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整个20世纪，从来没有哪个学术流派或思想团体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群体一样，亲身经历东西方两大对抗力量的挤压，亲身经历教条马克思主义的钳制，亲身经历谋求独立发展的历史困境。他们的独特经历促使其理论研究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使，促使其批判思想无时无刻不与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历史未来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促使他们的理论毫不放弃地直面历史本身并反复追问：历史到底是什么？通过直面历史问题形式，追问历史存在方式；直面历史反思意识，追问历史叙事逻辑；直面历史时间本源，追问历史生成向度；直面历史内在基底，追问历史本真意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推进到迄今为止鲜有企及的高度。

　　关 键 词：历史观；历史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李宝文(1967-　)，男，黑龙江绥化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4)01-0044-08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在《历史理论》序言中对自己从事的历史研究做过这样的理论定位和概括：“我所处理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著名学者所研究的问题。”[1]ⅶ赫勒的这种指认和表述不仅揭示了整个时代对于历史问题的集体意识，而且特别突出地表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总体思想诉求和理论指归。在整个20世纪，就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从来没有哪个学术流派或思想团体像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群体一样，亲身经历东西方两大对抗力量的挤压，亲身经历斯大林主义的钳制，亲身经历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亲身经历谋求独立发展的历史困境。这种特有的客观现实促使他们的批判思想自始至终都被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所驱使，促使他们的批判思想无时无刻不与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历史未来强烈地交织在一起，归根到底促使他们的全部理论都旨在毫不放弃地反复追问：历史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本质的追问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追问，关于历史意义的追问是一种直面历史本身的追问，关于历史未来的追问是一种立足于哲学的追问。通过这些追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推进到迄今为止鲜有企及的高度，从而呈现出极其强烈的时代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

　　一、直面历史问题形式，追问历史存在方式

　　谈及历史，人们总是要问：什么是历史？可以说，历史的本质就隐藏于这一问题的永恒追问之中，历史的意义就居身于这一问题的无穷思考之中。但是，问题的真正答案却往往并不在于对这个问题本身的答复，而在于对这个问题本身的不断反思。海德格尔在他的不朽名著《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存在”问题的反思在这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永恒的思想启示。海德格尔说，西方哲学自古以来一直执着于追问“存在”，但所赢获的却是“存在者”，“存在”本身久已被遗忘了。何故？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人们对于“Was ist sein ？(什么是存在？)”这一问题的问题形式出了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我们在追问“Was ist sein?(什么是存在？)”时，其本意实质上是要追问谓格的Sein(Ist的原形，存在)，而结果却变成了追问宾格的Sein(存在者化的存在)，最后所获得的“存在”根本就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与其相近的“存在者”。“存在者”是关涉“事质领域”存在物基本性质的提问，“存在”则是关涉“生存领域”存在本身何以可能的提问。前者是对存在者的本质属性的追问，后者是对存在本身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于存在者，我们可以问其“是什么”；对于存在，我们则必须改变“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2]6，由问其“是什么”转变为问其“是怎样存在的”。据此，我们才能达到解读存在意义的根本目的。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密切注意到作为“存在”意义的“历史”与作为“存在者”意义的“历史”之间的重大差别，在追问“什么是历史”这个深层问题的过程中抛开“历史”的存在者层面，直面“历史”的问题形式，追问“历史是怎样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就充分运用这种问题形式展开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科西克首先把海德格尔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存在概念转变为具有唯物主义内涵的实在概念，并指出：“实在是一个具体的总体，一个结构性的、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整体。”[3]23这种整体既不是一种物理事实，也不是一切事实之总和，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整体，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着、生成着的具体总体。由于这种总体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处于“存在”层面、相当于“存在”意义上的实在，所以我们对它的追问就不能运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而必须运用“怎样存在”的方式。为了阐明这一重大转变，科西克特别强调指出：“什么是实在？就社会实在而言，如果把这个问题转换成社会实在是怎样形成这个不同的问题，便可得到回答。这种通过确定社会实在怎样形成来确定社会实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包含着关于社会和人的革命性概念。”[3]31科西克认为，这种转换不是一种单纯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而是一种深刻的方法论变革。因为经过转换的问题形式已经不再是对于外在于人的实在本质的追问，而是对于内在于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所以，当科西克提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哲学家则问历史是什么，它究竟是如何可能的”[4]140的时候，当他提出“社会实在的历史行状(historism)不是环境的历史性(historcity)”[3]99、“实在高于其自身实存的环境和历史形式”[3]106的时候，当他提出“历史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它既包含着环境的历史性(historicity)，又包含着实在的历史行状(historism)。短暂的历史性沉入过去，并且一去不复返。历史行状则是持续着的东西的形成，是自我形成和创造”[3]104的时候，当他提出历史(如同艺术作品)的真理“不在时代的状况中，也不在社会决定作用或环境的历史性中，而是在作为起源和可重复性之统一的社会—历史实在之中，在作为人类特有实存的主—客体关系的展开和实现中”[3]99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科西克无处不在把他关于“历史是怎样存在的”这一方法论前提努力地贯彻到关于人类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的历史观之中，从而试图转变人们关于历史的态度和观点。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著名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无疑是论述历史问题最多的思想家。她关于历史问题的三部曲《历史理论》《碎片化的历史哲学》《现代性理论》自始至终都在追问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历史？不过，与科西克略不同的是，赫勒在追问“什么是历史”的时候，不是直接追问历史问题形式本身的“问之所问”，而是通过分析历史问题形式所做出的答案(即真理)反过来揭示历史问题形式的“答非所问”，从而告诫人们真正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在赫勒看来，历史真理是一种反思性的真理，这种真理既不能等同于关于事实的“真正知识”，也不能等同于某种正确的推论。她具体解释说：“‘这是真的’或‘那不是真的’，这样的回答并不是对‘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是对‘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它不是对探求真理的回答(就像在‘我想知道真相’中一样)。‘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和‘我想知道真理’的求索——亦即思考真理和欲求真理——是存在的立场，而不仅仅是认知的(认识论的)立场。”[5]30因此，赫勒指出，把自己置于提出此类问题和欲求真理地位的人，对于根据对/错的知识做出的回答并不满意，因为这并不是他们所思考和欲求的，他们真正思考和欲求的是真理的意义。换言之，当我们追问“什么是历史”的时候，真正期待的东西并不是某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可靠的答案，而是存在论意义上所思考和所欲求的历史究竟应当怎样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所包含的真正实质是要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真理的不断“欲求”，因为只有在对历史真理的不断“欲求”中人类才能不断地接近并确证自身存在的真实意义。

