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战后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社会变迁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景象，“丰裕”概念成为一种时髦用语，这尤其体现在J•K•加布莱斯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一书中，它描述了一个现实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消费商品极大丰富的景象，有时它也被用来与之前的朴实年代作对比以从中感受到普遍繁荣、愿景与机遇(如“丰裕时代”概念)，此外还被用来指称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适应和混合型经济的成功(如“丰裕资本主义”概念)。丰裕概念一提出便在以下几方面引起关注: (1)英国的“丰裕时代”指的是从战后匮乏时期结束直到经济下滑的70年代初这一时段，这一时期思想争论的主题——“大众社会”的产生、消费主义的崛起、阶级构成的变化、交往媒介的重要性——延续或深化了学者们的相关讨论。(2)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早期新左派逐渐意识到丰裕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不能预先设定的，因此更加重视那些造成和影响人们对时代变化所产生的思想反映的因素。丰裕与客观实在一样，具有主观建构的色彩，当用政治与意识形态来定义丰裕概念的时候，它已经被理论所框定并被用于表达希望和恐惧、推断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当代的争论和接踵而来的学术与社会主义问题都被认为是由丰裕所导致的，殊不知，由丰裕扩张所导致的产业化影响遍布整个政治谱系。正如马克•贾维斯指出的，保守党深刻地觉察到丰裕对道德文化范畴、资本对繁荣的影响，从而把自己当作推动社会进步和自由的因素。针对丰裕而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是复杂的，虽然这并没有在新兴的“修正主义”和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中得到充分阐述，但它却是工党主张公共所有制所引发争论的核心问题。工党的修正主义在意识多样化进程中被很好地重新审视，而且在战后英国的相关争论中也得到了重视。同样，社会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心地位，他们引证的范围比“原教旨主义者”预估到的更加宽泛。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讨论来看，历史学者愈加关注政治文化的规范性作用，劳伦斯•布莱克从更加宽泛的角度阐述了左派对丰裕的解释，认为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文化因素使得大多数左派对“极大程度上屈就于繁荣”产生了愧疚，这使他们无法对20 世纪50 年代的转变作出真切的回应。(3)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普通大众，都注意到了与丰裕相伴随着的意识形态争论，原因有多方面，一个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内部趋势的深入分析;另一个因素是对处社会底层的经济社会变迁受益者的“通俗化、民主化强调”:更高的工人收入、福利国家、新型白领职业的出现、广告、信用贷款和消费商品的泛滥、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及郊区的城市化等因素都在加速社会转型、减少社会差异，以构建出一个大众社会。一位乐观的平民主义者提到，政客和广告人通过对大众的赤裸裸吸引以获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报酬。文学、政治和文化分别对这个过程中暴露出的感性和物质主义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此外，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突出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比较典型的学者是迈克尔•杨、理查德•蒂特马斯、皮特•汤森和布莱恩•阿贝尔-史密斯等人，他们就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福利供给、健康政策和贫困问题等展开了大量讨论，对政治和学术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学术与政治的交叉使得关于丰裕的讨论更复杂:杰出的修正主义者包括德宾和盖茨克尔在参政之前就拥有了学术地位; 克罗斯曼和斯查奇则对这些人兼具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双重身份表示诧异。

　　许多英国早期新左派思想家卷入到了围绕丰裕所引发的当代社会构建与批判的讨论中，1956到1963年，一些失落的社会主义者，包括E•P•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在内的历史学家，对激进学生持中立态度的斯图亚特•霍尔、查尔斯•泰勒和拉斐尔•萨缪尔，以及雷蒙德•威廉斯和拉尔夫•密里本德等人，以一种不稳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他们采用“新左派”的标签，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同时拒斥“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新模型。基于思想上的重要性、多元性和理论的可操作性，新左派确信有必要在基本原理的层面上反思社会主义，并且需要通过平民激进主义的竞选运动，使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当代英国相关联并具可行性。为了成为非传统的、游离于议会的、能够对工党中的左派产生影响力的人物，这些早期新左派者赞助了一系列本地的俱乐部网络，积极参与了核裁军运动( CND) 和教育、文化促进运动，并在其中担任领导角色。这样，新左派运动提供了一种新颖而严谨的针对英国政治景象的学术观点，由此而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本文将围绕两本杂志( 1956 年的《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1960 年合并成《新左派评论》，1962 年佩里•安德森当选为主编并进行了重组) 所形成的活动和知识氛围，来审视早期新左派围绕丰裕的四个主题——战后资本主义性质、公有制问题、“丰裕工人”形象和消费主义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含义—— 所进行的论战及其影响，目的是对该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问题作一个历史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