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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领土空间建设视角
2021年10月11日 09:34 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21年第2期 作者:常士訚 字号
2021年10月11日 09:34
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21年第2期 作者:常士訚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建构;领土空间建设;领土“有机”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建构;领土空间建设;领土“有机”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对当代民族国家生成机制的学术研究中,国外一些学者从强制-资本、印刷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和“民族想象”以及地图想象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在中国学界,有不少学者从民族文化培养、政治认同、领土认同、经济交往、民族交往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的经济联系、共同的文化心理以及管理的生成提供了庞大的“有机”网络,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理念,而且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比起西方学者所提供的民族国家建构路径,我国的这一“有机”网络工程建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中华民族;民族建构;领土空间建设;领土“有机”化

  项目基金:本文为作者所主持的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启示研究”(18AZZ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常士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天津 300387)。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是当代中国学界和政界的基本共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巨大进步,一些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当代建构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国族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首先涉及对“民族”概念的理解。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人们在称呼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用“民族(nation)”一词,称呼“少数民族”时也用“民族”一词,如何区分二者主要通过前面的限定词来判定。在英文中,用“nation”表示国家层面的民族,用ethnic group表示亚层次上的民族群体。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学界近年来进行了新探索。郝时远指出,对中国来说,‘中华民族’(nation)是一个“国家民族概念”。①这种“国族”即为“一国的人民”②。周平教授对“国族”进行了详尽分析。他指出:“关于中华民族的构建,关注最多的是历史上的众多族类群体如何凝聚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的问题”,“但是,中华民族的构建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复杂的人口形态,经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成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国民共同体的过程。两个进程均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推进,并相互缠绕、相互影响,既体现出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形成的中国特色,又遵循了现代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③在这个一般规律中,“人口的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也就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建构的一个重要机制。根据这一观点,“国族”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构成的共同体。

  政治一体,文化多元。针对多元一体格局问题,马戎教授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通过“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和国家,并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引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定上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④

  人民国家论。李林教授认为,主权国家自建立以来,经历了由宗教-王权国家、族裔-民族国家到人民-公民国家的若干发展进程。“很显然,所谓的‘国族’并不能覆盖这些不同的国家类型,而只与族裔-民族国家有关”⑤。而具体到中国,他指出,“我们早已完成了由‘民族国家’向‘人民国家’的跨越。”⑥这里的“人民国家”在宪法中已经体现出来,即我们在对国家的属性判定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多维建构论。朱碧波从历史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生活共同体五个方面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问题。⑦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有着强大的组织和影响力。笔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一文⑧中指出,中华民族建构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传统与现代结合、多元共存与同心圆结合以及统筹全局与协同治理结合等三个重要方面,三种机制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

  文化建构论。这一观点认为,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是生活于共同体中的人们的共同文化和心理的连接。关凯提出了“以文化政治为中心”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他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文化和族群意义上是多元的,但在政治上是一体的。如果我们把‘多元一体格局’理解为‘文化多元、政治一体’,其关键是在后者。后者的关键又在于政治的文化性。”⑩在关凯看来,“现代中国是在中华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演进出来的政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的中国人’的统称,是超越文化与族裔的政治共同体。”(11)

  民族主义建构论。张淑娟教授侧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她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形成的影响,认为,“民族主义意识作为建构和解构的力量同时存在”,(12)并提出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首先,减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主义特征,尽量避免使用民族主义倾向的方法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用民族认同代替国家认同;最后,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多民族的实际。

  除上述观点外,还有的学者从民族认同、宪法建构、制度建构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分析。这些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使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就是基于一定的国情和环境,围绕各个民族的共生共存和发展,将多元的族群按照一定的价值、认同、制度进行联结、组织和建设的活动,其基本目的就是建立一种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然而也要看到,前面诸多学者的讨论主要聚焦在文化、制度、价值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却很少注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园建设状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13)1956年3月8日,他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14)在当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就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地理状况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影响。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专门设立了“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华大地”“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等专门章节(15)对中华民族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张文木教授的《当代中国地缘政治论》也涉及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围绕长江黄河而展开的治水互动,“强化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强了国家统一。”(16)在讲到京杭大运河时,他认为,“长城是为了抵御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大型国防工程’。”(17)这一工程大大降低了中国区域分裂的几率。因此有学者在评价到隋炀帝时指出:“我们认为隋炀帝兴建的东都、堑道、长城、运河、龙舟等每一项大工程在当时都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单纯为了享乐、游玩,可以说没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国,而且实际上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隋炀帝可谓对中华民族,对于子孙后代做出了突出贡献。”(18)中国学者冀朝鼎认为,中国水利“基本经济区”,构成了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他发现,中国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和官员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19)上述的论述重点分析了地理状况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领土空间建设的内容,但是,发生在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的领土空间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怎样的联系?学术界还很少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本文下面的内容主要探讨这一问题。

