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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经济互动的族群流动与文化建构 藏彝走廊“化賨”与“打賨”的经济人类学解析
2016年11月10日 10:29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作者:李红春 金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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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红春,男,回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金杰,男,回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至今活跃于云南西北部藏彝走廊的丽江及大理的汉、纳西、白、回等族群民间的“賨”是民间自发性的经济互助形式的经济现象。伴随历史变迁,如今丽江纳西族“化賨”的当代变迁呈现出地方社会文化再生产或社会文化资本化转变,而大理回族“打賨”已经成为地方重要融资渠道,并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体来看,两个区域賨文化的流变所表述出的特定时代性与族群社会文化诉求,实践着不同的族群互动与文化建构。

  关 键 词:賨/嵌入/经济互动/文化实践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藏彝走廊回族文化多样性与和谐族际关系研究”(项目号:13CMZ024)的阶段性成果。

  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及族际频繁流动性是走廊地区最为重要的特征,经济是实现不同族群间经济、社会及文化的重要媒介,是形成区域共享的重要途径。作为历史至今活跃于丽江、大理地区的纳西、白、回、汉等族群民间的“賨”(cong),是民间自发性的经济互助形式,同时也是族际交往的重要渠道。作为地方性文化传统的“賨”在区域性社会中有着一套严格的组织要求和运行模式,不仅仅是进行经济互助,还与地方性文化传统、族际关系、民族经济发展与政治相关联。伴随历史变迁,纳西族“化賨”的当代变迁却呈现出地方社会文化再生产或社会文化资本化转变。与之对比,大理邓川坝①回族“打賨”已经成为地方重要融资渠道,并推动了经济发展。运用经济人类学视角观察两个族群的賨文化差异,发现两个区域賨文化的流变所表述出的特定时代性与族群社会文化诉求,实践着不同的族群互动与文化建构。

  一、文化与经济:賨的时代面向

  无论是何种称谓,賨都是民间用以缓解家庭资金不足或物资匮乏而组建的临时性的轮转互助储金会或轮转储蓄信贷组织。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各地都存在各种不同形式的互助储金会。据《辞海》“賨”有两种含义:一是赋税名,是古代巴人对所交赋税的名称;二是民族名,秦至南北朝巴人亦称“賨人”,曾建有地方政权。从史料可知,“賨”是一个古汉字,其本意与货币有关。在中国西南地区广泛流行的“賨”是西南地区流传较广的一种民间融资互助的传统文化,云南西北部藏彝走廊地区的诸多民族都有组建賨的历史。其中以云南丽江纳西族“化賨”较为盛行和著名。纳西族语中的“化賨”(或“化賩”)指的是各人拿出东西合在一起之意,它是一种带有经济互助和储蓄性质的自发的民间活动。参与者自愿组合,定期拿出一定数量的“賨金”,由賨友们根据需要轮流使用,以达到解危济困、共渡难关的目的。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邓川坝的回族、白族、汉族等族群将至今活跃于生活中的賨通俗称为“打賨”或“上賨”。从形式上看,邓川坝各族群的賨与纳西族的賨有着相同的形成背景、活动目的及运作模式。在其发展变迁过程中,丽江纳西族“化賨”逐渐超越了纯经济的范畴,演化成了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小群体生活模式,是纳西人对传统文化资源所进行的再生性改造。②伴随历史变迁,如今“打賨”发展为运用民间资金融资、进行货币信贷的地方性形式,形成了严格的资金流转规则及运作模式。如前所述,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出复杂、多元、灵活的新特征。

  1.丽江纳西族文化主义的“化賨”

  目前日益流行于丽江的“化賨”,不单纯是这一地区纳西族内部的族群经济互助与文化实践,实际上,“化賨”人群的选择更多表现出跨区域、流动、族群、性别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丽江历史上形成的“化賨”,多是以地区村寨为单元内由纳西族中老年妇女(婚后主妇)组建的农事生产方面的经济互助组织,从性别上看主要为妇女,几乎没有男性参与,所以早期的“化賨”又通俗地被称为“妈妈賨”。从区域范围来看,历史上丽江“化賨”大多数是以小范围内村寨、街巷、生产队等地理单元来组建,此类賨的地域性凸显,强调賨友对地方传统文化的认同。由于较为明显地表征着地域性和文化性聚合,丽江“化賨”的流行人群相对固定,多是邻友、亲属及“本地人”,是一种“熟人圈”的经济活动,参与主体主要为纳西族。如今,丽江“化賨”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地方性文化。集中流行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内的各个民族,无论男女老少大多都会参加一个或多个“化賨”。另外一个变化是,许多丽江籍工作生活于其他城市者也都会在所在城市邀约好友熟人组建各种“化賨”。各种人群参与、超越地区限制、流行性频繁、多民族、不同性别人员所进行的“化賨”文化实践是丽江“化賨”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特征。

