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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因论视阈下《查姆》英译策略探析
2020年11月11日 14:31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9期 作者:杨燕 字号
2020年11月11日 14:31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9期 作者: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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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创世史诗《查姆》记载着彝族先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万物起源和人类生产生活的朴素认知,是彝族文化生根发芽的沃土。对《查姆》进行译介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彝族文化模因能被有效复制,使其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得以存活和发展。作为文化传播单位和文化复制因子,模因在文化繁衍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相似。本研究利用切斯特曼的翻译模因论,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维度,分析《查姆》的英译策略,以期对基于模因论的少数民族典籍外译提供启示。

  关键词:模因; 文化;《查姆》;英译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语与贫困关系实证研究”(19AYY006);昆明理工大学省级人培项目“基于语调听觉法的云南省农村小学生英语语音创新习得模式研究”(KKSY201854011);昆明理工大学“外语类课程考核改革”重点项目(KK201710);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英语)”慕课项目(2020016)。 

  作者简介:杨燕(1981),女,四川西充人,昆明理工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翻译、外语教育以及中西文化对比。 

  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文化自觉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文化铸就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在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已然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不可或缺要素。所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成为时代使命,刻不容缓。在历史悠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 56个民族所展现的民俗风情精彩纷呈,各具特色,传世的民族典籍更是少数民族先民们留给人类社会的宝贵遗产。纵览文献,学界对汉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成果颇多,而对少数民族经典作品的翻译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稍显欠缺,存在输出不均衡的“文化逆差”现象 [1]。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典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各民族集体记忆经由历史长河萃取的结晶。对少数民族典籍进行跨语际阐释、翻译和推介不仅能繁荣我国文化事业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能够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助力构建世界多元并蓄的文化格局。

  彝族创世史诗《查姆》成书于彝族先民进入母系氏族社会中后期阶段,主要流传于云南楚雄双柏县以及玉溪和红河州部分彝区。《查姆》记录着彝族先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朴素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学价值。它同《梅葛》、《阿细的先基》以及《勒俄特依》一道,被奉为彝族的四大创世史诗,且位居榜首。《查姆》最早由古彝文记载,被称作是“一部遗落在哀牢山的天书” [2],是彝族文化模因储存和繁殖的宝库。时至今日,彝族同胞仍将其视为追根溯祖的源头,把它作为本民族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加以传承。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查姆》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探索《查姆》翻译策略,推动彝族文化模因在世界舞台进行有效复制和传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模因论与翻译

  (一)模因论溯源

  受自然科学领域生物遗传学概念“基因”(Gene)的启发,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动物行为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著作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模因”(Meme)这一概念,开创性地运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人类社会文化进化规律。“Meme”来源于希腊词“Mimeme”,意为“模仿” [3]。《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将模因解释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4]。作为文化传播单位和文化复制因子,模因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似。社会系统的任何物质或非物质文化元素,只要能通过模仿,复制从而传播开来,都可以称作模因,比如音乐旋律、观念习俗、服装样式、宗教信仰、谚语格言、宣传口号、人工制品、意识形态等 [5]。基因经由上一代遗传给下一代,实现代际繁衍。模因则除了通过纵向代际方式传递,也以横向方式传播。

  模因论的历史最早可溯源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笔下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时期,人类文明之火熠熠生辉,伟大的精神导师应运而生。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的“模仿观”在《道德经》名句中可见端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6]。老子认为,道伟大,天伟大,地伟大,人也是伟大的。这四大并存于天地间,而人只是其中之一。这四大的运行规律是,人模仿地,地模仿天,天模仿道,而道模仿自然。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7]。他倡导弟子,要通过模仿贤人的善行,好的品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达到修身的目的。希腊先哲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都曾提出过“模仿论” [5]。德谟克里特认为人类通过模仿蜘蛛而学会了织布缝衣;通过模仿燕子筑巢而学会了修建房屋;通过模仿天鹅和黄莺而学会了歌唱。苏格拉底指出文艺不仅仅局限于模仿物的外形之美,还可以模仿人的性格特征、心理活动和精神特质。柏拉图坚持,艺术是对实在之物的物像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模仿说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他强调,艺术既是对客观事物外形的模仿,更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模仿。可以看出,模仿是人的天赋本能,用模因论来解释人类的心智发展,知识获得、文艺行为以及文化传承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