　　二、直面历史反思意识，追问历史叙事逻辑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致使他们的历史理论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反思意识。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领军人物卢卡奇在一踏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初便把反思历史意识作为全部研究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提了出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当代的历史意识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历史意识，它已经表现为一种阶级意识。他说：“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从直接既定的、历史的现实中推论出来，而在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就是这一直接的历史现实本身。”[6]114具体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阶级意识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它已经作为历史的事实而存在，当代的历史叙事逻辑必然反映并围绕它而展开。但是，卢卡奇强调指出，并非所有的阶级意识都能够充当历史意识，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充当历史意识。这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本身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这种主客体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无产阶级所要改变的不只是某一方面(包括自身)的命运，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熟程度标志着当代历史意识的成熟程度。显然，卢卡奇在反思历史意识的过程中，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指认为当代的历史意识，并试图通过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客体相统一的独特地位和使命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从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逻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卢卡奇的历史愿望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原因在于，一方面，他极力揭示并加以批判的普遍物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加吞噬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微调也客观地改变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和地位，尽管这个方面具有表面化的特征。这样一来，似乎卢卡奇关于历史意识的反思失去了理论意义。然而，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从此唤起了人们关于历史意识的普遍关注和反思。

　　继卢卡奇之后，一大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和方面展开历史意识的反思，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历史叙事逻辑。如，斯托扬诺维奇的面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逻辑，彼得洛维奇的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叙事逻辑，科西克的面向日常生活的历史叙事逻辑，赫勒的面向后现代的历史叙事逻辑，沙夫的面向人道主义的历史叙事逻辑，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只探讨具有代表性的赫勒和科西克。