  “化賨”或是“打賨”,历史上都是以实现个体家庭经济互助为目的和内容而展开的。即是说,生活生产需求满足是首要的,也是賨之所以组建的初衷。而如今,伴随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个体家庭基本生活生产需求已经不再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賨的经济保障属性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目前,丽江“化賨”呈现出“人人‘化賨’、月月‘化賨’”的流行现状,参与者没有了地域、年龄、性别、经济、文化、民族的限制。但是从组建賨的人群构成背景来看,现今流行的各类賨都高度表现出参与者旨趣的高度一致性。目前,流行的“兰花賨”、“歌舞賨”、“同学賨”、“老乡賨”等大多是以相同兴趣爱好或目的来组建,各賨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以前化賨需要缴纳一定的利息来运转,而如今的化賨几乎都不注重利息,賨友缴纳相同、固定的賨金作为公用经费,用于聚餐、打印通讯录、服装等公共开支。传统的化賨多是以实现家庭个体经济目的而组建,现今的賨更多的是强调团体间的彼此认同,从而实现关系的亲密牢固。

  丽江化賨的当代变迁呈现出强调賨的文化功能,实现个体心理情感的彼此认同,强化个体间社会生活关系与情感关切的面向,进而逐渐褪去地区、民族、宗教、经济等社会差异,是一种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相对的“文化主义”的传统变迁。

  2.大理回族与白族实用主义的“打賨”

  邓川坝回族、白族历史上所进行的“打賨”也与丽江纳西族“化賨”有着相类似的运作模式与时代特征,均呈现出相对固定的地域性、民族性及经济性。不同的是賨的参与者没有性别区分,主要以家庭单元作为参与对象。流传至今,邓川坝“打賨”的民族性及经济性得到保留,主要以回族为主体,同时吸收周围村寨其他白、汉民族亲友。“打賨”最突出的变化为更加强调经济利益,并模仿现代融资模式来加以运作,进而实现个人经济增长与群体互助的双向目的。

  邓川坝回族社会目前运作的“打賨”主要是以吸引村内资金用于发展经济为目的。参与者的经济意识是至上的,个人的生活爱好、兴趣、文化需求等因素没有得到过多的表现,几乎所有賨均为现金賨。通过短期内获得大量资金用于家庭投资生产、发展经济是“打賨”形成聚合及存在的客观原由。在打賨过程中賨金的使用顺序及利息的分享遵循金融信贷规律。賨金从几百元至几万元一个月不等,賨子十余人至几十人不等,总賨金每月数千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一般轮转两年半(30个月)。賨金记账缴付,本金利息金额、轮转顺序清晰明了,完全符合现代金融经营模式。賨金使用上,第一次为賨头使用,只须缴纳当月本金;之后一旦使用过賨金的賨子下次必须缴纳本金与利息(大致5%),以此类推,直到轮转结束。打賨不同主体间更多地呈现为资金拥有人和使用人的关系。打賨对于邓川坝回族家庭的经济回报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村寨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因其货运、客运、旅游运输行业的发达成为云南西北部最具代表的运输强村。

  二、嵌入性:賨的经济互动与社会关系

  尽管“化賨”与“打賨”呈现出不同发展方向的流变,但是其传承、运转和功能都深受传统影响。归根结底,各种各样的賨都是通过钱物流动,不断确认和巩固社会传统及人际关系,是一种地方性人群社会关系网络的铺展与传统文化的再建构。

  匈牙利经济人类学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embedded)概念构成了社会科学家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中的经济人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在对经济行为的制度化的概述中,他有意识地使用了诸如“社会网络”等概念,认为:“在作为生物实体的人和那些维持人存在的符号和技术特有的结构之间,社会过程是一个关系网络。”波兰尼提出所有经济体都是“嵌入于和深陷于制度之中”(波兰尼,1957),经济生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并与社会关系相互交织形成制度。同样,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与斯威德博格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一书为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三个命题:(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2)经济生活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3)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③可见,经济社会学同样将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从经济人类学理论来看賨的建立基础、运作范围、功能发挥都表明賨是一种夹杂着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人情”、“关系”与“利益”。从社会学理论来分析賨,可以看到賨兼有经济、地域、民族、文化多元属性,是一个各种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立方体。“化賨”与“打賨”的历史变迁并没有背离传统之地域、族群文化、社会结构的原生特质,而是嵌入于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之中。正如其称谓一样,“化賨”的“化”是群体之意,“打賨”也有合伙成群之意。有所不同的是,“化賨”与“打賨”所呈现出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嵌入性特征是迥异的。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资本化转化是“化賨”的特点,而地方族群互动及文化认同的嵌入方式是“打賨”的特征。

