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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及其理论源流
2020年04月24日 10:46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 作者:王军 刘毅 字号
2020年04月24日 10:46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1期 作者:王军 刘毅
关键词:民族团结;民族政治;民族理论;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团结;民族政治;民族理论;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

  【摘要】民族团结话语是一种介质,它不仅体现着民族团结思想和观念,指向民族团结政策、制度等宏观议题,还型塑规约着民族团结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的话语实现了从“大家庭”到“花”(花朵-花园),再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多样话语演进历程。这三个民族团结话语切片在内涵和表达方式上有各自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理论源流支撑。民族团结三个话语“切片”作为政治社会化符号,从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积淀形成的庞大、生动的“符号宝库”中汲取灵感和营养,在不同时期进行现代式话语再建构,将传承性、创新性、指向性与美誉性融于一体,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民族团结;民族政治;民族理论;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王军,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刘毅,男,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JZD041)。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民族实际的变化和民族政策的调适,民族团结话语在文本呈现和表达方式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总体而言,民族团结话语经历了三次大建构,实现了从“大家庭”到“花”(花朵-花园),再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符号演进和话语递进。三者都采取了生动的比喻修辞手段,但符号所指(signified)的意涵逐步丰富,话语本身的美誉度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深入在不断提升。本文试图从话语分析角度阐释民族团结,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三次话语建构的理论源流。

  一、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民族工作的必要及可能

  话语具有强烈的反映性质,话语活动“以言施为”,反映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重视话语的力量是西方政治学的悠久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学》中首次将修辞学与政治学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修辞学“是有用的”,可以让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深入探究了话语形成的机制,建构了系统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总体而言,他认为话语能以独特视角塑造普遍解释力,“可以有效地解析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类使用符号的话语实践”。因此,话语的价值远比使用符号(symbol)指称事物要大得多,它与权力之间可以建立内在的联系——“话语生产和再生产权力”,权力通过话语而生成,所有的权力都是话语的权力。或者可以理解为,话语赋予了权力新的功能场域,即“话语权”。福柯的话语理论给许多人文社科研究者带来了新的学术灵感和研究路径。话语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兴起“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学术思潮,将语言与民族认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治行动的过程与结果等关联起来,主张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语言为中心,“把语言学当作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新力量,多元无序地渗透到不同研究领域”。特定的政治话语蕴含着特定的政治意义,政治话语高度反映政治现实和政治现象,因而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经验材料——通过分析话语的表达方式、梳理话语的演化变迁以理解和阐释“话语背后的政治”。

  话语为中国民族工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进路。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和发展,新中国的民族政治形成了生动活泼、内涵丰富、不断演进的话语体系,其呈现方式和载体十分丰富,既立体多维,又广泛多元。从广义上看,《宪法》中关于民族部分的条款,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等政治文本中涉及民族事务的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民族法律法规,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类会议、座谈、接见、视察、调研等活动中关于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讲话,各种相关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大众传播媒介中涉及民族的内容等都包含于民族政治话语的范畴中。

  观察现有关于中国民族工作话语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由于“话语”概念周延性较强,研究者们从民族政治话语的语义、符号特点、功能转型、权力象征等不同侧面出发,就话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话语与民族团结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创新性、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权等议题作了分析和阐释,成果主要集中于近5年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采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以及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法等定量的实证分析法,因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是包括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研究趋势。当然,从话语角度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的成果远非上述研究所能涵盖。总体而言,民族工作话语的研究空间和前景广阔。

  二、民族团结话语的三个“切片”与三次建构

  本文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和升华,这首先是民族团结在民族政治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的。“团结”是《宪法》所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键词之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其次,作为符号的民族“团结”具有深厚而丰富的政治社会意涵,阐释空间巨大。如今对于中国民众而言,“维护民族团结”这一观念已深深内化于心,并反映在日常的自觉行动中,成为一种道德自觉,也成为“公民性”的一部分,正是这一特性的最好体现。

  民族团结话语体系甚为庞杂,下文聚焦三个“切片”:一是形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大家庭”,二是形容各民族和民族团结的“花”(花朵-花园),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大家庭”、“花”(花朵-花园)和“石榴籽”在新中国民族团结话语发展史上各自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坐标,是民族团结系统中三个重要的符号载体和具体意象。必须指出的是,三个话语都具有各自的活力,彼此并不是替代关系,而存在一种有机的创新性递进。