  二、领土空间建设的基本涵义及其内容

  现代国家都建立在一定的领土基础上,因而现代国家又可称为“领土主权国家”。无领土,主权没有实施的空间,国族没有自己的家园。因此领土是主权国家之基,核心利益之所在,民族之所依。什么是领土?汉语词典解释为:“在一国主权管辖下的区域,包括陆地、领水、领海和领空。”在国际法中,国家在其领土上行使排他的管辖权,领土同时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对象,是国际法的客体。领土包括一个国家的陆地、河流、湖泊、内海、领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是主权国管辖的国家全部疆域。艾尔登认为:领土“是一个人组成的集体(通常是一个国家)控制下的一片划定界限的空间。”(20)

  领土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空间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对外性,即一国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胡安·诺格指出:“现代国家显然是一种‘领土国家’,这种说法更强调了不可侵犯是国家的本质特征”。(21)国家通过这一空间的确立,表明了其管辖的界限以及在此空间内所进行的事务不容他国的侵犯和干预。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之间相互依赖,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互联网络渗透其中,这种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主权的终结”(22),但这种“政治空间”的存在受到国际法的承认,这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二是对内性,表示一个国家在其全部疆域拥有行使自己的意志和计划的全权,即一个国家在其边界内,可以确立和行使它的全部的社会计划,以及确立它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确立与领土相联系的主观和客观合一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对此,奈特和克夫曼(Knoght & Kofman)指出:“领土性通过与地方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将权力具体化,换句话说,领土性可用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将某些需要社会控制的利益与承认这种控制的地方联系起来,来促进这些利益。”(23)从领土的两个涵义可以看到,领土不仅仅是土地,它还是所有社会交往行动和交往关系发生的空间基础。

  领土的获得和维护是国家的前提,领土空间建设是现代国家的长期任务。首先,一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是不断发展的,与之相适应,就需要一国为这种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这一空间的建设内容会更加丰富。在《民族认同》一书中,史密斯指出:近代民族国家是通过税收、征兵和行政管理的行为而进行的,它不仅赋予了其管辖范围内的全部人口一种集体认同和公民忠诚的自觉意识,(24)而且在这种建构的行为中,“国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公民权利得到了拓展,新建造的基础设施将领土内聚力与遥远的各部分连接起来,并大幅度提升了边疆地区的交通网络,这些措施将越来越多的地区和阶层带到了民族的政治舞台上,创造出了‘英格兰’‘法兰西’这些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并激发了直到今天依然强烈的信仰与归属感。”(25)其次,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一国之政府必须不断加强本国的领土空间建设,因为只有从天上到地下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并提升国家竞争力。

  因此,当一个国家获得了领土空间以后,就要不断地对其进行影响、加工和改造,不仅要使这一空间政治化,即对区域内的归属和布局进行设计、安排,并将其列入一定的权力的管辖下,而且也要对其进行人为改造,使其“有机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理空间,这是一国领土空间建设的物质基础,它以各种物质性网络建设作为核心内容,涉及铁路、公路、水路、江河水网,输电网络、饮水网络、油气网络、邮电网络、航天网络、卫星组网,“上天入地”“天人相通”,纵横交错,相互依赖,使本来的“无机”领土变成一个“有机”的领土。

  第二,治理空间。领土空间建设表明,一国政治权力为了实现其战略和意志和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社会生活需要,要借助物理和技术网络而形成一种对人员和各种物资的“有机”治理。

  第三,文化空间。即不仅按照一定的国家意志、计划要求和民族特色,对物理空间中的各种网络和设施给与一定的编码、命名,使之智能化、数据化、规范化,而且通过它们来传播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通过这样一种空间网络的全覆盖,为全国人民传播一种文化的认知图像,形成“有机”的文化空间。

  第四,发展空间。即通过各种复杂的网络工程以满足民族共同体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各种功能,形成“有机”的发展空间。

  第五,交往空间。即通过各种网络工程的作用,突破自然、人为的限制,以及地方的、民族的等不同群体的限制,促进人们之间的广泛交往和物资的广泛流动,形成一个“有机”的交往空间。