  1.化賨: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资本化的实现

  丽江“化賨”的经济性已经逐渐淡化,而注重人际关系的维系及社会资本的提升。“化賨”服务于现有的个人生活人际交往,强化认同感。围绕人际关系,一个人可以组建参与不同类型的“化賨”,建立多维的人际往来空间。通过“化賨”而建立的人际关系有着显著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特点。

  化賨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基础上。心理意识的共通性是化賨存在的重要前提,是主体共同的组建化賨的目的。从人际关系视角来看,当代丽江“化賨”形成因缘而合,是地缘、业缘、学缘、趣缘、志缘、血缘、亲缘等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网络。地缘型的有邻居賨、老乡賨、知青賨等;业缘型的有同事賨、干部賨、大集体賨等;趣缘型的有古乐賨、滇戏賨、京戏賨、跳舞賨、兰花賨、钓鱼賨、车友賨、足球賨、健身賨等;血缘型的有姊妹賨、兄弟賨、姨妈賨、姑妈賨等;亲缘型的有亲家賨等。④在不同类型的人际交往中,“化”所指的一群人又是具体的,即各种象征着不同兴趣、爱好、关系的人群的聚合。化賨所必须建基于个体之间存在着的相同心理需求和交往意愿,存在一定的交流潜力。化賨所需要的是彼此的心理安慰,关系的亲密牢固。

  化賨是强制性的朋友关系。个人的人际关系是多维的,也是可以叠加的。现实生活中个体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有讲究亲情血缘的家人关系、讲究人情的同事同学关系、讲究经济利益的合作关系,等等。人总是在不同的文化网络与个人意识中寻找新的共同点来确立不同的社会关系,以此传递情感,获得心理满足或现实利益。化賨者通过化賨建立起特殊的彼此关系,超越于一般意义上的亲友、熟人、利益朋友等关系。賨友之间平等互助,犹如朋友亲人一般,生活与工作上建立起亲密关系。这一賨友之间不仅是朋友关系,而是建立在强制性互助义务关系基础上的。这样的关系一旦缔结便意味着彼此的经济、生活、工作联系在一起,但凡賨友家中遇上结婚、丧葬、伤病等事由之时賨友必须前去参加并予以帮助,犹如亲人一般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的关系往来是强制性的义务。没有履行这样的义务,賨友不被认可,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讥讽和谴责。正因为强制性关系规则的强调,化賨的形成才获得发展的空间,而不与其他社会组织相雷同,是个体人际关系最为亲密和稳固持久的一种模式。

  “没有化賨的人是被耻笑的”。社会认可及个体的价值体现,使化賨成为了丽江地区各族群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成为区域性的文化共享与社会化途径。如今丽江的化賨是丽江地方社会人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个人社会化与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丽江纳西族强调族群社会性,犹如血缘、地缘、族群、宗教认同一般,化賨是丽江纳西族个人信誉、身份、人品、关系等社会认同的重要参照系。一个人参加的化賨越多,说明其个人更加被社会认可,反之亦然。

  化賨是丽江地区个人社会资本转换的重要途径,通过参加化賨个人能够增加自己的人脉,建立相对稳固和深入的人际关系。普遍流行的化賨是实现人际密切平等深入往来的重要手段,化賨所满足的志趣相投与情感融通的合一,并赋予着社会价值,个人引以为傲,社会予以认可。

  2.打賨:地方族群互动及文化认同的实践

  经济属性是邓川坝民间打賨流行的首要原因。在打賨过程中互利互惠是建立賨的先决条件,每个賨头或賨子都能够从中获利或者享受賨金使用权。另一方面,打賨在邓川坝回族村寨的盛行与有效运行则受到地方人际关系、传统道德、宗教规劝、民族认同等社会力量的制约,而非是完全纯粹的货币流动。经济性是賨的固有特质,而文化性和社会性则是賨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打賨是经济利益诉求与地方文化实践的复合体。