  1.“大家庭”:新中国历史最久的民族团结话语。“大家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最久的民族团结话语,最早见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第六章“民族政策”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大家庭”从此成为官方和民间形容民族团结的主流话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均以“大家庭”描述新中国民族团结的状态,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我们主张把全国各民族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许多宣传民族团结、普及民族知识的教材、书籍等也都采用了“大家庭”这一话语,如1996年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主编、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民族大家庭》,2002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省小学教材《中华民族大家庭》,2010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华民族大家庭知识读本》等。党的十八大以后,“大家庭”话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升华,体现了新的价值,最主要的是描述了“大家庭”与各成员之间、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大家庭”到中华民族是“大家庭”的转变:平等团结的各民族是“家庭成员”,民族关系是“大家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一体”的中华民族与“多元”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大家庭”的话语加以固定,以国族而非政权实现了族际整合的路径创新。更重要的是,“大家庭”还与另一个政治话语“中国梦”紧密相连,从而实现了话语意义的升华:“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大家庭”还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话语基础,按照“共同体”最朴素的定义——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家庭作为人的“首属群体”,就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共同体。如果说维系家庭的首要纽带是亲缘、情感等“家庭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在“大家庭”的基础上融入了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利益就是“中国梦”。“大家庭”与“中国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多次得到诠释:2015年国庆前夕,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2019年,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大家庭”话语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属性。2019年2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俞建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阐述中国人权主张,介绍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时就强调:“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

  2.“大花园”:民族团结话语的传唱符号。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为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引吭高歌”,创作出诗歌《民族大花园》,他在诗中写道:“祖国是一座多民族的大花园,百花齐放,花团锦簇,人寿年丰。”这是“花”这一符号首次出现在民族团结的话语中。费孝通1989年在“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上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时,将中华民族比喻为“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1991年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会歌《爱我中华》因其采用了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将各民族比喻为花朵,朗朗上口。这首歌传唱于大江南北,并多次在央视春晚中亮相,还被编入中学音乐教材,甚至曾经随中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登上太空。“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支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歌词并未直接涉及“花园”,但显而易见,歌词既然将各民族比喻为花朵,那么各民族所在的“中华”正是花朵所生长生活的花园。与《爱我中华》相对应的是一首几乎所有的中国儿童都会唱的儿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活泼鲜明的曲调来源于新疆民歌,因其儿歌题材,歌词简洁易懂且极具教育意义。“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这首歌的歌词并没有直接提到各民族就是祖国“花园”里鲜艳的“花朵”,但在各地学校的教学实践中,都将这首儿歌作为民族团结主题的歌曲。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类大众传播媒介涉及民族团结的报道中,“花”(花朵-花园)是出现率极高的一个符号,如《解放军报》的《强军征程盛开民族团结之花》、中国新闻网的《广东东莞援疆:民族交融绽放出绚烂花朵》、《新疆经济报》的《内高班是一座民族团结的大花园》等等。

  3.“石榴籽”:新时代民族团结话语的创新。“石榴籽”是民族团结话语最近的创新。“石榴籽”首次作为民族团结话语出现,是在2014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自那以后,“石榴籽”这一比喻多次出现在涉及民族议题的各种政治场合中。2017年,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的审议时谈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年,“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表述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之中。还是2017年,在给库尔班大叔后人的回信中,习近平写道:“希望你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2018年,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要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同年,习近平在内蒙古基层考察时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要认真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石榴籽”是“民族团结”彩车的主题。国庆期间,“石榴籽”亦是首都“民族团结”花坛的主题。由此可见,“石榴籽”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核心象征,成为民族团结的重要话语。话语拥有文化价值,“不仅从情感上还从利益上固化着人们对所在的社会共同体即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认同,使这些社会共同体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话语具备社会建构功能,从“大家庭”到“花”(花朵-花园)再到“石榴籽”,民族团结话语不仅承载和传播了民族团结的信息,还参与了一个将民族团结视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社会伦理风尚的建构,更推动确立了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意味着一种实践,民族团结话语的演进所体现和表达的正是中国民族政治实践的与时俱进。话语还反映了执政能力,民族团结话语美誉度的不断提升(主要体现在内涵的充实、功能的精准化、美学价值的丰富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话语质量的不懈追求,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持续增强的执政能力。

作者简介

姓名:王军 刘毅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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