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如果不能及时而有效地遏制、调整群体间日益严重的利益分化和相互对立，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改革进程迟滞、政治秩序失范、基本共识消解乃至基本价值认同弱化的风险，进而对中国这一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并成为当代中国必须应对的公共性难题。强调个人利益绝对优先，忽视共同体对个人和群体的根本性作用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梦”，既强调共同体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又认为它与个人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其落脚点，还重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共同体的共同愿景，重塑了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和基本价值。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具有提振民族信心、稳固发展共识、凝聚中国力量、激发改革动力的政治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梦”；共同体；价值；政治意义

　　作者简介：颜德如，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迟晓蕾，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辽宁省委党校政治教研部。

　　几千年来，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不仅是其成员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政治组织，更是为内部成员提供道德支撑、塑造相近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认同的精神家园，在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成为中国人的栖息之地，其前途和长远图景关乎全体成员的当下福祉和未来命运。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内部结构变迁，中国内部的利益格局日益分化和多元，人们日益在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主题上关注中国的未来趋向，并以各自的利益为依据对指导理论和国家现实的发展路向提出各自主张。

　　自由主义视域的政治主张既无助于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又给共同体的持续存在造成根本威胁，从而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重大风险。正是这种在现实中体现出来的挑战和相关解决方案中所蕴涵的风险，迫切地提出了维护共同体长久存在的任务。

　　“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上述挑战与风险的回应。“中国梦”扬弃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优先的价值原则，在反思传统集体主义政治价值的基础上，首先确认了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国对于其内部成员利益实现的前提性作用，进而明确了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协作关系的展开。其次，“中国梦”还清晰地描绘了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奋斗目标，为共同价值的塑造和身份认同凝聚了相当丰厚的共识。从中国长期的持续健康发展和走向复兴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中国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作用。

　　一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内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分化趋势日渐清晰，全局性和局部性的新挑战逐渐显现并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内部利益分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却对共同体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一方面，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那些在政治、经济或知识方面掌握丰富的优势资源的群体，因为握有议程设置、路径选择和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权，所以在改革发展的大多数条件下都能获得相对多的利益，这样的群体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数量众多但相对弱势的群体则在利益实现的范围和途径方面受到结构性限定，而获益相对有限。甚至在某些改革中，某些群体的利益还会受损和下降。持续性的利益收益差别促使共同体内部利益群体差别意识的形成并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①。由于共同体内部升降通道作为“利益”之一，日益为既得利益群体所掌控，因而使共同体成员的流动幅度下降，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身份固化和身份“代际传承”的“马太效应”趋势②。由于既得利益群体既无动力去释放自身利益以弥补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失，又不愿意建立一个协同妥协的机制，而现有的相对弱势群体还无一具有真正推动利益关系调整的总体性思路和利益博弈能力，加之各自的利益基础和群体认同更加固化，并且在绝大多数群体，甚至包括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在内的成员形成了普遍的“弱势感”的自我认知，于是，既得利益群体和相对弱势群体之间形成了基本的对立和矛盾。在利益持续分化的条件下，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使共同体成员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弱势感”③，这进一步加强了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并危及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可以说，因为利益对立而引起的矛盾和共同体成员较为普遍的“弱势感”成为引发中国当前诸多问题的基础性因素。

　　但是，这种不对称的利益分化趋势难以持续。既得利益群体既利用普遍存在的“弱势感”和不满情绪阻碍改革的推动，又希望弱势群体继续安于既有的利益格局，这强化了弱势群体的不满和更为普遍的“弱势感”；而相对弱势群体则希望在基本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更为有利的位置。因而，利益已经分化的群体之间在利益格局、相互关系和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是影响中国未来国家统一和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态势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以后将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从此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相对弱势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两者能够秉持合作的态势，中国的发展前景就会比较光明；如果采取比较对立的态度，则中国的前景就比较暗淡。

　　由此而形成的对共同体的第一个挑战是使改革进程陷入迟滞。就当代中国内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变迁而言，人们尤为担心的一点是：随着共同体内部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由于利益抵牾而导致共同体内部矛盾的加剧致使改革的延宕。以改革的方式摆脱困境，建立新的适应时代和现实需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制，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中国的基本共识。