  总之,领土空间建设就是为生活在这一领域中的人民和政权提供一个立体的、整体性的网络空间,既要便于人民的生活和交往,也要便于国家的有效管理和领土的完整。上述诸多方面的领土空间建设内容相互影响,其中物理空间是客观基础,政治和管理空间是本质,其他空间建设是其必然产物。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与所生活的领土空间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面临内忧外患时更是如此。古人云:“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26)即是此道理。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曾有人认为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但是和中国同样有着复杂地理状况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少见,为什么只有中华民族保持了统一和文明的延续?主要原因在于古代中国较为注重从整体上对所管辖疆土进行多方面建设,即国家组织劳动力进行治水、建路、修长城、开河渠等巨大的“疆土”工程建设以及与此配套的管理、文化、发展和交往空间的建设。有了这些彪炳史册、利在千秋的工程和空间建设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才有了坚实基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受到了帝国主义入侵的干扰,但依然砥砺前行,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修建铁路、发展邮政电讯、开启航运等,为中国领土空间建设增加了新的内容。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工程有了巨大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治愈了战争创伤,进行了诸如铁路、公路、水陆、航运、邮电通信、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了城市、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一阶段中,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普遍化。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中、东部地区和一些重点城市,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种大型的交通和便民工程如毛细血管般伸展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网络;铁路向西和西南等边缘地区延伸,进入了雪域高原的西藏、***等地;高速公路和县级公路四通发达,航空线路覆盖大中城市;大型电网工程连接各地,深入到了乡村;5G技术与电力工程的结合工程也逐渐展开,等等。二是科技化。如果说传统时代的领土空间建设主要利用了天然条件,当代的领土空间建设则将工业化和科学技术手段结合起来,可以说,今天中国的领土空间在科学化建设上有了巨大进步;而且今天中国的领土空间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和自在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智能的、有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空间。三是立体化。传统时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主要是在领土表面上进行的,而在今天的中国,卫星系统、网络技术和遍布在全国各处的终端用户密切交织在一起,天空、地上和水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科技网络,为领土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从当代世界上诸多的民族国家实践看,各国在获得领土后都面临着领土空间建设的艰巨任务。但比较起来,这些国家多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这就大大限制了国家在领土空间建设上的机动性。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得益于国家对重大战略资源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等按照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这些规定为国家对领土空间的规划、设计、开发和使用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政府的组织实施,使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有了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坚强保证。

  三、领土空间建设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机制

  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意志的体现,是在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和繁荣等各种需要的过程中产生的,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各民族人民的利益要求,又承载着国家和各民族的共同命运。领土空间建设不仅承担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而且蕴含着诸多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机制。

  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内容主要有哪些?近年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一一罗列。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个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秉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国族的共同体。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团结奋斗和繁荣发展、共同的治理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内容。

  (一)领土空间建设中共同地域的建构机制

  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共同地域建设,这一地域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边界和边疆建设。在传统时代,有边疆,无边界。边界的确立主要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过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于受到科技和工业发展状况的限制,中国边界和边疆安全的大量工作主要是通过人员巡守完成的。今天这一传统依然保留,但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已经今非昔比。各种现代专门技术网络深入到每一个边防哨所,上与卫星联结,地面和水下配有各种先进的监控系统,背后更是各种先进的武装力量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支持。(27)这不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立体的“铜墙铁壁”的支持,而且向世界和国内各个民族宣布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疆域,祖国河山一寸不能丢。

  在边界和边疆的腹地,中国的整个国家领土呈现出凭山被海之势,大陆板块呈现出三个带有明显落差的阶梯:第一阶梯为青藏高原,第二阶梯为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云贵高原,第三阶梯是丘陵、低山以及广阔的平原。在中国的整个国家领土空间中,盆地、湖泊、山地、高原、峡谷、丘陵、沙漠和沼泽夹杂其中,形成了中国地域复杂多样的局面。这一复杂多元的环境,为中华民族的不同群体提供了生存家园,但是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和障碍也带来了各地和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种种障碍。在古代中国一些地方确实存在着中国道家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不少民众也确实存在着只知其家,不知其国的情景。尽管如此,中华各个民族依然不畏艰险,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曾用“江河之乡”来称谓中国的国外学者詹姆斯·费尔格里夫指出:“罗马人发明了道路。而习惯于江河环境的中国人,自然就会利用那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水道之一 ——长江及其支流,这有助于把本来有可能分裂成较小单位的区域团结在一起。”(28)不同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兴修水利,引水筑渠,为中华民族开辟出了自己的共同家园。

