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社会理论意义上，以“劳动”作为“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选择和基本看法。生活世界理论和生存—实践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张力，但仍致力于弥合。而认识论意义上把“实践”解释为反教条的经验累积论在中国也根深蒂固。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而非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凸现自由、伦理、人文、审美等价值维度的“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人人关系维度看，“实践”　内含的各种张力、矛盾、复杂、多元、异质等都凸现出来，使实践智慧论和实践自悖谬论成为日益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统一、知—信—行的统一开始受到反思，而实践和生存的内在反讽性或许更凸现了哲学实践观的复杂内涵，以及区分不同层次的必要性。

　　关 键 词：劳动；实践；生活世界；生存论；经验；价值；自悖谬；实践智慧

　　作者简介：刘森林(1965-)，男，山东昌乐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3-0016-09

　　“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概念，对它的注释理解集中反映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貌。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实践”这个哲学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变化。在本文中，我将尝试梗概地描述20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实践”这个哲学概念认识的变化，勾勒其基本脉络并作出评价。作为作者的一孔之见，这种评价肯定存在某种遗漏与主观性。希望方家教正。

　　一、以“劳动”充作“实践”

　　“劳动”(labour)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上升，使得它被看成是惟一有益的人的活动——起码它与阿伦特所说的非自然、非天赋、需要学习的“工作”(work)合在一起，就足以成为现代社会中使人成为人的基础，也就是创造了人的生存，使人的生活成为可能的东西。而那些不从事这样的劳动与工作的人，则是只知道消费、没有用的食利者。没有生产力的劳动按照斯密和马克思的思想就是只知消费的懒汉们从事的活动，包括僧侣、乞丐、官僚甚至与物质生产无关的学者们从事的活动。也就是说，古希腊的纯“实践”活动（“行动”action）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被看作是具有生产力价值的“活动”了。以整合了“工作”（或“创制”）的“劳动”取代“实践”是斯密以来的近代经济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观点。如阿伦特所说，“摩登时代将劳动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于‘劳动的生产力’，马克思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观点，即劳动（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或劳动（而非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是整个摩登时代赞同的最激进、最一贯的表述。”[1]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一再失败，迫切需要把它当作是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策略被引进来的，所以，以“劳动”注释“实践”，强调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而蔑视与此无关的食利性活动，就异常符合中国人的理论需要。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开始，就高度弘扬“劳动”，也就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了。与斯密反对无生产力的活动一致，李大钊认为传统中国人“贪惰性成”，非常缺乏这种富有生产力的“劳动”的品格与精神。在他看来，引进弘扬“劳动”的“实践”精神恰好可以治愈这种顽疾，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把劳动看作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的现代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最初接受它的中国人那里一开始就产生了浓重的实用情结。李大钊先生当时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劳工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弘扬劳动精神，反对不事生产。这种基于实用性而对“实践”的“劳动”论解释，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的基本基调。除了马克思主义被用于为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和根除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的那段时间，情况一直如此。

　　显然，这种“实践”的承担主体是普通劳动者，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员即使能够成为这种劳动者队伍的一分子，那也是在他们的活动能够促进物质生产的意义上而言的，并不指涉到他们的政治参与和道德完善活动。如果政治活动也属于这种“实践”范围，那也是就政治活动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而展开、以经济利益的获取为中心指向这样的意义上而言的。这种情况，与中国民间传统的实用主义和世俗主义直接相关——弘扬普通民众从事的“劳动”的这种“实践”，势必也会把这种“实践”的承担主体的文化习性和传统凸现出来，使之成为解释这种“实践”的根基和框架。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种“实践”的解释模式中，已经喻示了一种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英主义文化传统的拒斥，使得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那种道德—政治意义上的实践诉求边缘化、次要化和虚无化。这种解释模式把通过政治参与谋求伦理善的实现的伦理—政治型“实践”解释成派生性的、直接由“劳动”决定的活动。直接支持上述解释模式的民众的文化习性和传统还一度受到尊崇，直到科学技术的分量在这种实践体系中被大大提升之后，日见在“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致力于改造其日常生活层面仍然没有理性化、现代化的民众，致力于把民众改造得不但在“劳动”和“工作”中，而且在“日常生存”中，都符合理性化的要求，达到理性化的水准。下面对“实践”的生活世界解释模式就显示出了这样的状况。

　　近20多年来，这种“实践”概念的地位、内涵、辐射力并没有多大改变，改变的只是被注入了技术、科学等内容，并越来越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这种现代型“实践”的承担者——实践主体的形象也面临着重新理解。因为这种现代实践主体喻示着一种自己能使世界重新合理化，把世界重新安排得井井有条、和谐有序的理想化设定，喻示着“要”和“能”把自立主体的内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使每个人都通过建功立业而创造一种美好甚至理想社会生活的诉求。这种具有内在的巨大潜能，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他者仅凭自身便能自足自立的内在品质，因而作为仅凭自性便能傲然立世、在世界上最为崇高、最有尊严的现代主体，作为笛卡尔以来、启蒙运动一直在弘扬的思想，实际上只是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才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被提了出来。这种个人主体取代了以前那种群体主体之后，因为更加容易消解存在于群体文化中的某些超验理想而使得个人化主体更容易与缺乏共同伦理、道德规范的“劳动型”“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使得更有利于这种“劳动型实践”的伸张与巩固。

