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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史研究》
2016年01月12日 10: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童超 字号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内容摘要:童超:1994年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自感责任重、压力大。

关键词: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稿件;刊物;编辑工作;断代史;书评;出版;学术;史学

作者简介:

  1994年,时任《中国史研究》主编的李祖德同志被借调至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筹办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史研究》主编。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我就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了。当时负责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断代史稿件编辑工作的一位同志,因健康原因一再要求免去其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稿件的编辑任务。祖德同志到研究室找我,请我帮忙。我与祖德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脚来所,是老同事、老朋友,所以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做起了编外的“兼职编辑”,一直到从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侯旭东同志来所后接手为止。

  《中国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至1994年我兼任主编已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在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祖德同志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个所办刊物已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领军刊物之一,在全国史学类刊物中也名列前茅。我兼任主编之时,正处于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阶段,党中央又吹响了加快步伐开创新局面的进军号。在新形势下,《中国史研究》如何“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较高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这是摆在编辑部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主编,我自感责任重、压力大。为此,我一方面亲身参与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不做挂名主编,另一方面与编辑部同仁一道积极探索,在弘扬《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已经形成的求真务实、严谨细微、团结协作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的工作历程,值得回味与总结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创办杂志社,获得出版权与完全自主管理权。《中国史研究》自创刊后十余年来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与发行事宜,编辑部只有编辑权与内务管理权,而无出版权与发行权,甚至也没有掌控成本、调整篇幅与稿费、编校费标准的管理权,每年还要按成本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出版社交付管理费。

  我接手后不久,编辑部即决定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我们自己申请成立杂志社。在院科研局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同志的支持下,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发文,《中国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脱钩,正式成立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下辖《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只负责该刊编务,行政、财务等管理事务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统一负责。

  其二,当期稿件编发,由轮流坐庄制改为专人负责制。此前每期稿件的选用、编排、发稿,由各个断代史的责任编辑轮流值班,各编一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让每一位责任编辑都能熟悉当期稿件编发的操作流程,缺点则在于各个断代史责任编辑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即只熟悉本断代史领域的稿件情况,容易在选用稿件与安排数量比例上产生厚此薄彼、畸轻畸重的失衡。为此,编辑部决定由编辑部主任担当当期刊物稿件的编选工作,副主编负责审定。因为他们了解所有拟用稿件,全面掌握整个编辑流程,胸有“全局意识”,可以尽量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实践证明,采取这种专人负责制的效果明显优于轮流坐庄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栏目设计编排由专题为主改为断代为主。此前,全刊栏目按专题设定,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主题鲜明。但由于各个专门史的稿源丰沃程度不同,有些专门史稿件长时间找不到搭配组合,一拖几年难以刊发,这对作者来说不免有失公平。而按断代组合,既适合当前古代史学科的特点,一些不易搭配组合的专门史稿件也可纳入断代史处理。于是编辑部决定由按专题改为按断代设置栏目,一直沿用至今。

关键词:苗族;民族文化;保护;西江苗寨;西江千;奖励办法;评级;苗寨景区;苗寨文化;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

内容摘要:报告认为,十年来,西江苗寨坚持“发展式”的保护理念。

关键词:苗族;民族文化;保护;西江苗寨;西江千;奖励办法;评级;苗寨景区;苗寨文化;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

作者简介:

  2018年6月20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旅游专业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共同发布了《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

  报告认为,十年来,西江苗寨坚持“发展式”的保护理念,着重激活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质和创造活力,以行动开展保护,以旅游开发促进文化的价值再生、价值联动,实现切实保护。2008年旅游开发不久,西江苗寨景区制定出台的《西江千户苗寨文化保护评级奖励办法》以“人人都是文化主人,个个参与文化保护,家家成为民俗博物馆,户户都是文化保护场所”为落脚点,积极探索“景区集中管理,家庭分散保护”的运作机制,建立起了“全面普查,完整保护,镇村复查,兑现奖励”的长效管理机制,让广大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中实实在在地受益,能感受到景区开发带来的好处,充分带动了他们参与景区保护民族文化的积极性。

  西江苗寨文化的“发展式”保护还体现在以“创新”手段来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延续。自2008年以来,西江苗寨村民及旅游开发者在不脱离苗族文化母体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传统,立足现实,发展、挖掘出游客喜闻乐见的“高山流水”、“五湖四海”等苗族传统酒礼酒仪;将苗族刺绣、银饰锻造、蜡染制作等苗族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审美样式,开发出游客易于接受的文化旅游产品。西江旅游公司还直接吸纳300多名对于熟悉、掌握苗族歌舞、芦笙演奏的村民到景区参与“美丽元素”的构建。通过古歌演唱、迎宾表演、民俗展示等活动的参与,不仅直接让村民受益,还带动了苗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化。

  报告认为,经济效益的获得是确保社区参与文化保护的重要动力。为了确保村民苗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和受益性,2008年以来,在雷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西江苗寨景区积极完善《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办法》,切实从“建筑保护”、“行为规范”和“环境保护”等三个方面对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经费进行挂钩评审,建立起民族文化利益的共享机制,对于遵守民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农户,给予利益化的奖励,做到“人人都参与,共享变共赢”;对不符合景区风貌、乱搭乱建乱占的农户一律取消民族文化保护资金的评级奖励资格;同时对老房屋保护完好的农户,房屋改造符合景区风貌的农户给予奖励上的加分和政策上的倾斜支持,从而激励了西江社区居民对文化态度上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

作者简介

姓名:孙志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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