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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主义的传承与发展 ——纪念凤凰村研究100周年
2020年01月09日 09:09 来源:《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周大鸣 黄锋 字号
关键词:家族主义;乡土中国;血缘;姻缘;地缘

内容摘要:家族主义是源自本土经验的核心概念,以家族主义为基础形成了乡土中国的基础“三缘”。

关键词:家族主义;乡土中国;血缘;姻缘;地缘

作者简介:

  摘要:家族主义是源自本土经验的核心概念,以家族主义为基础形成了乡土中国的基础“三缘”。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制度,通过血缘纽带形成个人与家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二是血缘结合姻缘形成五服九族亲属制度以维系庞大的亲属网络;三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民间信仰制度,通过协调族际关系以维持基层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历经社会和文化转型,家族主义仍然顽强持续以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凤凰村家族主义的传承与发展折射出乡土中国基础三缘的形式变迁和功能延续。基于本土经验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和关键概念对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家族主义;乡土中国;血缘;姻缘;地缘

  作者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黄锋,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广州市,邮编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维持着种族和文化的延续”。与“破裂性”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连续性”的,而中国文化的活力在世代之间。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对家的关注由来已久,以“家”为基础的村落社会文化是社会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

  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Harrision KulpⅡ)在1918-1919年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研究中最早提出“家族主义”(familism)概念,他甚至认为家族主义对外部世界的社会制度“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家族主义是乡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家族、宗族组织是家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家族主义群体既可以是同居共财的经济家庭,也可以是共同祭祀祖先、分享财富的宗教家庭,还能扩展至追溯共同祖先的父系宗族群体。家族主义具体表现为,“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增进家族主义群体成员的福利和社会功能(经济的和崇拜的)的完成,那么都是好的”,反之则被加以限制,家族主义“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家庭群体的生计、延续、功能所决定的”。笔者认为,家族主义是以家为本位,以伦理为基础,以血缘为起点,结合姻缘和地缘关系逐层外推的一套价值观,其核心是家族利益至上。家族主义不仅是处理血缘群体内部关系的准则,也是协调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动力。近代以来,中国历经社会形态变迁,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发展模式转型等社会转型,同时伴随深刻的文化转型,在婚姻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整合等方面逐渐告别乡土社会。那么,家族主义是否不再适应社会发展?

  从当前的家庭研究来看,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下,多数研究探讨的是“个体化”的家庭模式,认为出现了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功能从经济单位转向情感满足、家庭内部关系从纵向亲子主轴转向横向夫妻主轴的普遍趋势,甚至认为“中国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从家庭主义转向个体家庭”。在学理上,这些研究所认为的当代家庭生活、个性自由和居住空间中个体化意识的不断增强,其实是建立在大家庭的假设之上。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大家庭多见于市镇中。根据梁方仲的统计,历代中国户均人口为4.95人。在乡村社会,分家独立的小家庭又通过文化的方式重新整合,呈现出“分中有继,继中有养,养中有合”的特点。黄宗智基于历史的分析,认为在历史上的家庭经济单位具有相当的韧性以应对个体化雇工和规模化生产的竞争;在当前,家庭生产以及三代家庭仍然顽强持续。在多数研究中所谈到的“个体化”趋势,笔者认为只是家庭组织形式的现代化转型,具体包括纵向的父权制、横向的男女分工以及代际伦理,其实并没有颠覆血缘、姻缘纽带和家文化。

  当前宗族研究有“复兴论”和“瓦解论”两种观点:“复兴论”从宗族组织、修谱建祠等探讨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并从深层结构论证宗族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及农民的“本体性需求”,认为现代社会的宗族具有“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瓦解论”认为改革使得农民拥有现代公民权利并导致传统的血缘、地缘纽带被切断,宗族无法发挥其传统功能并走向瓦解。事实上,宗族有其自身的演化序列,“部分的嬗变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延续性”。那么,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在当代社会如何转型,转型的宗族对于当代社会具有什么意义?

  从社会关系看,费孝通使用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高度概括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差序格局下的个人利用血缘结合姻缘的亲属伦常组合社群,“不同民族、种族、地域的人鲜少需要被纳入到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建设体系中来”。现代社会中,以自身为圆心的关系圈子一定程度被扰乱。熟人社会的邻里互动关系被门禁社区和公寓式楼房所取代。人际关系圈子不再简单依照亲疏远近的亲属伦常来划分,人际交往更加复杂。在时空压缩的全球化时代,人口的流动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关系圈子的流动。熟人社会所带来的安全感和人际交往的信任感缩减。在时空压缩的现代化背景下,原本相对固定的社会网络变得流动和不确定,熟人社会不再,差序格局的理想模式被打破。尽管如此,流动的圈子也为人们自由选择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可能。那么,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如何延续和发展?

  从社会整合方式看,民间信仰制度是否如同研究者预设的那样随着现代化而消弭?其之所以存在,是否仅仅因为现代社会还存在不稳定性,人们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风险?人们常把民间信仰认为是传统的,强调只有打破传统才能建立现代,因而将民间信仰视作落后、封建并加以打击。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民间信仰制度的确随着城市化而消失,或是转化为单纯的文化展演,并伴随“庙宇经营化、功利化取向”。③但在稳定的农村社区中,乡村庙社仪式活动仍然具有“心理调节器、社会控制安全阀以及维持社会组织、增进群体凝聚力的良性功能”。庙社结合的民间信仰活动在促进乡村地缘认同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意识。那么,民间信仰制度在乡土社会如何维系地缘关系,在都市社会中如何发挥其传统功能?

  笔者认为,相比较剧烈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更加复杂。乡土中国的基础“三缘”,即血缘、姻缘和地缘以及基于此形成的宗族制度、亲属制度和民间信仰制度仍构成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凤凰村为典型案例,结合其他有关案例,以及相关研究,探讨家族主义的传承、发展及其现实意义,对上述问题尝试给出一个初步回应:一是剖析家族主义的内在机理,二是探讨以家族主义为内核的乡土中国基础“三缘”的变迁路径,三是从普遍意义上分析家族主义对于当前社会文化转型的价值。以此纪念凤凰村研究100周年。

作者简介

姓名:周大鸣 黄锋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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