　　二、从生活世界解释模式到生存论模式

　　近10多年来，受现象学以及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生活世界”理论被用来解释“实践”。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概念的解释影响并不大。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要改造自在的生活世界，把它改造成理性化的现代世界。衣俊卿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在充满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中国日常生活世界中，“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经济化，类比归纳”是起支配性作用的同质性图式；①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缺乏，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等等，都构成了中国日常生活的特征。在他看来，单凭日常生活的图式进行活动是无法在现代世界立足的，传统的日常生活图式是走向现代化的负担。处在具有上述特征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显然无法胜任商品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他受卢卡奇特别是赫勒(Agnes Heller)日常生活论的影响，推崇赫勒日常生活人道化的设想，主张改变日常生活的自在性状态，使之走向自觉化，也就是使个人由自发和自在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状态。最后得出：“显然，现在已经是建立日常生活哲学、呼吁自觉的日常生活变革与重建的历史时刻了。日常生活变革的内涵十分丰富，但从前述可以看出，其核心有二：发展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培养主体的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2]

　　这样看来，衣俊卿教授推崇的实践模式仍然是现代化的理性模式，与列费弗尔和海德格尔反思现代日常生活的用意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使日常生活自觉化也就是改变日常生活的落后面貌，使尚未理性化的日常生活不再拖现代化的后腿。这仍然是第一种实践模式向日常生活领域的一种推广。当然，不同的意见仍然存在。如衣俊卿教授的同事尹树广教授就强调生活世界（活动和交往）的全面性，对应于工业化世界的片面性；强调这种全面性的自然基础（感官的丰富），强调生活世界的本源性以及其中蕴含的真实和能动的力量，对应于近代以来工业化世界的次生性和靠分工体系谋求片面化发展那令人质疑的性质。这些都是为了凸现生活世界作为价值理想和评判尺度的意义。[3]这与衣俊卿的基本立场不同。他推崇的生活世界理论是舒茨(Alfred Schutz)的。按照这样一种生活世界的观念来解释“实践”概念，那就势必会把“实践”看作是凸现人的个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活动，是只有大写的人才能做到的活动，甚至是尚未被现代工业化活动，尚未被“劳动”浸染的那种活动。而生活世界的意味则是，“实践”不再是取代物质实体的另一种实体，而是对话、开放、全面、批判的世界。而通过哈贝马斯理解的生活世界理论表明的是，交往行为所依据的意义共享、秩序规范、传统、相互理解和协调，构成了主要的实践知识，这些参与者共有的实践知识是生活世界中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实践行为发生的主要凭依。“经过社会化过程，它们则变成了立场、资质、感觉方式以及认同。”[4]依靠这些资源，参与者对所在的世界担负责任。这种共享资源、实践知识、相互协调和理解都是主体实践论所忽视的。

　　与此思路类似，李文阁教授强调实践就是一种生活。生活的全面性、初始性和混沌性都包含在其中。他认为，对马克思而言，实践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代用语”，他凸显实践是为了回归现实生活总体，是为确立一种现实性思维。这种“现实性思维当然要从现存出发，但它恰恰要否定现存，达到‘应然’或理想”。[5]

　　看来，在把日常生活自觉化并力主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与反思现代工业“实践”的片面性、经验性、被动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张力或矛盾。生存—实践论也力图消除这样矛盾，并把经济生产活动，以及对这种经济活动进行超越的、寻求生命意义的活动内在结合起来，认为实践作为人生存的基本方式，内在地包括了最为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并在这种活动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当“人们的实际能力发展到能够自由地从事各种活动并自由地缔结社会关系的程度，个人屈从于分工或人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疏离，就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6]121这意味着，“实践”是作为人的生命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活动来展现出来的，“是对象性的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向自我同时也是向世界和未来而生的那种辩证生存方式。”[6]125与马克思的主张类似，这种理解认为，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不断取得进步的基础上，肯定会产生出使超越性的生存意义、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在“劳动”象征着的必需品生产与“实践”象征着的超越性的“善”之间，存在着某种本来的、必然的、固有的内在关联。这种理解甚至也看到了“实践”内含着的内在悖谬与矛盾，但它仍然停留在自在—自觉的二分法模式中，强烈地认定人能消除这悖谬与矛盾，实现自由自觉的生存。[6]108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最后一种对“实践”的理解模式将超越这种乐观的信奉，而对现代实践所导致和促发的人的生存中的自悖谬与内在矛盾的美好解决这种乐观主义信仰则深切地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