  如果说传统社会主要通过利用自然之势、人民勤劳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开辟和维护了中华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今天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则主要依托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将这一土地变成了一块充满生机的有机整体。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战天斗地”,在领土空间中完成了诸多伟大工程。中国的铁路、公路、水陆、航运、邮电通信、水利、饮水、互联网络、港口、桥梁、隧道等诸多体系把整个领土联结起来。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正在实施的“八纵八横”(29)高速铁路国家规划和各个不同等级的公路网络相互助力,不断伸向中国的边疆、边界和偏远地区,像一张铺开的网络笼盖华夏大地。在这个网络的不同地点上,交通枢纽和相关的服务设施拔地而起,大、中、小型城市和城镇星罗棋布,庞大的网络工程如毛细血管般伸展到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不曾有过的现代互联网遍布于城乡各处: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相通;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超高速、大容量、高智能国家干线传输网络穿行于中华民族共同生活之中。根据2021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我国贫困村通光纤比例达98%,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99.7%;全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2%。(30)上述数据说明,一个“宽带中国”把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变成了一个动态的信息共享场域。

  (二)领土空间建设中共同经济生活的建构机制

  领土空间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适应和促进各个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形成和发展,因为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于共同的经济生活。斯大林把“共同的经济生活”作为“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1)在对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解释中,以格鲁吉亚为背景,斯大林指出了“经济联系”的重要意义:过去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但是却被分割为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为此而相互混战或为外部势力利用,即便偶尔统一也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所以未形成民族;直到19世纪下半叶农奴制度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开始发展以及交通状况的改变,格鲁吉亚内部各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生活的分工,才开始成为民族。与斯大林说的这种状况不同的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间,各族人民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全国生产种类多样而各个区域相对单一,形成了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尤其是广大游牧区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既形成了农牧经济的共生互辅,又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经济上的需求和依赖大于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需求和依赖的局面。”(32)历史上中国存在过分裂局面,但中央集权制度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并在一些区域中形成了诸多交换基地,如东北狩猎民族与汉族“安达”(“朋友”之意)的物物交换,***“巴札”的聚会,内蒙古“那达慕”的举行,西南各省的赶“圩场”,这些活动包含了不少经济交往的内容,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飞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土空间建设中的“经济联系”机制得到了质和量的巨大提升。首先,国家在每五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始终都把推进和改善不同民族之间的广泛经济联系作为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在民族地区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五年建设计划的若干原则性意见》,计划在一些民族地区修筑铁路,修补道路和桥梁,建立邮政、电报、电话、通信系统。此后在历次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国家都安排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路、铁路等重点工程的建设,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投资和项目内容不断得到扩展。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33)其中的“西气东输”“西电东输”、机场、高速公路、水利枢纽等工程都使得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祖国的经济发展连成一体。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本着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精神,国家加快了对老、少、边、穷地区的交通、水利、电力建设。种种政策和实践说明,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的各种工程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

  民族共同经济生活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物流状况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2018年12月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铁路、公路营运总里程分别达到12.7万公里和477.3万公里,万吨级以上港口泊位2366个,民用运输机场226个,铁路专用线总里程约1.8万公里。全国营业性通用仓库面积超过10亿平方米,冷库库容约1.2亿立方米,运营、在建和规划的各类物流园区超过1600个。(34)与此相关,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与物流业发展深度融合,无人机、无人仓、物流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智能化、绿色化设施设备在物流领域得到加快推广和应用,物流枢纽运行效率显著提高。这不仅有力引导和支撑了物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而且也极大地改善了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各个民族通过国家所提供的各种便利设备和网络,实现了不同地方、不同物资的南来北往,原来主要为一个民族群体享用的资源或产品变成了全国的产品,民族之间的广泛经济联系为各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三)领土空间建设中共同文化家园与共同身份的建构机制