  能够经受住自然选择,战胜弱势模因而得以模仿繁殖的模因称为强势模因 [8]。正是由于浩瀚的强势文化模因经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考验而幸存、流传下来,才有了人类文化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图景。有别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文化观,模因论为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异与传播开辟了新的视角[9]。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模因论的研究。Richard Brodie 和 Aaron Lynch 在其论著中分析了模因的传播途径。美国哲学家Daniel Dannett用模因论来解释心灵进化机制。Susan Blackmore 在Dawkins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模因论的概念体系以及研究范畴。自此,模因论被广泛运用到心理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学、传播学、经济学、营销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5]。本世纪初,Susan Blackmore的专著The Meme Machine 被翻译成中文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何自然在《现代外语》上发表论文《模因论与社会语用》。自此,模因论被正式引入中国学界,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

  (二)翻译模因论

  模因是文化进化与传递的基本单位,不同文化间的根本区别就走在于文化模因的不同。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行为,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更是文化模因之间的交流。芬兰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最早把模因论和翻译研究相结合。Chesterman 将翻译理论,翻译策略以及翻译规范统称为“翻译模因” [10]。在其专著《翻译模因论-翻译思想的传播》(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Translation Ideas)一书中,他详述了人类翻译史上翻译理论与实践模因所经历的八个演变阶段:词 (Words)、上帝之语 (Word of God)、修辞 (Rhetoric)、逻各斯 (Logos)、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交际 (Communication)、 目的语 (Target) 以及认知 (Cognition)。词是翻译模因的起源阶段,着重词汇意义的翻译。第二个阶段-上帝之语阶段以翻译《圣经》等宗教文本为主,源语被认为是“神的旨意”,不能违反和背离。这一时段的翻译关注结构、语法,以直译为主。第三阶段提出,对于非宗教文本的翻译,应注重文体与修辞效果,且以译语为中心。第四阶段-逻各斯阶段奉行语言中心思想,强调语言的创造力,这一阶段的翻译以保持源语的异质性、陌生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第五阶段-语言科学阶段开始借助于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开展翻译活动。对机器翻译的研究就发端于这个阶段。第六阶段-交际阶段认为翻译是超越文本的、基于情景的、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活动应该秉承信息传递的目的,将更多社会情景元素考虑进去,凸显翻译的语用功能。第七阶段-目的语阶段,翻译从交际模因转向文化模因。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活动优先考虑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因素,坚持翻译文本必须置于目的语文化模因大背景下来阐释和理解。第八阶段-认知阶段从本体论的角度开始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和思维活动,这是翻译模因链的高级阶段。

  Chesterman指出,在翻译模因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五种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的超级模因( super-memes)得以复制与传播开来:1) 源语-目的语(Source-target)模因、2) 对等(Equivalence)模因、3) 不可译(Untranslatability)模因、4) 意译-直译(Free-vs-literal)模因、5) 写作即翻译模因( All-writing-is-translating)。源语-目的语(Source-target)模因意指翻译是从源语言转换到目的语的有方向性的活动。源语模因通过翻译得以在目的语中复制、传播、繁殖、延伸。目的语读者对翻译文本的理解和解读会增加源语文本价值。对等(Equivalence)模因观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实现源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等值转换,即X=Y。翻译活动涵盖因素众多,其复杂性决定了两种文本的完全对等是难以实现的。我们需要采取特定的策略,来使不可译变为可译,实现源语和目的语的相对对等。意译-直译模因观认为,针对不同的文本,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须灵活使用“逐词翻译”的直译法或者“自由翻译”的意译法。写作即翻译模因认为翻译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重构,重写的活动。译者将源语翻译为目的语,这个转换过程其实就是译者解读源文并对其进行改写的过程。

  受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进化图示的影响,Chesterman构建了翻译模因概念。他认为翻译策略自身作为翻译模因的一种,同时还是促进文化模因复制与传播的手段。Chesterman提出的翻译策略分别是句法策略(Syntactic strategies),语义策略(Semantic strategies)以及语用策略(Pragmatic strategies)。句法策略以纯粹的句法变化为主,关注形式。语义策略管控语义变化。语用策略是指译者基于对目的语读者的了解而在翻译过程中所作出的信息选择。

