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包大为（1989—），男，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探索和战斗，使得人类历史从私有制产生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戏剧性的”而非“叙事性的”内容，决定了人类解放这一政治哲学议题将在新的社会制度和历史阶段被进一步地追问。革命的实践使得列宁的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行动指向，穿透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彻底批判和不断革命使得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为显著的发展成果，同时也注定了其理论使命将在今天乃至未来得到延续。

　　关键词：列宁主义；政治哲学；唯物辩证法

　　列宁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政治哲学中呈现为一种对抗，这种对抗的巅峰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其终极形式就是对列宁主义的理论性和哲学性的否定，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权宜之计。哲学的斗争因此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延续，对列宁主义分别抱以支持和批评态度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两派斗争至今仍在后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延续着［1］。然而，列宁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书斋式的学问，其所追求的客观真理并不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概念化，而是力图通过将概念转变成“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2］181，即赋予哲学以投入现实斗争的政治属性和物质力量。

　　一、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性

　　自从1903年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与民粹主义和孟什维克的决裂使得列宁主义的哲学得以清晰地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但是在长期的对话中，列宁哲学始终无法摆脱被视作“异质性”哲学的批判，这种“异质性”或是被指认为“新形而上学”、或是被指认为“非哲学”。列宁哲学与马尔库塞、柯尔施和卢卡奇等人的紧张的理论关系，首先就表现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界说和定位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赋予反映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以重要的哲学和政治意义，这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言说中却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哲学的反动。

　　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列宁所强调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这一点部分地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的论点相洽。科莱蒂断言“反映论在马恩著作中几乎完全不重要”［3］，认识论的重要性只不过在于与古典思辨哲学的决裂。他们认为，列宁的关于革命行动的论证过多依赖于教条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终使得列宁主义“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从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4］17。如果20世纪初的“新形势”仅仅指的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以及在这种资本主义普遍统治之下社会民主党人和第二国际运动的消退，那么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之角度来看，马尔库塞拒绝承认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似乎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性”与一个世纪前的伯恩施坦和波格丹诺夫所坚持的“经验”和“唯物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就是接受资本主义世界“新形势”的合理性、却将尚未在现实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视为“旧的理论”［4］18。持有几乎同样观点和态度的柯尔施，更是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是对辩证法的背离，并且认为列宁形而上学地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