  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家园建构机制。在各族人民共建自己家园的创举中,不同民族不仅倾其感情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镌刻在了自己生活的场域,而且也为中华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地培育了共有的文化和精神。当代中国纵横交错的各种交通线的命名,不仅表明了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的不同历史和文化,而且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京兰通道——自北京经大同、包头、呼和浩特、兰州、西宁至拉萨,全长3943公里,该通道由丰沙、京包、包兰、兰青、青藏铁路构成,通道所经历的每一个车站、城市、江河、山岭等地的称谓都有着自己的历史由来和历史传说。随着线路的延伸和空间的辐射,人们在领略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之时,祖国河山的空间进入了人们的脑海之中,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世界中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图像,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对祖国江山有了全景性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领土空间建设中,生态系统建设同样蕴含着重要的文化机制。生态是人们生活质量好坏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领土空间建设中始终注意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家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包括大气、淡水、海洋、土地、自然生态、森林、绿地、湖泊、湿地、气候、能源等诸多方面,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关乎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国家为生态建设注入了大量资金,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有了巨大改变,美丽中国、魅力中国已经展现在各族人民面前,江山如此多娇,更增进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作为领土空间建设重要内容的互联网建设,同样承载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功能。首先是共同语言的扩展。语言的功能“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35)在互联网所支持的网络中,汉语作为中国最为通用的语言符号在电脑、手机、电视等媒介中广泛使用,便利了不同民族的沟通和交流,共同语言得到更普遍的应用。二是共同的话语和规范符号的建立。在各种媒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正能量,聚合民心民力,深入到了各民族的话语使用和规范之中。三是共同的政治象征符号的强化。在电脑、手机、电视中大量展示国家地图、国旗、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祖国美好河山以及各地、各民族中的民族团结人物和历史景点,使之成为重要的政治象征符号进入人们心目之中。四是国家仪式庆典符号的呈现。通过不同媒体向人们展示各种不同的庆典仪式,如升国旗、唱国歌、国庆阅兵、国家勋章授予仪式等,使各种庆典仪式所承载的共同精神文化进入了各族人民的思想之中。

  总之,中国领土空间建设的成果为各族人民共享,人们从自己的出行和广泛的交往中更加体会到,尽管各地各民族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大家都是“中国人”。不同民族成员也从领土空间建设所提供的各项公共产品中,不仅对中华民族生活的国土空间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从所接触到的各种文化媒介中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开拓了人们的认知空间,使人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世界,而且也增进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在发展互联网过程中也开发了适合民族群体的符号系统,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系统软件进入了民族群体成员的手机和电脑中。民族语言和文字,民族特色的文化和仪式,民族特色的旅游,不仅促进了本民族群体成员间的联系,同时也从各个方面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精神,使中华民族这一家园的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不可否认,随着交往网络的多样化、便捷化和日常生活化,“他者”和“我者”的对比在所难免。互联网的开发和利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在促进共有精神形成的过程中,也为某些负能量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机会。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各族民众有积极正面性质的认同评价,也有消极负面色彩的迷茫焦虑,换言之,存在共同生活体验的满意维度,也会存在‘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满意的感知能够带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归属心理,忧伤的感知则会产生这一集体意识的松动乃至瓦解。值得指出的是,当描述性的知识供给与评价性的现实体验之间存在较大反差时,也有可能形成负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印象。”(36)但是,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互联网的开发和利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始终是我国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并且国家法律和政策是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领土空间建设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精神的建构机制

  在中国,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边疆和边界地区(37),那里山高林立,道路崎岖。国家所进行的诸多工程,涉及诸如铁路和桥梁的建设、土地平整和规划、山岭和山坡的处理、河流的疏浚、管道的铺设、配电网络设施的竖立、沿途管理站点的建立等复杂内容,勘察、设计、施工的全过程都是在各民族兄弟的参与下完成的。他们出工出力,用他们的肩膀和双手把一个个沉重的工程器材送到了那些交通不便的地方。各个民族在这些的伟大工程建设中,共同奋斗,为领土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他们的艰苦劳动才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电力和通信网络。各个民族合力攻坚克难,不仅国家受益,各民族也获得了巨大利益。有学者通过对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实证调查指出:“运输条件的改善将为民族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一方面,对外联系通道的增加和跨区域综合交通网络的形成将通过构筑民族地区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为资源在更广的空间上进行迁移、交互与重组提供条件,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最大程度地发挥民族地区的政策与资源优势,强化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以高速铁路、航空等为支撑,交通设施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将产生时空收缩效应,并通过节约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的互动、融合,为民族地区参与地区分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提供支撑。”(38)

  领土空间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各个民族都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随着铁路、公路、电网、互联网、水利网络等基础设施在民族地区越来越便利,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新的调整,民族地区社会和文化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告别了原始状态,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民族地区的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画卷为各个民族绘制,其丰硕成果回赠给各族民众,这些现实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各个民族团结奋斗,才能有各个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五)领土空间建设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织化提升机制

