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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教训及启示 有关“民族”概念及中国话语权问题
2018年09月06日 10:17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 作者:周伟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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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4-5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7年度工作会议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史、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世界史等研究领域的50多位学者对本次会议的学术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问题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学者们分别就民族史研究与研究成果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族”概念的使用、民族史撰述与民族史教材的编写、族群互动与中国制度史、元朝和清朝“民族融汇”政策的不同特点、汉朝的匈奴政策以及欧盟作为民族国家的“行为共同体”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重要见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成一般的学术问题。本着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原则,本期高峰论坛将学者们的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汇集,以期促进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特约主持人张越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民族”这个词并不陌生;但要真正理解这一词,却不容易。“民族”这一概念的来源及含义是什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大都认为,“民族”一词是19世纪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舶来品,对应国外的volk、ethnos、nation等。但是21世纪初中国学界经过讨论,发现“民族”一词,最早在南北朝时成书的《南齐书》中已出现,其意已与当前国内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1]接着,有的学者又在中国正史、十三经等历史文献中查到“民族”一词,并考证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而日文中的“民族”一词见诸19世纪70年代翻译的西方的著述中,系受汉学的影响。[2]

  然而,不可否认,近代中国出现的“民族”一词及其含义,仍然是受到日本和西方有关理论的影响。如1903年梁启超在介绍西方学者关于民族的定义时,指出民族的特质有八点(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一肢体形状、同语言、同文字、同风俗等)。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一文中说: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文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学术界广泛使用“民族”这一词,其含义大致沿用上述的意见,将古代、近现代的族的共同体称之为“民族”,并引入新的“民族学”、“历史学”及当代民族研究和调查之中。如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就有1934年文化学社出版的王桐龄、同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吕思勉、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等多部同名的《中国民族史》等。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50-60年代国内学界基本上接受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对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所指的历史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近现代“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俄文作нация,英文作nation。而前资本主义的民族,俄文作народность,当时国内译作“部族”。虽然这种译法和概念为当时许多史学家接受,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学者,如范文澜先生等向斯大林民族定义挑战,否认斯大林定义中只有资本主义的近代中国才有民族的观点。同时,国内学者在“识别”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学术实践中,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也统称为“民族”。

作者简介

姓名:周伟洲 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实习编辑 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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