　　由于深刻洞察了卢卡奇关于历史叙事逻辑的内在困境，赫勒站在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宽广的理论空间来思考历史意识问题。在赫勒看来，人类终有一死的有限性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促使人类总是自然而然地反复追问有关自身历史命运的深层问题。她说：“高更的塔希提绘画的著名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不断被提出来也不断得到回答，我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称为‘历史意识’。正是历史意识呈现出一个世界，还有，它构成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地理和叙事。”[5]10也就是说，历史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历史框架之中，它构成了人类历史叙事逻辑的必然基础。据此，赫勒把整个人类历史区分为六个历史意识阶段，即未经反思的一般性意识、反映在特殊性中的一般性意识、未经反思的普遍性意识、反映在一般性中的特殊性意识、经过反思的普遍性意识、经过反思的一般性意识。赫勒指出，这六个意识阶段既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意识范式，也不是一种指向某种确定目标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基于生存体验的语言范式和交流范式，一种无所谓历史的进步与退步之说的反思意识。赫勒认为，历史意识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螺旋式变化之后，最终在当代集中地以“经过反思的一般性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今，全世界及全世界所有的人又一次共处同一个阶段；如果他们不再共有别的东西，他们仍将共有历史意识。一般性已经得到反思，因为同时代共命运的观念已经出现在共同的视野中。”[5]13那么，到底何谓“经过反思的一般性意识”？在赫勒看来，它实质就是“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意识”。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意识不同于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意识。“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性是自我反思的，因为它也不断地质疑自身。它不仅仅是反讽性的，它还反讽性地对待反讽，或者无宁说是幽默地对待反讽。”[5]9所以，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意识是通过对当代历史(即现代性)的不断自我反思来筹划自身、建构自身，这便构成了面向后现代的历史叙事逻辑。

　　赫勒试图从人类总体同一性的角度探寻历史意识，科西克则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并且从历史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关系中追问历史的叙事逻辑。在科西克看来，日常生活是古往今来任何朝代任何人均不可或缺的生存常态。这种常态存在于每一时代，存在于每个人生活的每一天。日常表现为平淡无奇的世界，表现为人们熟知的世界，表现为直接经验与可重复性的世界。正是由于日常的这些特点，素朴的意识总会认为，日常不同于历史，日常是一个自然氛围或熟悉的氛围；历史则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日常表现为信任、熟识、亲近，表现为“故乡”；历史则表现为出轨、日常生活的打断，表现为意外和陌生。日常很少像历史一样能够自觉到它自身的存在。只有当历史打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日常才暴露其自身为日常性。因此，素朴的意识时常惊呼“日常断裂处历史显现”。似乎日常与历史是完全分离的、断裂的，只有当历史灾难性地闯入日常生活时日常才拥有了历史性。结果，“这一断裂把实在一劈两半，一面是历史的历史性，另一面是日常的非历史性。历史变化着，日常则保持不变”[4]44。然而，科西克批判性地指出，这种断裂意识是一种神秘化。“实际上，日常与历史是相互渗透的。在互相缠绕中，它们表面上的性质改变了。日常不再是平常意识所了解的那个样子。同样，历史也不再是它显现给平常意识的那个样子。”[4]44也就是说，日常原本是历史的基础和原材料，它支撑并滋养着历史，但它本身却被误解为没有历史并且在历史之外。针对这种误解日常历史维度的做法，科西克尖锐地质问：“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日常变成了‘工作日宗教’？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日常成了人类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条件？既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性之渊源，日常又如何最终与历史分离？它如何考虑历史中的自相矛盾，即事变和事件之间的相互矛盾？”[4]45在科西克看来，事实上，日常是一个现象世界，即使在掩盖历史实在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揭露历史实在。“把日常与可变性、历史僵硬地分开，一方面会导致历史的神秘化，这种历史的神秘化可以表现为马背上的皇帝和(大写的)历史；另一方面会抽空日常，导致平庸陈腐和‘工作日宗教’。与历史分离，日常会变得空洞乏味，以致演变成荒诞的不变性。与日常分离，历史就会变成一个荒诞的软弱无力的巨人，它作为灾难闯入日常却无法改变它，也就是说，它无法清除自身的陈腐，无法给它以充实的内容。”[4]45由此可见，日常与历史的分离，既剥夺了日常的历史维度，使日常无法向历史延伸，又阻断了历史的日常向度，使历史无法向日常回归。因此，科西克特别主张一种源自于日常生活的历史观。在科西克看来，虽然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把日常理解为一个本能的、熟识的、有规则的节律世界，进而把它视为荒谬的、毫无意义的世界。“然而，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对日常的荒诞性的意识，而在于人们在什么时候开始对它进行反省。”[4]49显然，在科西克看来，历史的真正难题不在于阐明或发现一种似是而非的历史本质，而在于“已经发现历史是人类实在的一个基本向度的历史意识，其本身却不能在自身内证明历史的真理是什么”[4]140。因此，科西克的态度是，只有当人类历史真正源自于日常生活本身时，历史的叙事逻辑才得以可能，历史的真理才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