  经济互助与民族关系。经济人类学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因经济行为联系的民族与民族关系(陈庆德,2003),⑤即是对经济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的一种微观应用。邓川坝打賨彰显出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关系特征是经济属性之外的重要特征。回族群体内打賨所收获的群体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吸引了周围汉、白民族的纷纷涌入,打賨成为分析民族关系和谐与亲密的参考量。从汉、白、回几个族群打賨历史与变迁的对比来看,其他周边民族因賨金难以保障发放而致使賨停滞废弃。不难发现,回族打賨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事实获得了地方各族群的认可,这也是打賨流行主体为回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打賨既是邓川坝各族群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交往方式,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也推动了族际交流。霍曼斯在《作为交换的社会行为》一书中指出:“社会行为也是一种商品交换,这不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换,而且是诸如赞许或声望符号之类的非物质商品的互换。”⑥在资金汇集与个人利益实现过程中,打賨强化了地方族群的经济联系,以此来弥合族群间的经济差距。以洱源右所镇团结村委会为例,在以士庞、鸡鸣和三枚三村回族为主的打賨团体中,在同学、熟人、亲戚等关系下接纳了城西(白族)、绿玉池(白族)、南士庞(白族)等一部分周围村寨中的群众加入打賨。例如士庞村回族賨头W某目前经营着两个賨,每个賨成员中约有4~5个是周边其他族。

  “熟人圈”的维系与实践。賨的主体不仅是经济共同体,而且形成“关系中的人们”(persons-in-relations)。通过賨的运作与个人收益的取得,地方范围内“熟人圈”的经济往来加强了,个人信誉及彼此关系也得到再确认与巩固。各个賨员按期缴纳賨金保障賨的正常运转,賨头虽然独自承担风险,但对于各个賨子的信任往往是基于同乡、同族、亲友,甚至基于宗教信仰约束力等。⑦同样,賨员与賨头的单线联系及资金信托也是完全依托于“熟人圈”制约。由此可见,经济利益之下的打賨其实是彼此托付资金和信誉,是个人信誉于地方社会的文化实践。另外,打賨在地方上的盛行与收效,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其收效往往成为邓川坝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文化动力所在,也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甚至是凝聚族群认同的一种维度。⑧正如被访者所描述的:

  只有我们村里打賨才可以去弄(参加),大家都是认得的人,还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回族的賨可以放心,毕竟是一个地方的人,还都是回族同胞。……他们(周围汉、白)的賨只是小搞搞,没有我们这里的大,而且都做不成(持久),很多賨头賨子都会半路垮掉。

  对于打賨文化的现代演绎似乎变成了当代邓川坝回族一种新的传统,打賨实践联系了地方族群格局、经济差异与文化模式的现实,同时强化了地方族属认同与族群边界,是邓川坝族群文化与经济互动的社会描述。

  三、整合:賨的文化自觉与实践理性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一词来表述在展开不同文化对话基础上,中国对自身文化立足于世界未来文化格局时能够有自知之明。换言之,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其文化的自觉、自醒、自省和自创。从化賨与打賨所实现的个体需求及社会功能而言,賨的现代变迁是新传统的发明,即强调传统文化与地方社会文化的整合与建构,同时又满足族群经济发展的当代需求,是一次理性的文化实践与文化自觉。

  丽江化賨的形成及盛行,由地方族群性的文化传统演化为整个地区多族群共享的文化,并产生人际和谐、族际互融、社会管理、文化复兴等功能。丽江化賨的发展逐渐淡化了经济性与利益差异,各种化賨多是聚会性质,以加强个人间的感情为目的,强化小范围内熟人间的人际往来。在化賨过程中,各賨友主要目的在于传递彼此情感,形成密友,强调彼此认知的共同点,并且有意识地抹平身份、收入、地位的个体差异,实现个人社会关系资本化。

  如今的邓川坝回族人民生活步入小康,宗教文化远近闻名,民族团结和谐,这些成绩的取得往往是基于村寨经济的快速发展。⑨现今邓川坝盛行打賨的目的更多是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其实现的功效也主要为经济功能,但是打賨者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个体,还是一个受制于地方传统和文化影响的文化人。打賨实现经济增收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的发展也发挥相应的推动作用。首先来看打賨所带动的地方经济发展,以邓川坝士庞村为例,引用村民王亮斗先生的《回乡文集》对村经济发展的介绍:⑩

  交通运输业是士庞回族村的一大亮点。士庞回族人民素有赶马帮经商的传统,如今的士庞村青年更加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随时代发展,交通工具也不断更新。……据不完全统计,现有中巴车42辆,大型旅游车15辆……村内有大货车230辆,每辆车投资20万~40万元;总计机动车300辆,总投资6000万元。……交各种费税8万元左右,全村每年上缴国家税费1750万元(估计),解决就业人员600多人。……回族对村内的公益事业大力支持,村内铺水泥路投资20万元,村内公路投资60万元,重修清真寺“朝真殿”投资200万元,四川汶川地震捐资1万多元,主要靠的是有实力的运输队伍的捐资。

