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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民族学的话语体系
2020年05月14日 10:06 来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杨昌儒 董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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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民族学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应该坚持从中国本土出发, 从中国思想史和民族学学说史中寻找学科根基;民族学要投身现实社会, 直面现实问题, 不仅要注意理论上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什么”, 更要注意结合现实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存在”“为什么存在”。还必须紧密结合当代民族、民族问题存在、发展的现实, 回答现实中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应着力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学术话语体系, 在国际讲坛上, 不仅是能发声, 还要奏出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

  关键词:中国民族学; 话语体系; 构建;

  作者简介: 杨昌儒, 男, 布依族, 贵州平塘人, 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贵州贵阳550025);董强, 男, 汉族, 山东泅水人, 法学博士, 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 (贵州贵阳550025) 。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等四个方面, 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是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问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民族学应该从历史中寻找学科根基, 植根于中国本土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 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 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1]因此, 中国民族学应当从历史中寻找学科根基。

  回顾历史应当从两个维度着手, 一是中国思想史, 二是民族学学说史。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 中国古代有关于民族的观念而缺乏明确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边界, 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根据西南大学张文教授的研究成果, 天下观起源于先秦时期, 《诗·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就是天下观的表达。《礼记·王制篇》中在谈到天下五方之民, 间接地论述了天下的概念, 其文曰:“中国戎夷, 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东方曰夷, 被发文身, 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 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 被发衣皮, 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 衣羽毛穴居, 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 和味宜服, 利用备器;五方之民, 言语不通, 嗜欲不同。”文中所谈虽只及五方之民, 实际是暗示了天下的四至:东方夷人, 被发文身, 是指滨海水居者;西方戎人, 被发衣皮, 是指西方的游牧者;北方狄人, 衣羽毛穴居, 是指游猎者;南方蛮人, 雕题交趾, 也指滨海水居者。此四方即天下的四至。即, 西到葱岭, 东抵大海, 北至草原大漠, 南及海滨, 这便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四方。[2]

  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其中居住着不同的民族, 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下形成向心力。其中, 华夏民族由于占据了这个地理单元的核心位置, 大河流域滋养了华夏文化并影响着周边其他民族, 因此自然成为核心。先秦时期起源的天下观就是华夏民族对自然疆域的看法, 这一看法被历代入主中原以正统自居的王朝普遍接受。按照天下观的思想, 这一自然疆域内的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地, 所有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尚书·皋陶谟》说大禹“弼成五服, 至于五千”。《左传》昭公十三年, 子产曰:“卑而贵重者, 甸服也。”《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 ‘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荀子》卷十二说:“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 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 封外侯服, 侯卫宾服, 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 荒服者终王。”《国语·周语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 规方千里以为甸服,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备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 使各有宁宇。”

  可见, 所谓的五服, 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 地方千里, 是王畿之地;中圈在内圈之外, 包括侯服和绥服, 在甸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 是大小诸侯所在地, 仍属于“中国”的范围, 其使命是推广中原文化, 保卫中央和诸侯国的安全;外圈在最外边, 包括要服和荒服, 在绥服以外四面各一千里, 这里是“蛮”“夷”“戎”“狄”外族人居住的地方, 也是中国流放罪人之处。这种内、中、外三大圈的分布格局, 折射出中原地区与四夷之间分布态势。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发展史上, 当边疆政权弱于中原王朝时, 则以羁縻、藩属等名义与中原王朝形成间接归属或名义上的归属;而当这些政权比较强大时, 则往往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 两者的军事控制线就有了边界的意义。但是, 这仍是发生在中华自然疆域内的事情, 在理论上和法理上都与近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天下观和民族观念贯穿中国历史, 成就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分布格局,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态势, 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应该说, 从人类性的角度看, 这种观念可圈可点, 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所以, 中国民族学应当从先贤哲人的睿智中汲取养分, 开创中国民族学的未来。