　　在最初设定的改革目标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改革的取向④，并以此为目标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并未根本实现，但却出现了改革势头迟滞的倾向。其原因首先在于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其次是由于改革过程出现的所谓“甩包袱”现象，导致相对弱势群体对于改革使得自身利益削弱的警惕和抵制，因而在共同体内部，改革已经很难获得其最初曾经得到的那种一致支持，而改革的迟滞会导致诸多重大难题积重难返。

　　第二个挑战是共同体内政治秩序失范的风险急剧上升。利益诉求的群体化和利益差距扩大化导致政治秩序的维持面临日益巨大的挑战，这也促使21世纪初期以来对共同体内部利益群体关系及其政治影响的反思，从而对一系列重要政策予以调整。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有学者曾表达过此类预测，“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加大财富分配方面的社会差异。在某个时候，或是因为政府可能要设法限制这种差异，或是由于基层出现的社会不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差距可以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⑤。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呈现出持续加大和利益矛盾加剧的态势，这种诸多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乃至对立的情势在复杂的冲突中对既有的政治格局和秩序构成现实性挑战。⑥这种挑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的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群体性事件中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⑦。这些非利益相关者是由共同体成员中具有的“弱势”化自我认知⑧，并形成较为严重的被剥夺和无助感的成员组成。大量直接在场和间接在场的非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以后，会使事件的参与度、影响力乃至破坏力成倍增加，并在较大程度上冲击既有的政治秩序，乃至威胁政权的合法性。

　　为应对21世纪以来愈加明显的社会变迁及其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施政理念和施政行为进行了重大调整。首先是利用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改善弱势群体的利益状况，比如终结农业税收并对农村进行补贴；建立起基本覆盖全体成员的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其次是调整基本分配原则，重新确定社会的分配方案。分配原则不再以追求效率为唯一目标，而是注重公平和发展成果的共享。分配的基本原则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整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以实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⑨然而，在进行既得利益群体和相对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和调整时，由于不同群体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存在矛盾，群体内部整合能力薄弱，导致共同体内部群体利益分化的趋势及其政治风险并未充分缓解。

　　第三个挑战也是最为根本的挑战，乃是基本共识的消解并危及共同体基本价值的认同。虽然共同体内部的所有群体都有改善其现状、增加收益的意图，但在对共同体层级的发展与改革的阶段性目标的优先次序，以及对阶段性目标的理解和界定方面，不同的群体甚至同一群体在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和态度，造成了共同体基本共识的破裂，进而促使共同体基本价值认同的弱化。在经济领域，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设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民营经济的地位以及待遇，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关系等等问题，存在着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并产生激烈的争论。⑩在政治领域，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之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优先点、改革成功的原因和依靠力量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和重大分歧，致使共同体内部难以形成关于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共识(11)。

　　当全国力量集中于经济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以后，中国必然面对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即从现实发展和价值追求两个层面上，中国的未来要走向何方？这个问题面临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挑战：在国际领域，包括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到中国周边某些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愈来愈关注中国的力量增长，并对中国将如何运用如此巨大力量怀有种种戒心。这种疑虑表现在具体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面，就是以“亚太再平衡”为重点的美国全球性战略调整并带动中国周边国家对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12)，致使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态势出现值得警惕的情况，并对中国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诸多环节构成无法回避的挑战。除去大国力量迅速变化所必然导致的国家间疑虑外，中国对自身力量及其运用的战略性规划不充分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国内层面，与国家经济和财富的迅速增加相伴随的是精神领域的困境日益凸显。该困境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并不明显，因为，人类必须首先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需要，才能开展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然而，在经济发展已经取得较大成效的条件下，那种只关注经济收益而缺少根本价值关怀，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当下的生活，忽视长远共同愿景的发展趋向的限制就凸现出来。具体表现为从群体性到个人性的短视和短期行为，缺少对长远的真正关注。经济的成功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追求，似乎经济发展成为共同体的唯一任务。然而，缺少共同愿景的共同体首先就意味着国家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危机，尤其是基本价值的冲突，进而造成前进的道路共识的破裂。可以说，对于共同体的诸多挑战，从根本上源于基本共识的破裂和基本价值观念认同的弱化，进而从基石的意义上威胁着共同体生存。对于进入全球化政治时代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共同愿景是对共同体稳定、发展极端重要的因素。在此意义上，基本共识的消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为根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