形成市场价格的细节既同价值规律又同平均利润协调起来。恩格斯既肯定了施米特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可取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回答存在的问题。说明他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既有的经济范畴的束缚，仍然认为积累的劳动和活劳动都形成价值，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不适用了。继施米特之后，美国化学家和工厂主彼得·法尔曼也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法尔曼虽然已经接近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但由于他忽视了许多中间环节，仍然没有完全地、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尤利乌斯·沃尔弗认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与他的价值理论相矛盾，应该推翻。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基尔·洛里亚，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同起来，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的量取决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的看法是同事实相矛盾的。在他看来，剩余价值或利润，不是取决于可变资本，而是取决于总资本。所以他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平均利润率理论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二者之间协调的问题是根本不能解决的。美国纽约的医学博士乔治·斯蒂贝林，自认为通过复杂的计算找到了平均利润率与价值理论协调起来的解决办法，但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他还故意歪曲事实，捏造出马克思认为利润是始终不变的谎言，而且他对马克思讲的利润率下降的说明也是完全错误的。本来马克思确实证明了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斯蒂贝林却捏造了所谓的“马克思关于始终不变的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针对这种捏造，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科学的原则。他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3]26恩格斯提出的这个研究科学的原则十分重要，现在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常常不是“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因而也就常常“阅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总之，从恩格斯1885年提出这个问题到1894年《资本论》第3卷出版为止的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确地回答了恩格斯所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和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这两篇中，通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科学地回答了恩格斯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生产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形成以前，市场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是市场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中，对价值规律的这种作用形式做了论证和分析。在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商品交换是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市场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围绕生产价格这个中心上下波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二篇中对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这种形式作了科学的论证和分析。马克思同时指出，生产价格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价值的变动。从一个生产部门来看，生产价格和价值可以不一致，但生产价格还是以价值为基础，随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动而变动。平均利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它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间重新分配的结果，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换形式。所以，市场价格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并没有否定价值规律，只不过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3]201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违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中对价值规律的看法，平均利润率理论是与价值规律理论相矛盾的，《资本论》第3卷与第1卷和第2卷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他们的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上面的论证，十分有说服力地驳斥了他们的错误理解，正确地说明了“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而且必须不仅不违背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这个价值理论的“根本性的经济学之谜”。

　　马克思对如何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做了分析和说明。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影响利润率的高低。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利润率越低；反之，资本的有机构成越低，利润率越高。所以，“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3]174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3]177这里的“一般利润率”就是“平均利润率”。这就是说，生产价格以平均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平均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利润率为前提。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这样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通过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就形成了平均利润率。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对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客观必然性做了透彻的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生产部门不同的利润率，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趋于平均化，形成平均利润率的客观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平均利润率才发生作用。”[4]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规律或平均利润率规律作了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的概括。他指出：“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3]181

　　马克思虽然对平均利润率规律，更一般地说，对一般经济规律的哲学意蕴作了精辟的概括，但他却没有进一步对这个概括做具体的论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以下简称《增补》)和《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尔纳·桑巴特和1895年3月12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等人的信中，对平均利润率规律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哲学意蕴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论证。下面我们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从规律的客观性、规律不是直接的现实、规律的形成和显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确理解“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含义四个方面，对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和一般经济规律理论的哲学意蕴做些深入的探讨。

　　二、规律的客观性

　　康拉德·施米特认为，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纯粹的逻辑过程，是一种假设和虚构，因而没有客观性。在恩格斯看来，虽然他认为这是理论上必要的假设和虚构，也是根本错误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怎样从剩余价值中引出平均利润，从而第一次回答了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这个平均利润率的水平是怎样决定的。”“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3]1013这就是说，逻辑过程既不是假设，也不是虚构，而是历史过程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对历史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二篇和第三篇中，对“平均利润率的水平是怎样决定的”这一问题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说明。马克思说：“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3]196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要解决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全部困难”，关键在于要把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加以区分。在商品生产者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简单商品经济中，例如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并不存在平均利润率问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原始共同体那里，也是如此。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才存在平均利润率及其形成的问题。恩格斯在《增补》中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只不过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部困难”之所在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大概轮廓，没有来得及对此加以详细发挥，因而需要详细地谈一谈。

　　恩格斯在《增补》中，对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了详尽的考察。从原始共同体之间在毗邻地区的物物交换，到原始共同体解体后产生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之间的交换，再到中世纪的农民之间、手工业者之间以及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特别是专门的商人产生以后的交换，最后到产业资本家占主导地位以后的商品交换，恩格斯通过对这几千年产品交换和商品交换演变的整个历史过程的考察，详细地说明了平均利润率是怎样形成的。最后他对这个过程作了总结：“如果说工场手工业由于产品变得便宜而迅速发展起来，那么大工业就更加如此。大工业通过它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革命，使商品的生产费用越降越低，并且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它还由此为资本最终地征服了国内市场，使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陷于绝境，把小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排挤掉，使整个民族为资本服务。它还使不同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利润平均化为一个一般的利润率，最后，它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保证工业取得应有的支配地位，因为它把一向阻碍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绝大部分障碍清除掉。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就大致完成了。”[3]1026-1027恩格斯接着指出，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这种转化是在当事人的意识或意图之外，依照客观规律进行的。”[3]1027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对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说得更加透彻。他指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进程，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曾预见到的后果。”[5]691这是说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进程”及其规律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恩格斯接着说，把这个历史规律客观性的原理“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率。但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5]恩格斯强调指出，正因为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这个过程是客观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所以发现它是十分困难的，马克思和他自己花费了很大力气、用了很长时间才达到了“对这个过程的正确理解”。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需要单个资本家有意识的合作，如果单个资本家意识到，他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多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得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相当清楚了”，[5]690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早就发现了平均利润率规律。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他之所以没有认识到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客观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虚构，是受到了“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折衷主义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思辨中”，而“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5]692，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