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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共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多维解析
2021年03月29日 09:54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陈永亮 字号
2021年03月29日 09:54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陈永亮
关键词:“四个共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创中华;中华民族

内容摘要:

关键词:“四个共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创中华;中华民族

作者简介:

  摘 要:“四个共同”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升,其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从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养精神四个方面有效地回答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在肯定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同时,平等而客观地承认了各民族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

  关键词:“四个共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创中华;中华民族

  作者简介: 陈永亮(1987-),男(满族),辽宁兴城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满族民间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9ZDA181)

  “四个共同”是对“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最新理论提升,即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1]。新时代“四个共同”理论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学术界关于“四个共同”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同仁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四个共同”的理论渊源

  “四个共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过程中的凝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其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提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2](31~34)邓小平同志也曾谈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3](186)江泽民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也提出:“我们的一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4](435)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15)以上论述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

  “四个共同”理论的提出有其历史脉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最新凝练,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习近平同志曾在2014年提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来开创。”[6]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四个共同”的基本核心理念。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三个共同”1[7],包括广袤疆域、中国历史、中华文化。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增加了“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突显出新时代各民族共创伟大精神,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练的“四个共同”理论。

  二、“四个共同”核心要义的学术探讨

  “四个共同”是中国共产党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理论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影响下,学术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入,从不同视角探析“四个共同”的核心内涵和理论价值。

  (一)共同开拓辽阔疆域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族人民及其先民活跃在这片宽广的历史舞台中,相互接触,互动交往,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中国的辽阔疆域。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的历史,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历史。由于疆域的复杂性,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疆域。

  一是“指称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遗留的“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中国乃汉族国家”“汉族国家中心论”“汉族王朝疆域说”等论断,显然深陷“大汉族中心主义”的误区,没有全面考察中国疆域的历史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首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说”[8]“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这些说法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而成为主流论断。有学者认为,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9](41),但是针对中国疆域具体范围的界定,学者们莫衷一是,提出不同的见解,诸如“1840年以前的清朝疆域说”“中国疆域底定于1820年说”“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说”等等。

  二是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过程,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即有一个起核心、凝聚作用的中心地区,以这一中心地区为基础,主要通过开拓式和嵌入式两种途径,逐渐形成或结合成了中国的疆域”[1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疆域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东北渔猎耕牧、雪域牧耕、海上文明这五大文明板块构成,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文明板块彼此交流、渐次统合,最终构成了中国疆域[11]。

  总之,学界对“中国疆域”的探讨基本厘清了“共同开拓辽阔疆域”的核心要义,有效地克服了“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和误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视角下,各民族对疆域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受到普遍重视,且学者开始尝试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各民族的主体视角来探讨疆域的形成。有学者以中缅边境的阿佤山归属演进为例,从外缘到中心、自下而上地研究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12]。关于中国疆域的界定、发展过程、分期等问题,学术界仍有争论,但对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的共识是毫无疑问的。

  (二)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中国的历史是以生活在这片疆域的各民族为主体来共同书写的。一方面,各民族在适应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参与了中国历史的书写过程。关于“共同书写悠久历史”的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存在三种错误的认知:一是把中国历史看作是汉族的历史,把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外;二是认为中国民族史仅仅是少数民族的历史,把汉族的历史排除在外;三是认为中国历史是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的历史,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历史主体性,例如“汉族中心论”“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等。前两种观点忽视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第三种观点则又陷入“汉族中心主义”的误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下探讨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13](431~432)。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观念体系应该建立在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整体及其内部各民族间相互关系发展趋势的基础上[14],在不断讨论和碰撞过程中,“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得到基本共识,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即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部历史,不能‘变更伸缩’”[15](5)。有学者强调,少数民族也是共创中华的主体,对这一历史事实很多人认识不足[16](414)。但是,在解释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提出在区分“汉族中心论”和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基础上,强调“汉族核心论”,突出汉族在联系各民族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7]。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主要是共时性的描述,缺乏历时性的深度,认为其内涵的本质是结构论,而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论才是理解多元一体论的关键[18],故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化一模式”[19]。

  可以看出,学者对各民族“共同书写悠久历史”的研究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从中心论到核心论,从整体论到过程论,学者们不断深化对“共同书写悠久历史”的认知。

  (三)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辽阔疆域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促使各民族在适应独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已然渗透于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变迁,也在文化整合中不断促进中华文化有机整体的形成,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对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探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华文化的科学内涵。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由单数大传统和复数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20]。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西南高原农牧、江南稻作等文化圈构成的[21]。也有学者对中华文化进行分类,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由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22]。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体现出延续性,包括整合、吸收、同化外来文化[23](147)。总之,中华文化就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普遍认同的民族文化的总和。

