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 经济·生态
谭同学:参与式理论祛魅、文化自觉与精准扶贫 ——基于贵州S山区县的调查
2017年10月17日 15:29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谭同学 字号

内容摘要:二、从管理式到服务式扶贫就政府主导扶贫模式而言,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扶贫资源配置。政府主导的扶贫绩效显然还有提升的空间,关键在于政府需从扶贫项目具体管理者、实施者的角色当中超脱出来,变为监督者、服务者,专注于抓扶贫质量。三、从参与式到共享式发展相对于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模式确实有一些高效率的实践性技术环节。此外,参与式扶贫常批评政府主导扶贫模式存在官员个人挪用、贪污扶贫资源的现象,但种种迹象表明,参与式扶贫模式似也难以从根本上克服这个问题。四、精准扶贫须与社会治理并进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政府主导扶贫模式与参与式扶贫模式在不同实践环节上各有其优劣之处。

关键词:参与式扶贫;政府;治理;公民;扶贫模式;扶贫项目;扶贫资金;实践;林业局;精准扶贫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谭同学,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谭同学(1978- ),男,湖南永兴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民族社会治理研究。

  内容提要:参与式扶贫有其高效环节,但它所依赖的治理理论,在国家观上强调弱化国家,在公民观上强调个体公民权为善治的前提,在族群复杂的社会中超越国家,亟待反思。过于夸大其功效,片面否定其他扶贫模式,于精准扶贫和民族团结皆不利。政府主导扶贫确须完善,但若从管理式转为服务式扶贫,完全可在巨大成就上进一步精准化,提高绩效。精准扶贫须立足文化自觉,将参与式理论祛魅并用其利,与反腐败和社会建设相结合,与社会治理并进。

  关 键 词:精准扶贫/参与式/政府主导/治理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岭民族走廊社会分化与治理转型研究”(16BMZ090)。

  一、引言

  从治理角度看,扶贫也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它旨在通过扶持贫困人口,克服社会分化带来的马太效应,实现善治。在我国,扶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讨论如何提高扶贫资源使用绩效时,政府力量也便成了绕不开的分析要素。有研究发现,政府扶贫资金使用目标偏离往往与“精英俘获”有关[1]。此外,政府扶贫资金管理中出现的“公地悲剧”、“垒大户”和监督缺位现象[2][3][4][5],也是近年扶贫研究中的焦点问题。由此,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战略,被推到了前沿。

  与此相对照的另一种扶贫模式是参与式扶贫,也常称“参与式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我国,并成了一种较有影响力的话语。其中,有研究者将之视作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扶贫可选择的机制之一[6](21)[7][8]。也不乏更激进者认为“政府失灵”属不可避免之弊端,故应由非政府组织(NGO)推动的参与式扶贫成为主导模式[9],或主张国家重点需要做的应是“完善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唯其如此,方能在扶贫中弥补“政府责任缺失和市场失灵造成的不足”[10]。如杨团介绍,西方国家的普通公民发现,“政府可以做到的事情实在有限……不愿意把改善社会福利和自我福利的责任更多地交给政府”[11]。

  与以上观点有所不同,有研究者结合扶贫实证材料,对扶贫对象“参与”的主动性[12],以及“参与”的扶贫效果表示质疑[13]。因此,有必要对参与式扶贫“项目区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进行探析”,又尤须注意国际机构支持的参与式发展项目“所具有的跨国际性、工作面广泛、链条长、文化环境复杂、民族差异性大等固有特点”[14]。此类论述入木三分,但似还可继续深思:参与式扶贫自其在西方产生及引入我国开始,即是与治理问题相连的,有针对性地反思亦当将之联系起来予以斟酌。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近2.6亿,1985年下降到不足1亿,1998年再下降到4200万,前者“主要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策和实践措施促成的”,后者也与政府的努力密切相关[15]。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梁越)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