  二、关于《查姆》

  “查姆”为彝语音译,在彝语中的另一发音为“采姆”。在车苏支系彝语中,“查”是“起源”的意思,“姆”则指“大”。“查姆”直译成汉语就是“万事万物的起源是大事”,也就是“万物的起源” [11]。《查姆》是彝民先辈讲述世界万物和人类起源的创世史诗,公称为彝族人民的百科全书和“根谱”。彝语中的“一查”意为“一段”、“一章”、“一件事”或者“一个故事”。彝民把天地万物间每一件事物的起源称作一个 “查”。《查姆》有120查,用老彝文记载在《古彝书》和《毕摩经》中,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吾查》,主要讲述天地万物起源。《买查》为下部分,记录文学诗歌、天文地理以及占卜历数等内容。老彝文本《查姆》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于楚雄州双柏县大麦地镇、安龙堡乡和红河州弥勒市、开远市、元阳县、石屏县、建水县以及玉溪市的新平和峨山两县,由知识渊博的彝族祭司,即毕摩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唱颂 [12]。从体裁上讲,《查姆》属五言韵文体诗,最初以“阿色调”、“四句长腔调”以及“四弦调”等旋律唱诵。在流传过程中,《查姆》的唱颂旋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如 “祭献调”、“咒语调”、“驱除调”、“招魂调”、“祈福调”以及“情歌调”等变体[11]。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毕摩们相继离世,懂彝文、能传唱《查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由于《查姆》对研究彝族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民族特性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界和政府部门达成共识,果断采取积极措施抢救这一濒危的优秀民族经典。1979 年,民族文化工作者郭思九、陶学良深入哀牢山广大彝区,对彝族民间文学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出《查姆》中的11查,共计3500多行,由懂彝文的贝玛施学生将其翻译成汉语 [2]。第二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查姆》汉语本。这部记载彝族灿烂文化的经典一经问世,就吸引了国内外为数不少学者的关注。

  郭思九、陶学良整编的《查姆》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讲述天地的起源和人类演变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独眼睛、直眼睛和横眼睛时代;下部讲述“棉麻绸缎”、“金银铜铁锡”、“纸笔书”等物的诞生和“长生不老药” [13]。世界起源论是自人类文明始就横亘在学界的一大难题。学者、思想家们纷纷从科学、哲学、宗教神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彝族先民也在《查姆》中对世界的起源作出了极富创造力的想象。他们认为,远古的时候,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出天地,也分不出白昼和黑夜,没有万物,唯一存在的物质就是一团一团混沌不清的雾露。众神的首领涅侬倮佐颇召集天王、地王、仙王、水王、龙王以及他们的儿女共同商议“安排日月星辰”、“造天造地”和“铸就宇宙山川”。龙王罗阿玛到太空中去种了一棵娑罗树,夜晚开白花,于是就有了月亮和黑夜;撒赛萨若埃前往一千重天上另种活一棵娑罗树,白天开红花,于是就有了太阳和白天;涅侬撒萨歇到太空中播撒星辰,从此天上就有了“数也数不完”、“亮闪闪”的星星。飘渺太空间的雾露就变身为“气”,滋养万物。有了日月星辰,还得有宇宙山川。 众神之王涅侬倮佐颇亲自指点,“篾帽圆”的天和“簸箕样”的地也被造出来了。造人之神的女儿涅滨矮也设法造出了大海河川、湖泊清泉。水王罗塔纪用海水养出了鱼虾;龙王罗阿玛又到九重天上月中间的那棵娑罗树里,找来粮食药材、花草树木的种子。在彝族先民看来,世界由神创造,万事万物从动中生,在动中变。他们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同其他民族一样,具有神秘的神创论思想,但同时也有朴素的唯物观和辩证观。

