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从文本角度考察，马克思是如何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并经过反复的斟酌和思考，最终确立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我们就会认识到“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概念，而不是机械的教条。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通称 《资本论》第2稿）中，马克思在完成著名的 《剩余价值理论》之后，又补写了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后期代表人物乔·拉姆赛等人的评述。这部分补写的内容收录在即将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中，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3册的相关内容，译文进行了大量的重新校订和核对。正是从马克思对拉姆赛等人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

　　从“国家的经济结构”到“社会的经济结构”

　　众所周知，德文版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在该文本中已经比较确定和成熟。当然，这个概念还有不同的表述，如“社会生产形态”、“社会形态”等。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相关内容中，马克思对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的引文进行了评论。在引文中，琼斯将“国家的经济结构”定义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最初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制度和土地剩余产品的分配而建立起来的，资本家的出现使这些关系发生了改变，而资本家是作为从事财富的生产和交换并为工人提供食物和工作的当事人出现的。在评论琼斯的劳动基金 （即劳动者消费的收入总量）时，马克思将 “国家的经济结构”改用为 “社会的经济结构”：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围绕着劳动形式旋转的，即围绕着劳动者借以占有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形式旋转的。从概念演化的角度来说，“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一个环节。尽管 “社会的经济结构”还不同于 “经济的社会形态”，但二者在内涵上是一致的，都是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

　　“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改成了“社会”。在英文中，nation既有 “国家”的意思，也有“国民”的意思，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国民”一词原文就是nation。从书名可以看出，斯密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对于斯密来说，财富是全体国民的，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社会的。在撰写《资本论》时，马克思也许想到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因为，第一卷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将“国民的财富”改用为“社会的财富”，而在前面有关经济结构的例子中，马克思也是将“国家”改用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