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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作业的拓展与反思   ——媒介人类学的视角
2019年11月28日 09:08 来源:《新闻记者》(沪)2017年第12期 作者:孙信茹 字号
关键词:田野作业/媒介人类学/传播

内容摘要:来源于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有其一整套严格的工作方法和学术规范,媒介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较为重视田野作业的方法和运用。

关键词:田野作业/媒介人类学/传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来源于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有其一整套严格的工作方法和学术规范,媒介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者较为重视田野作业的方法和运用。然而,伴随媒介和传播展开的文化实践日益丰富,传媒和空间、身份认同、交往网络等议题和研究领域得到扩展,这促使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要做出延展和转变。作者认为,媒介人类学的田野,应不仅关注空间,也应转向“关系”;媒介和传播,应不仅理解为技术和中介,也应将其看作是情境和网络;作为重要方法的个案研究,应努力实现“超越个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反思,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媒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范围和深度,同时这样的讨论,将有助于建立研究共同体的某种“共鸣感”,从而形成特定社会知识的基础,以及真正理解他人的立场。

  关 键 词:田野作业/媒介人类学/传播

  标题注释:201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微信与都市流动人口社会关系建构”,项目编号:17BXW058。

  作者简介:孙信茹,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反思”缘起

  “田野作业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界定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标准。”①拉比诺在著名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译本序《哲学地反思田野作业》开篇这样提到。的确,当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民族志被人们广为接纳后,“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②继而,人类学的民族志依托田野作业并将其逐渐总结形成一整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学术规范。

  长期以来,田野作业多集中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该专业的研究者要通过田野作业,才能完成学术生涯中的“成年礼”。之后,田野作业也逐渐进入到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中,例如教育学的研究中,有学者在校长办公室展开田野观察,近距离审视学校如何运行,特别是学校日常工作是如何开展的。③医学研究领域中,有研究者深入到法国社会的中医师社会生活中,观察地道的法国人如何重塑和想象全新形态的“中医”,以此来讨论文化交流的问题。④其他领域不一而足。而在新闻传播领域,近些年也有较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田野作业的方法展开调查与分析。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学界兴起“新闻室观察研究”,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都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由此产生的“新闻室观察研究”特指“研究者在新闻机构里进行长时间的观察,甚至当起记者,亲身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然后根据观察所得,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新闻制作过程做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新闻内容如何受各种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因素的影响”。⑤显然,在这里,长时间的观察、亲身的参与是研究者了解新闻生产过程的基础。除了新闻传播本身的研究领域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传播学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对话,从而延伸出新的研究对象和讨论议题。如丁未在深圳对“攸县的哥”这个边缘群体的田野作业中,探讨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的问题。⑥这个研究用李金铨教授的话说,是传播社会学的杰作,是将“地方经验”提升到“全球理论”的一个范例。⑦

  在诸多研究领域中,田野作业和个案考察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凸显,它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深层结构,抓‘典型’,从中演绎出特有的洞见和层层叠叠的意义”。⑧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媒介人类学研究实践和探索中,研究者也较多地运用了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方法,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开始显现。在我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后,不少研究者开始在此领域中探索,对此,郭建斌曾做梳理认为,在中国内地的新闻传播研究中,最早使用田野调查方法并有较大影响的是陆晔和潘忠党的《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在为期3-6个月的参与观察中获得资料。几乎同一时期,孙信茹也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位于云南元江的一个社区(甘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察,这是一篇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硕士论文。⑨2003年,郭建斌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进行半年的田野调查后,完成了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第一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⑩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宽,田野作业的方法也被更多的学者运用,自此,“这是一个每个人类学家都应是媒体人类学家,每个传媒研究者都是人类学的传播学者的年代”。(1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研究者都较为重视田野作业的方法。较多的研究者不仅在实践田野作业方法,同时也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思考该方法的规范性、有效性以及研究者的伦理等一系列问题。李金铨在为丁未著作所做的“序言”中提到:“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学者应该如何自持?学者和研究对象如何保持互信而不逾矩?学者是否可以隐藏身份?学者如何妥善使用田野记录,才不辜负对方的信任?”(12)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有着诸多的讨论和共识。尽管人类学界从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的田野观察标准之后,就力图“客观”“真实”地呈现研究对象,“不惊扰里面的住户”“社会科学家的这样一个理想化状态符合富有威望的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科学标准”,(13)但是,这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研究者和田野对象开始遭遇之初,就必定会面对来自人与田野现场的各种“拷问”。

