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深入开展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提供了新的条件。本文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巴黎手稿》这两部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讨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微妙的差异问题以及《巴黎手稿》的评价问题，论述了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对于解读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性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文献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

　　作者简介：吴敏，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室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8)05-0063-04

　　近年来，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汉译广松版和MEGA2先行版的出版，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可喜的新动向，这就是真正从文献学考证的成果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学理性研究。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权威报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现代哲学》等纷纷刊登有关《形态》和《巴黎手稿》等经典著作的研究论文，形成了一股以文献学研究成果带动文本解读为特征的新潮流。本文就是对《形态》和《巴黎手稿》这两部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取得的新成果所作的综述。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新进展

　　1、《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但是，由于这本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公开发表，且其最重要的部分《费尔巴哈》章的手稿是未定稿，还需要整理、编辑排列后才能正式出版，因此，《形态》的出版本身存在着一个编辑问题，且这个编辑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学者们发现，《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是极富特殊意义的最真实、最直观的珍贵史料，它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删除、修改和增补的写作状况信息；包含了基本手稿和誊清稿、修改稿等可分时间先后的写作过程信息；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不同的用词法等作者个性信息，等等。研究者可以通过辨认两人写作状况、写作过程以及作者个性等差异，直观他们思想的异同，考察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等。因此，这部手稿的编辑方针和编排质量，将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这个重要文本的解读，进而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非常遗憾的是，作为旧《全集》版底本的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的《形态》编辑却不甚令人满意，因为它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分成了40多个片断，无视原作者所标注的页码，按照编者的主观意图恣意地对手稿进行了编辑排列。[1]正因为旧《全集》版存在着这样的缺陷，同时也由于1962年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巴纳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现了夹杂在马克思其它遗稿当中的《形态》“遗失”部分的三页手稿，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的巴加图利亚、日本的广松涉和东德的陶伯特等人，就不约而同地对“费尔巴哈章”进行了文献学考证，并纷纷提出了新的编辑方针。

　　根据清华大学韩立新的介绍，目前国际上关于《形态》编辑问题的实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组版方式和手稿排序。组版方式是《形态》编辑问题中引起广泛争议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国际上对于组版方式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在正式文本中只印最终文稿，至于删改和加写部分等，在卷末“异文明细”或别卷中予以说明。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阿多拉茨基版、MEGA2的试刊版(1972年)和先行版(2004年)。该组版方式的优点是读起来比较流畅，但最大的缺陷是无法从直观上把握手稿的修改过程和记载状况。第二种是尽可能按照手稿的原样，像照片那样把原始手稿以及修改过程等直接印在正文中。这一组版方式的代表是梁赞诺夫版(1926年)、广松版(1974年)、涩谷版(1998年)和岩波文库版(2002年)，该方式采取了尽可能忠实地复原手稿状况的组版方针，把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记、栏外笔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等信息都直接印在正文中。

　　手稿排序是编辑问题的另一个讨论中心。从目前国际上各版的排序方针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按手稿的内容结构进行编排，目的是使手稿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作品。显然，这样编排将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编者的主观意图。另一种是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序。这一种方案不把《形态》手稿编辑成一本著作，而是尊重各篇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在兼顾各篇手稿完整性的同时，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编者的主观意图，但这样会破坏《形态》作为一部著作在结构上的完整性。此外，由于手稿的写作顺序和马恩对原始手稿的修改和加写时间尚无定论，这一方案也不可避免地会渗入编者的主观推测。

　　根据国际MEGA2编辑委员会日本编委会“《形态》电子版编辑小组”成员涩谷正、平子友长、渡边宪等学者的介绍，2006年11月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简称BBW)召开了“德日专家关于新MEGA的编辑会议”，决定为新MEGA第Ⅰ部分第5卷编辑一部电子版(CD—ROOM版)，作为《形态》印刷版的附录。电子版中不但包括了依据原始手稿解读出来的文本，而且还直接附上了手稿的影印件；读者不仅可以自由地核对手稿与影印件，而且通过预先的设定只要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改变手稿的排列顺序。《形态》电子版的出版将使每位读者都可以直接面对绝对的第一手文献，打破了一部分专家对手稿的垄断权，对于马克思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2、《形态》“编辑问题”在中日两国的影响

　　《形态》的编辑问题在中国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得到重视。中国一直使用的完整中文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卷。这一文本，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主要是以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版为基础的。1988年，人民出版社又发行了《费尔巴哈》章的单行本。该版依据的是1966年的新德文版。相较于老《全集》版，该版在编辑上吸收了巴加图利亚的编辑方针，并补充了巴纳1962年发现的那3页手稿，但遗憾的是，它却省去了关于删除、修改、增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迹的记载。2005年，由张一兵主持编译的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对原书名作了更改)。张一兵在汉译广松版的译序中高度赞扬了广松版的价值，认为广松版使多年来一直沿用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的中国研究者第一次可以在文本中直观地看到“马克思是怎样修改恩格斯的文章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是如何推敲自己的文章的”[1]342，也“第一次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了解到文献学在‘回到马克思’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1]342。该书中译本一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展开激烈的讨论。日本学者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以及国内学者鲁克俭等人认为，广松版在对手稿修改过程的再现上没有超过1932年阿多拉茨基版的水平。张一兵与小林昌人坚持广松版具有重要的文献和历史价值。韩立新则表明了对出版汉译广松版这一事件的中立立场。尽管在争论中不乏尖锐的对立，但这是中国马哲界首次参与国际上最前沿的MEGA2问题的讨论，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形态》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有可能影响我国至今还未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形态》编译工作。

　　3、《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

　　《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以下试举二例说明。

　　一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证问题。我们都知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逻辑起点。在实践这个关键问题上，西方部分学者一直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说”，广松版的出版为问题的进一步澄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张一兵指出，在广松涉所编辑的版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在目前的手稿上，这段话是由恩格斯从栏外补入的。[1]16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始者最重要而且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另外，根据MEGA2的先行版、汉译广松版和比其更为可靠的涩谷版，那句常常被当作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根据的著名话，即“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是由恩格斯写的。这对于那些强调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人来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文献学事实。

　　二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微妙的差异问题。根据韩立新的介绍，日本著名的《形态》专家望月清司通过辨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就发现：在第17页左栏的基本手稿中，由恩格斯插入的增补笔迹部分有“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34这样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述。从这段话来看，恩格斯对分工概念和共产主义的理解带有乌托邦色彩。对此，马克思表示了不同意见。在这段文字的旁边，即手稿17页右栏下面、18页和19页的右栏，[1]35-39由马克思插入的笔迹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分工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革命必需的实践前提，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大工业和社会分工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是普遍交往的完成和自由个人的联合。从这段话来看，马克思肯定了以分工和交往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对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据此，望月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分工概念以及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明显差别的结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