  从民族学学说史角度看, 在世界文明古国的文献记载中, 就有关于民族学方面的零星知识。这是因为随着民族之间交往与联系的加强、经济生活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 人们开始注意到与“我”不一样的人群, 于是, 在一些历史著作、地理著作、旅行札记中, 记述了所遇见的不同民族的体质特征、居住地域、历史活动、文化习俗及民族之间关系。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 在19世纪中叶伴随殖民主义步伐在欧美各国产生和兴起。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早介绍这门学科和创办研究机构的, 则是蔡元培先生, 学界一般认为蔡先生是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开创者。所以, 国外民族学各流派均在中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产生了一批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 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是蔡和森先生, 他是最早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思想作为课程在上海大学开设, 并形成了《社会进化史》一书。李维汉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开创者, 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第一任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 中国民族学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可以说,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 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

  所以, 我们有理由认为, 民族学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 尽管这种特定的含义在理论上尚未做出全面的阐述。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史表明, 其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于研究目的, 无不具有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特征, 民族学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本土化的处理,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社会建设实践方面, 成功地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击日本侵略者, 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 确保少数民族同胞的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在学术研究方面, 蔡元培、吴文藻等领导的专家队伍在1940年代开展民族调查和中国边政研究, 形成了一批民族学成果;1950年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以空前的规模开展了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和文献资料, 这是中国民族学研究方面的一笔巨大财富, 也是发展中国民族学的坚实基础。1980年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完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即《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此外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研究也出版了一批专著。面对转型期中国现代化与传统的激烈碰撞, 民间文学界的有识之士怀着高度的文化自觉, 发起一项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要将民间口传文化编成一套巨著———“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专著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专著。

  民族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 旨在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家首先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谓植根于本土研究, 就是民族学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情况以及变化了的时代要求, 与时俱进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课题进行研究。由于国情不同、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不同, 中国民族学自然就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在科学借鉴学习国外民族学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民族学。在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 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民族学体系。

  具体来讲, 植根于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研究, 必须根据变化了的世情和国情。新世纪新阶段, 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农村职业农民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等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新课题摆在民族学研究者的面前。由于中国民族学的起步较晚, 我们没有古人传统的经验拿来做“母版”;中国国情的不同, 我们也不可能照搬国外的经验来做“翻版”。因此, 唯有根据时代的变化, 结合中国的现实, 植根于中国的本土化研究, 书写符合时代和国情的“新版”。

  二、中国民族学应该直面现实, 强化民族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必将给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因此, 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回顾和总结中国民族学以前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 又以什么样的眼界来瞻望未来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方向, 是我们当下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也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变化, 明确现阶段民族学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运用已有的民族学的研究成果, 并不断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实践创新, 不断拓展民族学研究的领域和民族学研究的深度, 才能充分发挥民族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注和改变现实既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思想诉求, 也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特别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19因此, 中国民族学不仅要加强对各种民族事象的解释力, 还必须从当下中国各民族的现实问题出发加强“现实研究”或“问题研究”。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第一, 在理论层面的研究中, 不光要注意在理论上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什么”, 更要注意结合现实回答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存在”“为什么存在”。第二, 在现实层面的研究中, 必须紧密结合当代民族、民族问题存在、发展的现实, 回答现实中民族、民族问题是“如何发展”“如何解决”。“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换, 事实上是一种研究思维方式的转换。“体系意识”强调知识系统, 忽视其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问题意识”强调当代民族、民族问题的现实存在的根源以及民族问题的解决途径、方法。这种由“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研究思维方式的转换要求中国民族学的具体研究中要增强“问题意识”, 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问题意识”的增强需要研究者能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问题”是理论研究的前提, 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的理论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 这里的“问题”不是当代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 现存的问题并非都是“现实的问题”, 能够进入研究视域的“问题”才是“现实的问题”, 才是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的重大问题。离开了社会现实, “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 离开了问题的解决, “问题研究”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民族学最终极的价值就在于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供一种正确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张继焦研究员在分析2009年昆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国内学者参会论文后, 认为国内同行调查的内容和研究手法依然是西方古典民族学的范式, 关注的问题是乡土的村落社会、传统的民俗文化和民间的人情礼仪等, 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 如食品安全、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产业转移、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产权制度等众多热点话题都关注极少。2011年4月, 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代表团的秘书长, 张继焦研究员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走访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英国及英联邦社会人类学家联合会、肯特大学、萨塞克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英国人类学的相关机构和学者, 感受到了英国人类学民族学家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目前, 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两个主要特点是:对现代科技革新的研究较多、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变化关注较多。[5]