  二是关于中华文化如何由多元整合成一体的问题。学者们认识到中华文化并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整合过程,因而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是对各地区各种文化因素的重新组合与价值定位,也有学者强调“少数民族地区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24]。此外,大部分学者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基础。多元的小传统在各美其美的同时又认同和借鉴大传统,形成共生共享的文化体系[2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科学内涵,这个论点充分肯定了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也吸收了学术界长期关于中华文化的探讨,新时代关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在把握基本原则的同时,探讨其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梦的关联性,但还是要把握“一”和“多”的基本原则,因此有学者倡导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共识,在包容多样中增进认同[26]。

  (四)共同培育伟大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各民族共同塑造的精神力量,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凝练,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核心和灵魂。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展现不同的特征,也是与时俱进的。党的十六大首次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凝练,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新阐释,提出“四个伟大”,即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学术界主要从中华民族精神的定义、研究视角、路径探讨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精神”有一致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以汉族文化和精神为主体,结合各民族优秀精神文化,形成以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目标的复合精神[27],也有学者以具体民族为例,探讨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贡献,例如,满族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历史贡献[28]。

  在路径探讨方面,传统意义上,学者大都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入手,但是,全球化进程也为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问题成为新的热议焦点,学者们更赞成“应当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同时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坚持建设中华民族精神”[29]。中华民族精神可以借此机会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吸收借鉴优秀的精神内涵,同时面对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也可以为转变全球化的旧有内涵做出贡献。因此,有学者指出,必须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深入的当代建构,从物质建设、制度设计和思想教育三个方面进行路径探讨[30]。目前,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探讨,肯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对凝聚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价值,并且能够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不断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增加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对少数民族在共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中所扮演的角色挖掘不够,今后应该加大研究力度。

  总之,新时代各民族共创精神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主要内容而不断与时俱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历史贡献。

  三、新时代“四个共同”的多维解析

  新时代“四个共同”理论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的最新凝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多民族国情认识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四个共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

  “四个共同”理论是其历史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内容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沉淀;二是其形成过程有历史沉淀。“四个共同”,无论是从开拓疆域、书写历史,还是从创造文化、培育精神,都系统总结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正如汪洋同志强调,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31],各民族共同开发疆域,用多种文字记录了中国悠久的历史,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为例,数量多达150多万件,此外,还有大量满文文档散落在东北、内蒙古地区。又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在保留了东汉晚期中原模式构图的基础上,在人物形象的上色和用笔上加入了西域的特点,这些出土文物成为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事实的有力说明;历史上的移民为谋求生计,很多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落户生产,长期交融发展,成为当地兄弟民族。

  “四个共同”的形成过程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历史总结,契合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是对多民族国情的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例如,红军长征途经很多民族聚居区,促使中国共产党更立体地感受到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红军能够一次次突出重围,取得胜利,与各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精心掩护不可分割。又如,1949年10月,赛福鼎·艾则孜、王国兴、田富达等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受邀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民族魂”,因此从历史角度探讨“四个共同”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的有效提炼。

  (二)“四个共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四个共同”理论是其文化基础,即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精神与各民族精神的关系。文化和精神更多地体现了人们的心理认同,故文化和精神成为“四个共同”理论的重要影响因子。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精神是一种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的土壤内成长,贯穿于中华文化的始终,由中华文化提炼而成,反之,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出选择性和领导性。

  从广泛意义上来讲,中华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追求。”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集大成”更能反映出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交融。以大理地区的“本主”文化为例,包括了白族本主、藏族本主、傣族本主、蒙古族本主等多民族文化因素,成为文化交融和民族团结的有效印证。又如,侗族古籍《祖公上河》[32](161~162)[33],描述了侗族先民的迁徙路线,内容涉及广西、江西、湖南、贵州等多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与中南、西南不同文化的交流结合。因此,要在弘扬中华文化基因中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加强挖掘弘扬蒙古文文献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34],显然,民族团结进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需要从各民族文化中不断汲取和挖掘。可见,“四个共同”理论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过程的有效提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综上所述,“四个共同”理论从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四个方面表述了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体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平等性和完备性。1953年毛泽东同志深刻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35](287),这种思想是历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歧视思想的集中表现,不能平等而客观地看待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事实。党中央多次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以保障其相应的行动获得合法地位和体现出人民的利益与诉求[36]。“四个共同”理论在肯定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同时,平等而客观地承认了各民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

  注释

  1.即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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