  天地万物形成之后,紧接着人类也出现了。根据《查姆》记载,龙王的女儿赛依列吩咐儿依得罗娃造出“独眼睛时代的人”,取名为“拉爹”,他们是人类的第一代祖先。这一代人只有一只眼睛,长在脑门心上。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耕种劳作,以树皮、草根和野果为食,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后来,在猴子的帮助下学会了结绳记事,还通过“石头敲硬果”发明了火。众神又出力,为他们创造出生存所需,有了像鸡蛋大的米粒、长得像竹林的谷子、鸭蛋大的包谷、鹅蛋大的蚕豆等粮食。可是这一代人心不好,辜负了仙王的好意。因为他们黑白不分、不明道理、不讲老幼尊卑,还不知道收割庄稼。众神决定要换掉这代人,重新找好心人来繁衍后代。于是,仙王入黄炸当地化身讨饭人,沿村乞讨,寻找好心人。几经周折,最后遇到一位勤劳善良的“做活人”,并送给做活人一个葫芦。葫芦里有吃不完的食物,喝不完的水和长生不老药。仙王告诉做活人,天降大旱时,让他躲进葫芦避难。旱灾过后,独眼人灭绝,唯独“做活人”幸存,并娶仙王的女儿撒赛歇为妻。水王罗塔纪让“做活人”用四瓢水洗身子。污垢洗净后,独眼睛就变成了直眼睛,人类由此进入直眼睛时代。有一天,撒赛歇生下一个皮口袋,剪开后,蹦出一百二十只蚂蚱。蚂蚱跳了三下后,变成了一群胖娃娃,男女各六十个。直眼人这一代叫“拉拖”,是独眼人“拉爹”的后代。这一百二十个兄妹长大后成亲,组成了六十家。一家住一寨,到高山上种植桑麻、下坝子里种谷种瓜、去河里打鱼网虾。就这样过了九千七百多年,直眼人一天天增多,地方越来越窄。直眼人也变得不讲道理,开始吵嘴打架,不顾亲友,也不孝爹妈。诸神认为,从直眼人身上看不到善良和淳朴,决定来一场洪灾换掉这代人。随后,洪灾降临,直眼人时代宣告结束,只留下了躲在葫芦中的阿朴独姆兄妹两人。在神仙的说服下,阿朴独姆兄妹结成夫妻,延续人烟。他们生出三十六个孩子,十八个男孩,十八个女孩,眼睛都是横着长的。他们名字叫“拉文”,是直眼人 “拉拖”的后代,人类便进入到了 “横眼睛时代”。

  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清司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他认为,眼睛象征着“智力”。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中所描述的人眼睛的差异,代表着道德文明的分野 [14]。“独眼人”、“直眼人”和“横眼人”时代标志着原始人到人类社会的进化阶段。横眼人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彝族先民进入了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发展的农耕时代。在这一时期,他们学会了栽麻种棉、染布做衣、缫丝织缎。在“泽梗子”和“黑夺方”有两兄弟还开采冶炼出金银铜铁锡,并将这些金属用来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紧接着,纸、笔、文字和书画也发明出来。彝家祖先告诫子孙不能忘记“老古根”,要传承“老书文”。虽然吃穿不愁了,还能学文化,可是先民们又开始为生病的事发愁,他们想要长生不老,也寻得了长生不老药。可惜的是,长生不老药被太阳和月亮偷走吃了。于是,人就从此没能逃脱“老”和“死”的结局。

  不难看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彝族先辈以超现实主义的神话方式解释万物起源以及人类的诞生。但是,《查姆》中所记述的世界的发展和人的进化过程也充分体现出彝族先民对于人的主体作用以及生产劳动实践重要性的肯定。《查姆》作为彝族的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模因,将这些文化模因进行跨语际翻译与传播意义重大。2018年12月,云南师范大学李昌银教授领衔的翻译团队受“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以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首次将《查姆》等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翻译成英语,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以Chesterman的翻译模因论为指导,分析徐蔚、熊鹰的《查姆》英译本中所使用的翻译策略。

  三、基于模因论的《查姆》英译策略

  如前所述,依据模因论观点,物种藉由基因遗传得以繁衍,文化则是通过模因复制而实现传播。翻译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文化模因跨语际复制与传播的过程。译者作为模因传播的宿主,对源语言及文化进行解码、编码,将其传递给异质文化语境中的目的语读者。Heylighe认为,一种模因被模因宿主选择,并将其传递给新的模因宿主需要经历4个阶段:同化、记忆、表达与传播。基因的遗传由自然选择决定,模因的传播却是靠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助推完成 [5]。就模因的跨语际、跨文化传播而言,由于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存在诸多差异,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积极主动地运用一定的策略,使源语文化模因能够感化目的语读者,让其接受,理解,记忆以及表达,从而实现源语文化模因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间。那些能在他语语境中存活的模因才能被有效地复制与传播,而那些不适应他语语境的模因就会遭到淘汰,无法实现成功传递。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彝族创世史诗,《查姆》意蕴隽永,是承载彝族人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宝贵文化模因库。将这样一部彝族经典翻译成英语,介绍给英语世界读者,译者不仅需要具有过硬的英汉双语语言能力,洞悉原文风格,熟知彝族文化习俗,更需要有意识地使用翻译策略,以更好的将原文的文化模因复制呈现出来。根据Chesterman提出的翻译模因论观点,译者可以通过使用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的翻译策略来促进源语文化模因在新语境中的生存和发展。

