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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论反思
2020年03月12日 10:05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关凯 杨四代 字号
关键词:国;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争论

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国学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辩论,集中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一种知识困境:无论是顾颉刚强调“国家一体”还是费孝通重视“民族多元”,这场知识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关键词:国;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争论

作者简介:

  摘要:20世纪30年代国学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辩论,集中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一种知识困境:无论是顾颉刚强调“国家一体”还是费孝通重视“民族多元”,这场知识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争论各方的知识脉络重新进行梳理,分析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史语所以及未直接参与争论的“延安学派”在此问题上所各自秉持的知识立场与逻辑,由此可识别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所走过的思想轨迹及其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影响。

  关键词:国;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争论

  作者简介: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四代,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建设视域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理、实践经验与现实挑战”(编号:17ZDA151)的阶段性成果

  自19世纪末起,民族主义思想东渐之后,何谓“民族”就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无论是康有为“从经学内部重新勾勒当代世界的特点和中国在其中所居的位置”[1],还是梁启超大呼构建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大民族主义”[2],本质上看皆是“国”优先于“族”的看法;另一方面,同期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以“排满”为民族主义革命的激进目标,陷入梁氏所谓汉族“小民族主义”的泥沼之中。

  尽管民国甫立时倡导“五族共和”,但内忧外患之中,对于“民族”之争论方兴未艾。此一争论的延续,以1939年学术界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辩论为代表性事件。虽然当时这场争论很快结束,但深入分析争论各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脉络,会发现这场争论对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涵、结构与过程,至今仍具有深邃意义。

  一、国与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

  1939年2月13日,云南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一篇名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随即引发了傅斯年、费孝通、翦伯赞等当时一大批学术名流的关注,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发表文章,展开争论,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辩论[3]。在这场辩论中执帜的双方,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禹贡学会(边政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魁阁民族学会(燕京社会学派)。

  当时之局势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快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利用一战之后勃兴的民族自决理论煽动满蒙地区脱离中国,加上苏联、英国等外部势力在西部的怂恿与支持,东北、内蒙古、华北、西藏、新疆等地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机。为了“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顾颉刚认为,要放弃使用“中国本部”“边疆”“民族”等容易被日本人利用的概念,而应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并强调,“在中华民族之内不要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4]顾颉刚的这篇文章,当时被《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诸多学者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赞同,如傅斯年、白寿彝、张维华等人,而反对者主要是费孝通、翦伯赞等人。费孝通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理和自身的田野调查经历,认为不能因为政治目的而否认民族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民族的界限。”[5]翦伯赞则认为,顾氏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与客观事实是相违背的”[6]。

  今日回顾这场争论,所见之图景,固已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然而,恰是因为年代久远,方可透过理解当年思想者之所思为何与所思何为,察觉一个迄今仍然至关重要的问题:借助西学东渐的“民族”话语,如何在尊重多样性与建构一致性之间保持一种理性的平衡?显然,1939年的顾费之争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事件,而是深深嵌入20世纪中国思想史语境的一次几乎必然发生的思想碰撞,其背后是民族国家建设无法回避的一种知识困境。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如何从包容万象的天下王朝转变为主权在民的现代民族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自然解决。作为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共和政体,从“五族共和”到“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国族建构的难题直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仍无定解,要在1949年之后方由中国共产党完成重新整合国家之历史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看,顾费之争的实质并非如何定义民族,而是如何建构现代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清帝国的背影渐渐远去,但现代中国的面目仍然模糊。内忧外患之中,边疆的离心力增强,如何将帝国时期“莫非王土”的臣民意识转化为民族国家具有凝聚力的国民意识,如何建构一个可以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基石的“国族”,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当时诸多学者的努力所在。但是,这些学者试图以西式的知识标准来定义和建构“中华民族”的概念,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多元性特征,自然难以实现本土化。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亦是基于西学东渐的民族学人类学观念,认为对多样性的忽视,不仅不利于国家建构,还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才会出现“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争论。

  这场争论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社会影响。抗战爆发后,国家级学术机构西迁和南渡,大量学人与少数民族社会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们对中国的多民族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民族研究在抵御外侮和国家救亡事业之中的地位被明显抬升,由此成为当时的显学。通过辩论,各个领域的学者逐渐重视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随即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成果①。从学科分野来看,这场辩论是近现代新史学(包括民族史)和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一次激烈的知识碰触,呈现的是两个学科的不同旨趣和治学方法的差异,其学术影响直指当下。

  从学理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论点,而是一种国家建构的知识理念和政策实践。这场辩论对后来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相当于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最高纲领。蒋介石在该文中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它)是由各宗族融合而成的”[7],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顾颉刚观点的痕迹。而同期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的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8]事实上,早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就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提出“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9],直接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之中。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从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重新定义中华民族:“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部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10]这是一种全新而有说服力的见解,预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践的成功。

  ①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西南民族的研究呈现一个高潮,成果丰硕,详情参见林恩显.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论著目录[M].台湾: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1986;朱映占.民国时期国人研究西南民族情况概要[J].文山学院学报,2013,(8).

作者简介

姓名:关凯 杨四代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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