  这些讨论,涉及的是田野作业的具体操作及其如何检验研究真实性等问题。然而,除了面对媒介人类学田野作业中的工作规范、研究者自我角色以及与被研究者关系等问题之外,事实上,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更大的现实情境则是整个社会已然和传统社会产生较大的差异,社会多个层面的流动性和交往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媒介作为一种中介和技术如何嵌入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还必须将媒介看作社会转型与变革中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或重要力量,去关注媒介和特定社会、人群复杂的互动及关系。这种转变,意味着研究者应注意当下媒介人类学中的“田野”范围的改变,同时还必须去思考特定方法的使用对研究议题所具有的实质性价值和意义。因此,媒介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可以跳出对研究方法一般操作和运用层面的讨论,让我们去直视田野作业所面对的那些变化了的社会情境,那些延伸和改变了的空间,当然也要重新理解传播与媒介、研究个案是否可进行更深的拓展等问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展开一些讨论及反思。

  二、媒介人类学和田野作业

  要讨论媒介人类学和田野作业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追溯两者之间的渊源。在人类学的研究历程中,人类学家较早地将“媒介”引入到研究过程和方法中,但这种引入在早年更多停留在将其看作完成研究的辅助性工具。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就曾鼓励学生在田野调查中用拍摄照片的方法记录材料。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经典之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4)中的田野资料得以搜集和建立起来,依托的重要来源就是日本电影。在和美籍日本人一起观看日本电影的过程中,她对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做出解释。之后,在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的研究中,媒介不仅成为基本的记录工具和作品呈现手段,甚至影像本身就成为研究对象。例如,一些研究者在少数民族社区将照相机或摄影机交给村民,由他们自己完成拍摄,从而探究媒介对他们文化的改变及当地人如何运用技术来“发声”。

  在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们提出了对媒介人类学的阐释和定义。按照相关研究者的观点,所谓媒介人类学是“对媒介实践进行的民族志研究,能对文化差异进行精细的分析,是一种利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去理解明确的媒介化实践跟其他实践暗含的媒介化实践之间关系的(跨学科的)批判性理论建构”。(15)这个概念中也明确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其中的重要性。郭建斌认为,媒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了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如媒介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等环节以及对媒体这个概念的分析。(16)对于后一个研究领域,不难看到,媒体的概念在今天得到了大大的拓展。研究者对媒介的关注不仅仅限于工具或技术本身,还逐渐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和研究领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广泛进入社会各个场域和学术研究领域后,媒介不只成为影响新的文化表达的工具,同时也被研究者看作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或是新的社会影响力量。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逐渐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因而,“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最为活跃的生活领域”,(17)今日无论都市空间,还是乡村生活,媒介和传播开始崭露更多的头角,不再只是简单或外在性的改变及推动力量,传媒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互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说,在过去,传媒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意味着享乐、闲暇和逃避,以至他们从来不从学术角度研究它们,(18)但近些年来,“研究这些媒体在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已是当务之急”,传媒“几乎在每一个实地考察点都能遇到,因为大众传媒已经以种种形式触及大多数社会”。(19)这种转向,意味着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议题将十分广阔。除了较为传统的对媒介受众的研究之外,使用者伴随媒介展开的文化实践、传媒和空间、身份认同等议题也颇为人们所青睐。尤其是“不同的人是怎样地创造和使用不同的媒体,以及这些媒体又是如何根植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20)这些内容开始被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关注。也有学者提出,去理解媒介生产、流通及接受,则势必要“聚焦于当地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他们作为不同形式的媒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行为者的意识”(21)等。

  从上述媒介人类学研究议题和范围的扩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在今天社会各个层面所展开的复杂的互动。当然,伴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也获得进一步拓展,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和田野作业方法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在线社区等领域。虚拟社区和新兴人群的集聚,带来崭新和多样的文化表达,媒介人类学对这个空间和领域的涉足,大大开拓了媒介社会文化意义研究的可能性。

  当然,正如人类学研究中“离不开对具体时间、空间和行动主体”(22)的把握和描述一样,媒介人类学首先是阐释的学问,因此“描述先在的意识如何影响文化行事者当前的行动,当前行动又如何使其发现新意义并将其作为今后行动意识的过程”。(23)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但却展示了阐释学的要旨是要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反思性地理解自我的社会和文化”。(24)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深入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从而把握现象本质和展开意义阐释。因此,其中的核心在于“理解”,即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始终处于一种互为主体的互动关系中,最终实现双方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而要达成这种理解,最好的途径和方法莫过于研究者亲临现场、展开田野作业。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媒介人类学研究和田野作业多半是须臾不可分的。研究者只有在观察与聆听的过程中,才能去“了解目标社区和结构性时间的时空场景及其构成,呈现和阐释行事者行动的意义体系和结构条件”。(25)当然,研究者只有通过亲身的参与和借助“在那里”,才能去切身体会局内人的感受,去阐释微观现象和本土经验。

作者简介

姓名:孙信茹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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