  (一)句法策略

  英汉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词汇和句子结构层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译者在将汉语翻译为英语时,要了解这些共性和个性,采取相应策略,使译文不仅能最大程度地复制源语文化模因,同时还能顺利被目的语读者接受。徐蔚、熊鹰的《查姆》英译本中使用到的句法策略主要有:直译、修辞转换和句子/小句结构变动等。

  直译:Chesterman认为直译就是指译文的词汇以及句法结构最大程度的保持源语形式,忠实于原文。我国著名民族语言文学家马学良也提倡,在翻译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应以忠实于源语原意为主,而忠实于源语是忠实于原意的前提和关键 [15]。《查姆》属于五言韵文体诗,原文语言简洁明了,琅琅上口。译者在翻译时,多次采用直译的方式来努力呈现原文这一特色。比如,原文中说到龙王罗阿玛去到九重天上找寻种子。月亮里的那颗娑罗树上有数不完的良种,“奇花异草由人选,树木药材任人拣”。译者将其翻译为“Rare flowers and grass were ready to be picked, trees and herbs were waiting to be plucked”。这一逐词逐句直译处理,原文的风格特征就充分地传递到了译文中。

  修辞转换:修辞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时,根据需要,对原文的修辞手法作出调整。这种调整既可以是保留原文的修辞手法,也可以是用另一种修辞手法来替换原文的修辞手法。《查姆》中多次使用排比,比喻以及拟人等修辞手法。译者在翻译时,也尽量将原文中的修辞手法移植到了译文中,很好地复制了原语的节奏和意象。拿排比修辞手法为例,原文中使用了大量排比句式来描述天地万物形成之前的景象:“没有草木生长,没有座座青山,没有滔滔大海,没有滚滚河川,没有太阳照耀,没有星斗满天……”。对应的译文为“There were neither woods growing, nor mountain towering; There were neither seas billowing, nor rivers rushing, there were neither radiant sunshine, nor starry sky…”。译文中同样运用排比修辞手法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语言节奏明快、自然流畅、韵律感强、质朴生动这一特色。

  句子/小句结构变动:句子/小句结构变动主要是指句子结构,句子成分以及语态的改换和调整。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两种语言体系的句法结构不尽相同。《查姆》全书句法结构主要以主谓宾式简单句为主,表意通俗,易于口头传诵。译者在翻译《查姆》时,多次对原文句子以及小句结构进行变动,使其符合英语语言结构多样,注重形式和元素的特征。比如,书中在记述独眼睛这代人时,说这一代人猴不分,“猴子生儿子,也是独眼睛。猴子摘野果,丢给猴儿吃”。在译文中,原文的主谓宾结构句子“猴子生儿子”被约缩为主语名词短语,“children of monkeys”。原文的谓语在译文中作了目的状语“monkeys picked fruit to feed their kids”。

  (二) 语义策略

  语义策略调控词汇和句子层面的意义变化,包含近义词、反义词、上下义词、抽象-具体转换以及释义等具体翻译技巧。在翻译少数民族经典作品时,既须保留原作风姿,还要做到易解,也就是通顺。译者在翻译时要选用最恰当的语言来实现源语和目的语在语义层面的信息对等。译文要做到不生搬硬套,诘屈聱牙。这样才能使其所承载的文化模因能够被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查姆》英译中主要运用到的语义策略有:近义词使用、抽象-具体转换以及释义。

  近义词使用:由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在翻译时,如果对个别源语词汇进行完全对等的直译,势必会让译文难以被英语读者理解。所以,译者须根据语境,选择意义相近的目的语词汇或短语来替代。《查姆》中记载,众神决定换掉“独眼睛”人,因为他们“要不得”,“心不好”,“不懂道理”。对于这些极富民族特色的,质朴的口传文学体表达,如果照字面意思翻译,显然会使英语读者困惑。译者分别将其处理为“not good-natured”,“ not good”,“do not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这样,目标读者就能很好地领会和把握原文表达的涵义。