  领土空间建设中的整体布局和计划实施,同样也充分体现了现代管理机制在组织各个民族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为标准化的提升。现代领土空间建设在整个地域的展开都是按照一定的专业技术标准进行的,诸如土地的丈量、勘测、利用,管道的铺设,铁路的设计,电网的设计,互联网的布局等等,凡此种种都要通过专业人士确立中国标准。各行各业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标准逐渐取代了原来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规则,相应地对专门领域中不同民族成员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规范要求。二是成员文化素质的提升。随着现代技术在领土空间中的运用,建立一支庞大的管理队伍势在必行,由此进一步地促进了民族地区成员及其子女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升。尤其是青少年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进一步带动其他民族成员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共有文化的发展。三是政府管理队伍素质的提升。领土空间建设现代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政府管理的现代化,因为领土空间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也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二者紧密结合。随着科学技术在管理中的大量运用,国家领土越来越多地带有了“技术-领土”的意义,现代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今天无论是内地还是边疆地区的政府部门,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越来越多。就是在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干部也都受到了专业培训。伴随着民族地区教育情况的改善,干部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平都有了不断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政府管理能力的提升。四是法治环境的提升。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也是在法律保证基础上的建设。领土空间建设中的诸多设施的维护和使用,都有各自相应的专门法律规定。这些专门法律是全国统一的法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就必须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这促进了各民族法治环境的改善。

  四、结语

  领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领土空间建设不仅体现了国家在这一领土上的全部管辖权力,而且承担了促进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交往关系的诸多功能。通过领土空间中的各种现代网络建设,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领土空间的“有机化”已经构成当代中华民族生活家园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现代工业、科技和各种智能技术的运用,我国的领土空间会更加绚丽多彩。它所体现出来的功能和机制比起西方学者提出的“印刷资本主义”“强制-资本-国家”等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要广阔得多、实用得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最为现实的物质和技术保障。可以说,领土空间的“有机化”建设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建设相得益彰,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①郝时远:《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五》,《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20日;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第3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第304页。

  ③周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进路》,《学术界》,2020年第8期。

  ④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第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⑤⑥李林:《超越“国族”的主权国家建构走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⑦朱碧波:《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民族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⑧常士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⑨⑩(11)关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12)张淑娟:《建构与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13)《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6-1976)》第2卷,第5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5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17)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论》,第41页,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

  (18)袁刚:《隋炀帝传》,第337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9)燕继荣:《中国治理:东方大国的复兴之道》,第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0)斯图尔特·埃尔登:《领土论》,第336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1)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第3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2)约瑟夫·A.凯米莱里:《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封皮。

  (23)Michael Chisholm,Shared Space,Divided Space:Essays on Conflict and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Routledge,1990,p.2-3.

  (24)(25)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第74、75页,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47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27)如国家在沿海地区共修建光缆3万余公里。参见《边防海防智能可视化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https://wenku.baidu.com/view/,所有边防连以上单位和大多数固定哨所已联通光缆,边海防团以上单位和大部分边海防连队开通了电话交换网、军事综合信息网和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大部分边海防部门和单位都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执勤车辆、舰艇以及检查检验、救援救捞、远程通信、导航定位等信息化装备。部分海警、海监队还配备了大型执法舰艇和直升机。在部分边防哨所,官兵配有笔记本电脑、无线传输设备和带摄像功能的巡逻车。

  (28)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第2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9)在中国宏伟的高速铁路网中,南北和东西方向都有八条主要通道,即就是“八横八纵”,八横八纵是中国高速铁路线的主要干线。“八纵”铁路通道为:京哈通道、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九通道、京广通道、大湛通道、包柳通道、兰昆通道;“八横”铁路通道为:京兰通道、煤运北通道、煤运南通道、太原至青岛通路、陆桥通道、宁西通道、沿江通道、沪昆(成)通道、西南出海通道。

  (30)孔冰:《中国网民规模接近10亿,月收入5000元以上不足三成,本科以上9.3%》,《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2月1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642108938951490&wfr=spider&for=pc,2020年2月4日。

  (31)《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114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第2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4)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2018年12月24日,https://xxgk.mot.gov.cn/jigou/zhghs/201901/t20190117_3151819.html,2021年2月8日。

  (35)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6)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

  (37)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绝大部分地处是边疆地区。全国陆地边境线长2.2万公里,民族自治地方占1.9万公里。全国边境县有13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107个。

  (38)孙娜等:《交通基础设施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兼论民族地区高铁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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