  伴随打賨而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带动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教育的发展。据调查得知,士庞村目前成立了老年协会,修建了价值20万元的活动场所(室内门球场),自筹资金10万元;每年清真寺功德收入约有15万~20万元;清真寺设立有阿拉伯语学习班,教授阿拉伯语及宗教知识,学生约有40余人,所有开支均为村民个人自愿负担。另外,近期地方民间力量对于地方历史的修撰迎来了一个高潮,如修《士庞概况》(1990)、《洱源回族》(2005)、《士庞村志》(2011)、《鸡鸣村志》(2013)等,而周围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村寨却还没有修史志发生。

  如今化賨与打賨所呈现的变迁路径表明了不同区域人群对于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与主体意愿,通过文化调适与传统整合禀赋了賨的意义与功能。个体社会关系的资本化、族群关系的和谐、地方族群经济效益实现、文化建构等伴随賨的开展而不断得以实现与强化,正是賨所呈现出来的当代时代功能与历史使命。

  四、结语

  化賨与打賨的经济属性是第一性的个体需求,而文化性则是经济目的获得满足后的群体社会需求。如若没有整合经济与文化二者,仅单一彰显其中一方面,賨便难以获得地方社会认可。过于强调其社会文化属性及功能,賨便没有了现实存在的客观价值;而过分理性强调利益最大化,则使得賨孤立社会网络,缺乏人情味,激增经济风险,最终恶变为“非法民间集资”、“地下钱庄”、“高利贷”。(11)由此可见,賨是经济互动过程中嵌入与再生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实践。

  賨是藏彝走廊地区民族文化频繁交流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因賨而聚合的族群较好地诠释了文化资源共享与族际和谐的和合共生。賨在不同地区族群间的流行与废弛所呈现出的族群差异与社会关系,生动再现了不同地区族群间的族际互动与经济协作。賨文化的历史变迁解释了经济行为的历史特性,经济、文化、族际等要素的考量与制衡是不同时期族群社会发展的一个面相,经济行为深深嵌入到社会文化与制度之中,同时又对社会进行调适。化賨与打賨的两种走向衍射出两个地区不同族群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时代需求。在市场经济及现代旅游业冲击下,丽江人际关系传统结构不断瓦解,丽江纳西族等族群将化賨传统整合成为社会关系与地方认同的文化自觉与传统发明。邓川坝回族则将打賨的经济性充分发挥运用于地方民族经济发展,并由此作用于族群传统文化与宗教教育的文化建构。

  (此文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和红灿副研究员、洱源县士庞村村民王亮斗先生及昆明市广发银行来志勤博士的悉心帮助,在此表示谢忱!)

  注释:

  ①本文中所指的邓川坝区域大致在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右所镇。

  ②和立勇、和少英:《“化賩”:丽江古城纳西人社会整合中的文化自觉》,《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第8页。

  ③臧得顺:《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拨与超越》,《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16页。

  ④和颖:《丽江纳西族化賨的文化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第23页。

  ⑤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62页。

  ⑥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⑦目前邓川坝打賨中主要以回族为最为盛行与持久,賨头为回族,賨子也主要是回族,一个村建立起来的賨很多是基于地缘、熟人、可信、有产基础上形成的高度同质性的经济互助圈,即同一村、回族、相同信仰、社会认同等为一体的人群聚合。

  ⑧邓川右所镇的打賨以士庞村、鸡鸣村和三枚村回族最为盛行,其运作安全也获得周围其他民族的认可。这几个村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民间融资打賨纷纷兴办货运、客运及机械工程,现如今成为附近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村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村民对目前经济的发展都归因于打賨帮助,也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打賨在本地区历史上已有,而回族能够将传统传承至今,并运用于改善自身存在民众生活是一个例外。所以,打賨也成为构建地方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

  ⑨洱源县共有三个村被评为民族团结示范村,回族村就占有两个。2008年三枚村被云南省民委评为“民族团结示范村”,2014年士庞村被评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⑩王亮斗:《回乡文集》(内部资料),第三次修订稿,第19页。

  (11)打賨存在利息的事实实际上与伊斯兰教“禁止吃利益”的教义存在冲突,而几村回族村民都将打賨认为是解决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推手,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们大多肯定打賨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并予以舆论支持。清真寺为首的宗教力量同时也保持中立,没有公开指责打賨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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