  抽象-具体转换: 这一策略是指将原文的抽象词汇转换为具体词汇,或者将具体词汇转变为抽象词汇。《查姆》描述,由于独眼人的种种恶行,天将降大旱,晒死这一代人,只留下好心的“做活人”来繁衍后代。仙王下凡寻找这位好心人,“东边西边找,南边北边找”。译者将“东边西边”具体词翻译为“here and there”, 南边北边翻译为“everywhere”。 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影响,不同于西方的抽象思维,彝族先民的思维方式以简单、直观的具象思维为主。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查姆》中大量的字、词和句子无不透射出具象思维的特点。翻译时将具体词变为抽象词既准确传达了原文意思,又符合英语表意习惯。

  释义:释义策略被Chesterman称为“松散的、自由的”对原文进行解释的翻译。《查姆》中说,歇索的三个儿子受命去寻找纸和笔。歇阿乌吹响牛角,赶出来了“穿着铜钱花衣”的一双豹子,和“穿着镰刀花衣”的两只老虎。译者在翻译时运用释义策略,分别将其翻译为 “with coin-like spots on their fur”,“with sickle-like stripes on their bodies”,解释说明,铜钱花衣是指豹子身上有铜钱般大小的斑点,老虎身上有镰刀一样的条纹,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三)语用策略

  语用策略是指译者基于对目的语读者的了解而在翻译过程中所作出的信息选择策略,主要包括:文化过滤、显性变化、信息变化、人际变化、言外变化、连贯变化、部分翻译以及译者注释等。《查姆》英译本中所使用的语用策略主要有两大类:信息变化和译者注释。

  信息变化:信息变化策略是指增加或省略特定信息,以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文本。文中描写列贵挨姑娘带领她的四个好伙伴缫出丝绸,织出锦缎,但却没有颜料为绸缎染色。歇索的三个儿子,带上金弓银弩,背着金箭银箭,牵着一黑一白两条大狗,上山寻找老虎,用老虎的护心血和胸中胆做染料。当他们看到老虎脚印时,立马“拉满金弓银弩,搭上金箭银箭”。汉语以意役形,句子结构松散,而英语以形显意,结构严谨。鉴于此,译者将这两句译为“They drew their bows back to the full, ready to shoot”。为了避免和前文重复,省去了“银弩”、“金箭”、“银箭”等词汇的翻译,同时,增加了原文中涵盖却没有表明的信息“ready to shoot”。

  译者注释:这一策略指翻译人员通过脚注以及带括号的评论等方式来帮助读者了解在目的语中缺失的源语文化专有项。不同的地理位置、信仰习俗、思维方式、以及观念习惯决定了中西文化的种种差异。典籍译介必须注重传达原作的本原性,最大程度保留民族文化特有名目[16][17]。如何将源语中的文化专有项通过翻译有效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一直是翻译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美国著名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简单来说,“归化”就是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宿,采用符合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表述原文内容。“异化”则是指译者以源语文化为归宿,顺应源语表达方式,最大限度保留源语文化特色 [18]。翻译模因论提倡对文化专有项进行“异化”翻译,然后通过译者注释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异国文化特征。《查姆》英译本中,译者多次运用脚注来对人名、地名、节气和一些民族文化专有进行解释说明。比如,译者将“赛依列”、“芦笙”、”唢呐”直译为“Saiyilie”、“Lusheng”、“Suona”, 然后以脚注的方式对其分别作解释“Saiyilie:daughter of the Dragon Queen”; “Lusheng: a traditional wind instrument made of reed pipes”;“Suona: a traditional instrument similar to a trumpet”。这样翻译,不仅能让目的语读者明白这些文化特有项的所指,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色。

  四、结语

  少数民族典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积着各民族同胞的集体智慧、民族特性和民族情怀,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道亮丽风景[19]。彝族创世史诗《查姆》享有彝族“百科全书”的美誉。它记载了彝族先民对万物起源的朴素认识以及彝民创榛辟莽,立家立业的曲折奋斗历程。模因是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翻译活动实质上就是文化模因的跨语际复制与传播。在《查姆》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模因传播的宿主,有意识地使用了句法、语义以及语用策略来将源语文化模因较好地传递给了异质文化语境中的目的语读者。以翻译模因论为指导,探索少数民族典籍译介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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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杨燕 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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