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由具体国情所决定，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文化制约。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率先从俄共(布)实际出发提出执政中的文化制约问题；列宁的“警示”后来在实践中大体获得“应验”，文化制约成为导致苏共最终走向垮台的内在必然性逻辑。在一般规律层面，执政中的文化制约着重体现于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基本制度或具体政策，以及个人行为、作风等三个方面。对执政中文化制约问题的分析，既有助于正确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能够增进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执政；文化制约

　　作者简介：韦定广(1954-)，男，江苏盐城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析、总结共产党在非西方落后国家执政的得失成败，特别是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早已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重要课题。所持立场、角度不同，或方法、工具有异，结论未免色彩纷呈、莫衷一是。其中包括文化分析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成功抑或挫折与失败，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文化上的某种必然性。道理自然是有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支离破碎、零星散乱状况，使分析既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同时又恰如其分、全面系统，从而增进其学术价值以及对现实执政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列宁的警示及其在苏共执政中的“应验”

　　论及20世纪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列宁的地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但领导俄共(布)率先夺得政权，而且还在于理论素养全面而深邃，特别是对西欧文化和文明有着深刻的体验与认同。尤其值得注意的，通过吸收当时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上个人从政治实践中获得的体悟，列宁当时对人类文化学范畴的“文化”及其社会特性的分析实际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①例如，正式使用了“政治文化”概念，并更加注重以传统、习俗或民族心理等方式存在的隐型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上述两方面因素，使列宁在国际共运史上，成为第一个提出并广泛分析共产党执政中面临文化制约难题的领袖人物。

　　列宁在谈到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特征时，曾非常形象地阐述道：“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贻害我们。”[1](P407)如果说在俄共(布)执政前，对于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关系的认识多少还带有泛论性质，那么在十月革命后则不断具体而深刻，特别是逐渐集中于对实现有效执政制约的思考。列宁实际领导执政不足6年，对俄共(布)执政中文化制约的分析其视点却发生过三次大的转移：先是从乡村农民转向城市工人，再由普通群众到共产党员，最后聚焦于中央领导及高层执政部门。②同时对文化落后内涵的认识也存在大致相应的变化：起初主要着眼于文盲人口众多，后来更加注重隐型文化方面。在这过程中，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以及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分别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在俄共(布)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人深省地向全党提出：莫斯科“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支配呢？”所谓“别人的文化”，主要指俄罗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列宁认为共产党人作为军事上“征服者”，却有可能在执政中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2](P680)1922年4月初俄共(布)十一大闭幕后，列宁基本处于因病休养状态。然而，连续发生于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及俄共(布)中央高层领导中的一些情况，一再引起列宁的高度警觉。如司法人民委员部向中央提出让地方检察长接受“双重领导”的草案并获多数票通过；在准备建立苏维埃联盟过程中，俄共中央上层一些领导人态度粗暴尤其是不尊重异民族的权益；由于主要领导品行或作风问题而导致党内出现分裂迹象……这些表面属于发生在少数党的高层领导或某些领导机关内部的具体事务，根源却在旧文化挥之不去的影响。1922年5月下旬，列宁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2](P702)口述于1923年3月2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生前最后一篇重要文献，针对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中央工农检查院的种种弊端，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唯恐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充分注意与警惕，列宁紧接着又补充道：“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2](PP784-785)

　　这说明，列宁逝世前已经对俄共(布)执政前景表现出深刻的忧虑；而导致忧虑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对共产党自身面临多重文化因素严重制约的清醒省察。

　　首先是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众所周知，在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批评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很快“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并对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表示怀疑和担心；后又在补充意见中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不可容忍的”，因而明确建议将之调离该职位。其实不但斯大林，在对托洛茨基、皮达可夫等人的评价中，都指出具有“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缺陷；至于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捷尔任斯基等还努力为之袒护，列宁认为这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简直就和旧俄沙皇时代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没什么两样了。③一些西方学者经常从个人恩怨、成见角度，臆测上述分析和评价；其实如果真要找寻背后的内容，恐怕更为主要的，应该是列宁对沙皇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在党内严重存在的高度警惕。

