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永康（1978—），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胡小玲（1991—），女，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与后康德的理性主义类似，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动机乃是要克服康德的物自身问题，使其获得可知性。物自身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必然设定，一方面为认识提供了材料，另一方面却标定了认识能力界限。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试图通过扩张人类的理性能力，将物自身改造为主体范围内的一个抽象规定，从而“消灭”物自身。而叔本华则坚持康德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将康德的自由意志与物自身概念综合起来，成为一个非理性的形而上学意志。叔本华又参照柏拉图的理念论，试图建立一个沟通现象和物自身的机制，从而保证后者的可知性。然而叔本华的这种理论建构，尤其是其认识论上的努力与其哲学的最初前提和立场是相悖的，这直接导致他在意志可知性问题上又陷入新的困境。

　　关键词：物自身；理性；意志形而上学；叔本华

　　基金项目：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批判理论的问题史研究”（201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研究”（NKZXA10024）

　　一般而言，叔本华被视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开创者，其对尼采哲学和二十世纪生命哲学的影响是学界的主要关注点；而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康德哲学起源及其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则没有得到适当评估，尤其是其中隐藏的理性动机长期被忽略。事实上，尽管如卢卡奇所说叔本华是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者，但是也不乏克罗纳这样的哲学史家认为叔本华以一个意志论者开始，却最终变为一个理智论者［1］49，托马斯·曼甚至说叔本华是一位最合乎理性的非理性哲学家，因为他极力想根据理性主义来解释人和世界的非理性的盲目力量［2］。由此我们已可以窥见，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而只有在与康德哲学和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关联中，我们才有可能打开其内在的结构。与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类似，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乃是为了弥补康德哲学留下的“缺憾”，表明物自身的可知性。在叔本华看来，黑格尔等人的理性主义方案最终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不可能把握真实本体。然而在他将意志确立为世界本体的时候，却也不得不纠缠于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本体的问题。

　　一、 物自身问题与理性批判

　　叔本华曾反复强调，自己的哲学是在“康德思想路线的影响下，是必然以之为前提，并由此出发的”［3］564；其哲学的宏观框架，即表象（Vorstellung）与意志（Wille）的划分，正是源于康德关于现象（Phaenomen）与物自身（Ding an sich）的划分。而叔本华哲学的基本意图，正是试图基于这个基本框架，使在康德哲学中不可知的物自身获得一个积极肯定的意义。所以，要想理解叔本华哲学的内在动机和逻辑，就必定要回到康德哲学的物自身问题。

　　物自身在康德哲学里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康德在考虑知识的质料来源时，必然地需要设定一个物自身，这种设定是无矛盾的；而另一方面，虽然物自身“就其自己来说是实在的，但对我们却处于不可知的状态”［4］，任何主张关于物自身的知识都是独断形而上学遗留下的弊病。所以，就康德的理性体系来说，物自身最终成为一个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标志。如雅可比所说，离开物自身的我们不能进入康德哲学，而借助于物自身我们却又必然要走出康德哲学。按照他的说法，康德之后的哲学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将先验哲学发展为一个封闭体系，成为一种“自由的斯宾诺莎主义”，但物自身或者真实的存在仍然被排斥在外，结果就得出一种虚无的理性体系；二是在先验哲学的概念系统之外寻求把握物自身的直接途径，例如雅可比本人提出的信仰［5］。显然，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正是雅可比所启发的“自由的斯宾诺莎主义”，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将物自身排斥在外，而是力图将其作为非我或者实体包摄入理性主体的范围之中，使之成为思想的一个抽象规定而变得可以理解。而叔本华的立场则与雅可比类似，试图在坚持康德的二元划分的前提下，寻求物自身问题的解决，然而这种解决就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意义上的“跳跃”为条件，甚至超出“可理解性”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