  费孝通先生早就提出了“以恢复农村企业, 增加农民收入”[6]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出路。郝时远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必然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传统意义上讲, 民族学、人类学需要深入农村、牧区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但另一方面, 其田野工作的范围已不限于一村一寨的局限, 需要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而这类问题, 在广阔的西部地区往往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1)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民族学提出了许多亟待研究的新情况和新课题, 内容非常丰富, 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现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正处在上升发展阶段, 队伍不断壮大, 成果不断积累, 服务或参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 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未来发展前景也非常乐观。但我们必须同时清楚地看到, 学术研究应该为社会服务, 同时应保持学术的独立性, 避免低水平重复性研究。把握好学科发展和应用的关系尺度, 更不能让学术研究浸染世俗的气息。

  三、中国民族学应该面向未来, 构建民族学研究的国际话语体系

  所谓面向未来, 就是要看到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 国内形势和学科的发展, 民族学必然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 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发生交叉, 从而出现一些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尤其是在新形势下,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在“互联网+”条件下, 世界变得愈加开放, 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而且深刻影响着学科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 仍以系统概括和总结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和体系为主, 填补过去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加强应用问题的研究,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民族学的服务功能;重视研究方法的引进和研究等等。在扎扎实实搞好主体学科的基础上, 逐步发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此, 既能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民族学的知识体系, 不断完善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 又不致于束缚交叉学科的发展, 扩大民族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民族学自20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 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学先驱大多师从西方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学家。他们学成回国以后, 应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 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民族学。正因为如此, 中国民族学从一开始就烙上了西方的印记, 以至于有人讲中国民族学不过是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翻版。对此我们要冷静客观看待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世界民族学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 在中国民族学学科的早期实践过程中, 最早是进行学科理论的翻译和引进, 但这并不是“西化”的表现, 因为在进行民族学文献和文物的收集整理过程中, 我们充分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并且一直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举个具有典型性的例子, 在我国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中, 我们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指导性理论, 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作为依据来指导我国的民族识别, 虽然我们没有完全迷信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依赖性, 这也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尽管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民族识别工作, 尚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但是, 对中国各民族的自然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等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 科学地确定民族成分和名称, 这为建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 系统梳理民族学的理论和体系显得十分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上强调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 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因此, 我们在新形势下要加强民族学研究, 就不能自言自语, 闭门造车, 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国际上民族学的优秀成果。以往我们从国外民族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促进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同时也应看到, 国外民族学理论对中国民族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曾经一度甚嚣尘上, 几乎达到对中国民族学的全盘否定, 企图用国外的族群理论代替中国的民族理论, 用国外的族群政策代替中国的民族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就在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未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正如杨圣敏教授在《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首发式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学者有了发言机会, 但我们在学界的真正影响仍比较小。近几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很多, 但在世界上的影响不大, 而且我们所使用的主要理论都是西方人的。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此外, 中国学科的界限划分不够清楚合理, 导致学科研究不够规范。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 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水平。”[7]

  在解读中国实践和社会发展、构建中国民族学理论上, 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 但实际上目前我国民族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相符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学术研究走出了狭隘封闭的状态, 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 在学术成果方面, 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论文和专著, 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 我们对民族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但是, 我们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在指导思想上应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着力从民族和谐角度解释民族关系的相关事象;着力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学术话语体系;积极参与世界民族问题研究。在国际讲坛上, 不仅能发声, 而且要发出言之有据的时代最强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要积极加入国际性学术组织和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 不仅要重视中国民族研究, 还要因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加强对世界民族特别是跨界民族的研究。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推出并牵头组织世界性的民族学研究项目, 增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争取发表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章, 向国际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 构建中国民族学的话语权。

  总之,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经验和成果。从民族的角度看, 因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 各个民族的社会结构、心理意识、思想观念, 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与新世纪以前的情况相比, 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便非常现实地摆到了中国民族学的面前。因此, 在新形势下, 我们必须依据中国民族的特点, 结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 加强中国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和理论建设, 不断完善中国民族学的理论体系, 建立起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大厦, 并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 构建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OL].新华网, (2016-05-18) [2017-04-1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

  [2]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7, (3)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5]张继焦.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热点议题和发展动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2) .

  [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7] 薛倩.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进入全新阶段[N].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2012-03-11.

  注释

  1.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9年07月23日。

作者简介

姓名:杨昌儒 董强 工作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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