　　俄国虽然地处欧洲，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却基本属于东方，甚至“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的落后的亚洲国家”。[3](PP. 426-427)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俄罗斯始终处于沙皇专制主义统治淫威之下。近千年的制度及其统治方式的熏陶、滋养与内化，最终使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不能不带有“真正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情绪”(列宁)。因而在列宁之后，我们看到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非但不是“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是不断浮现的封建化以及高度集权与专制：党内同志关系被严格的等级关系所代替；公仆意识变为高高在上的特权观念；总书记的“无限权力”被迅速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追求志同道合、民主平等的党最终蜕变为一个由唯一的、至高无上的领袖任意独断专行的党；“粗暴”变成暴力、行政手段为恐怖行径所取代，“杰尔席莫尔达之流”升级为对全党、全国掌握生杀大权的贝利亚。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最大政治败笔，莫过于在“党的领导”下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进行的各种暴力的或极端恐怖的措施，而这一切无论在形式还是实际影响上，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许多政治行为何其相似乃尔？！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阶级政权“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惟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4](P241)实际情况表明，缺少民主、缺少法治，滥用暴力、强制以及高度集权等等，这些带有浓厚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内容正是导致苏联共产党最后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因素。

　　列宁晚年对共产党执政的主要文化忧虑之二，是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沙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5](P6)官僚化的国家必然产生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传统。革命胜利后，共产党的执政制度、权力机构理应实行广泛民主并充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弊端日益严重：官僚习气泛滥，体现不出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特点；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效率极低；整天忙忙碌碌，思想品质有余而管理能力缺乏……④列宁要求俄共(布)中央建立工农检查院的本意，是为了监督各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运行，同各种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但成立不久，斯大林亲自领导下的工农检查院却同样“官僚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列宁愤恨地抨击道：“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2](P792)在其著作中甚至出现过“苏维埃官僚”和“党官僚”一类提法。“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6](P300)列宁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在结束战争及国内动荡基本平息之后，苏联共产党凭借其执政地位，很快形成了一个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并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按照列宁的思想，这正是“官僚制的实质”。[7](P111)官僚制下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产生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后果：一是迅速而广泛地滋生以谋取个人私利为特征的腐败；二是拒绝法治、拒绝权力监督。于是正如我们从大量实证材料上观察到的：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之风盛行；思想僵化、行为守旧和甘于维持现状的“奥勃洛莫夫习气”日升；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绝对听话、报喜不报忧等，成为各级机关或广大官员们的普遍品行；列宁曾经竭力倡导过的反对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各种手段，如党内高度民主、不同形式的群众监督、现代意义的法制等，或者形同虚设、或者荡然无存……结果，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犹如繁殖旺盛的白蚁，很快掏空了原本基础不牢、木质结构的苏共执政大厦；勉力维持70余年后，一阵微风吹来便无可挽回地毁于一旦！

　　苏共的执政地位是和苏维埃联盟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可悲的是，早在苏联成立之初，就由执政的共产党埋下了最终导致其解体的“伏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历史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空前肆虐”；[8]“许多世纪以来……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2](P100)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本来与共产党人的宗旨、理想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在执政后列宁反复强调：“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2](P101)但是，作为历史积淀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早已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列宁)，即使共产党人要想克服或避免又谈何容易？就在1922年底筹建苏联过程中，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在中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以及许多做法，就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阴魂不散之征兆。列宁见状愤慨至极，发誓要同党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在苏联正式宣告成立当天，列宁抱病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文章愤怒地指斥：在俄共(布)中央高层，“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2](P756)苍蝇沉没在牛奶里，纯为物欲本能使然；而共产党人沉没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却由历史文化惯性所导致，也就是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所概括的“集体无意识”。正是在“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政治文化心理作用下，沙皇统治时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种种表现都曾经在共产党执政中不同程度地“沉渣沆起”：在各联盟共和国强制推行俄语；对外疯狂扩张；在文化宣传中以表彰爱国主义的名义宣扬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者；在经济、政治生活中排斥、剥夺甚至惩罚异民族或其中的弱小民族……⑤

　　尽管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谁又能够否认以波罗的海三国肇始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是使苏联帝国大厦轰然倒塌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在同样意义上，决定苏联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的因素也很多，或者说，也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由产生的“合力”之结果；在这其中，被列宁所看重的文化，难道不具有某种内在逻辑的性质？当然，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或具体解读这一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