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规范性议题，当代英美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融合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内容，不仅在总体上对马克思与道德的关系，而且在具体层面上对马克思与权利和正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关 键 词：马克思；道德；权利；正义

　　作者简介：赵亚琼，1982年生，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

　　一般来说，规范性议题总是相对集中地体现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中。身处社会中的人们，不仅要知道单个人应该如何好好生活，而且要清楚如何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创造比较美好的人生。但每一个个体都有属于自身的人生规划和价值追求，在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不同类型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冲突？人际合作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就成为亟待回答的规范性议题。道德哲学主要处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相处时，行为上应该受到什么样的限制；而政治哲学则处理人们共同生存的合作条件应该合乎什么样的原则，因而，后者比较关心理想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政治强制力的道德合法性等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时刻塑造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间接影响我们对美好人生的计划安排，因此政治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也间接影响到个人日常的行为，在规范性这一层面上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很难截然二分。

　　马克思虽然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影响深远的学术造诣，但他毕竟不是职业的道德哲学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很难说他会有意识地去关注或者专门去研究上述类似的规范性议题。那么，如何理解规范性议题的具体内涵，它又何以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涌现出一批相当有影响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围绕“规范性议题”展开了大量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学习和借鉴。

　　一

　　首先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规范性议题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发生的。当代左翼学者G. A. 柯亨就此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具自传性却不乏吸引力的说明。

　　柯亨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犹太劳工家庭，早在幼年及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解并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个特殊的成长背景是他一生都无法逃避的宿命①。经过几年系统严格的哲学专业学习之后，柯亨成为教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青年教师，但这时他的学术兴趣却不在此，“我教授这门学科，但它并不是我的研究工作之所在，我的研究工作就是澄清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②。经过将近15年的潜心研究，柯亨应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创新性地解读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一系列经典理论，开创并引领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一步强化了他自幼对社会主义抱有的坚定信念。然而，诺齐克政治哲学的出现对其社会主义信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一挑战，柯亨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转向了规范性政治哲学，从为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谈到学术兴趣的前后变化，他这样自我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的变化引发了规范性问题。这些问题以前并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其政治意义也微乎其微，而现在，它们的政治意义举足轻重。这些深刻的变化可以解释关注点为什么会突然转移。”③

　　值得追问的是，像柯亨这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特别重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引发的规范性议题？

　　首先，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什么会普遍忽视规范正当性④(normative justification)问题以及为这种忽视做辩护的理由。柯亨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常以“科学社会主义”自称并引以为豪，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其追随者确实与傅里叶、欧文等社会主义先驱不同，他们不再对想象中的完美社会进行详细描绘，而是强调在实际的历史与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秩序的运行进行现实主义的理解，使远离现实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了坚实的事实性基础。但“对平等的原则或其他价值观与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十分关注，因而亦从未做过深入探究。相反，他们将注意力与精力集中于外围的事实性外壳上，大胆地提出关于一般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历史的阐释性论点，这些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理论领域的支配性权威，甚至是道义权威，因为它对历史问题及经济理论的深刻诠释足以证明其政治信念的厚重”。⑤

　　接着，柯亨重点以“平等”为例来分析从事实到规范的转变。他从小就相信人类终将获得共产主义的平等，像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物质平等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没有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去仔细思考平等为什么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以及究竟是什么使得平等在道义上具有约束力。平等行将实现，平等备受欢迎，因此在理论上研究它为什么受欢迎是在浪费时间”⑥，这种看法诉诸关于历史趋势的两个事实性分析：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由于工人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劣势末端，其社会位置有利于社会趋向平等。工人运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实力上，均会不断壮大，终有一天它会获得足够的力量，将孕育自己的不平等社会埋葬”⑦；另一个是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物质产品将会极大丰富，充分满足人们的各种生活需要。在上述两种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的共同作用下，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物质平等最终一定能够实现。然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使这种追求成为一种虚妄。对于仍然怀着社会主义平等信念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与此相应，我们来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以往未曾引起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甚至一度被嗤之以鼻的规范性问题是如何愈来愈凸显的。柯亨指出马克思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期间观察到的无产阶级具有四个显著特征：“(1)是社会赖以为继的生产者；(2)备受剥削；(3)构成(其家庭成员包含在内)社会的大多数；(4)极度贫困。”⑧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由此认为，当这样的无产阶级“为其状况所迫(特征(2)、(4))而不得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有能力(特征(1)、(3))取得成功时，就没有必要在原则上证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⑨；在无产阶级眼里“社会主义本身就成为要求民主、正义、人类的基本需求，甚至是普遍幸福的体现”⑩，当有这么多的道义原则可以证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正当性，就“不存在辨别哪一项或哪几项是基本原则的实际迫切性”(11)；只要上述几个特征汇集一身的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力量上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就能获得保障。然而，这四个特点同时汇集在同一群体身上并不是持久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技术上的日益精细化，无产阶级也越来越分化，特别是(2)与(4)两个特征的分离问题最严重。“受剥削”的人不一定是“极度贫穷”的，反之亦然。“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劳动者有获得其劳动产品的权利与利益、负担的平等原则之间做出抉择。前者是劳动剥削理论的体现，而后者否认一个人有权获得其劳动产品，并要求对支持极度贫困的非生产者(因此，这些人亦不是受剥削者)进行辩护。这是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曾遇到的首要的规范性问题。”(12)

　　经典马克思主义曾经希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可以达到非常富裕的状态，从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物质上的富足不仅是平等的充分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不仅是平等的前提，而且是合理高尚的社会的前提。”(13)然而，生态危机已经对全人类构成了极大威胁，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放弃通过实现物质富足获得平等的幻想。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降低，从道德角度看，巨大的贫富差距更加令人无法容忍。“我们不得不在稀缺的条件下去寻求平等，因此，我们必须比过去更为清楚地了解，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寻求是合理的，如何才能以制度的形式把它加以实施。这种认识应当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努力的指南。”(14)无产阶级的解体导致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关注规范性政治哲学，而对未来物质实现极大丰富丧失信心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关注点的这一转变。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需要与政治需要紧密相关，关系到社会主义信仰的合理证成，即为了阐扬社会主义，有必要对价值观与原则进行阐释，这一点现在已空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