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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视角
2021年07月26日 11:18 来源:《世界民族》2021年第2期 作者:刘烨 字号
2021年07月26日 11:18
来源:《世界民族》2021年第2期 作者: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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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最强有力的、科学的、能够解释和关照人类社会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起,发展和丰富了世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使之成为一个更加完备、客观连续、与时俱进的理论构架。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多姿多彩的民族范畴研究当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建构主义等多种阐释路径,尽管包含了多样态的解释视角,但都共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可以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样一个名称进行统摄,展示出丰富的学术性价值。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要探索当代民族范畴的前景,我们有必要从整体上把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格局,以借鉴、吸纳、批判的态度进行认识。本文从历史沿革、阐释路径、整体特征、价值意义及其局限等方面观察、解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视角,力图在客观分析、辩证考察、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系统化认知。

  关键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问题

  在当今世界,民族及其相关范畴的研究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而且新的研究著述也是层出迭现。长久以来,各国思想家都从多学科、多角度对民族范畴进行分析阐述,作为民族范畴研究当中的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连续性、解释性和科学性上可谓无出其右,从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民族国家的关注开始,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斯大林、卢森堡、考茨基等对于民族解放、民族独立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与论述,再到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不断认识,从而形成了一种客观连续、辩证发展和整体系统的历史生长过程。我们要探索当代民族范畴的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作为新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新认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坚持,又有符合新的时代特征的发展与创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兼容并蓄、不断发展的强大普适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历经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其认识论普遍地适用于民族问题的阐释,这一点不仅得到了历史实践的证实,更得到了现实状况的检验。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是一个漫长、持久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论波兰》《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分析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探讨民族压迫和剥削问题、阐述民族平等和解放原则、揭示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的实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入20世纪,面对汹涌澎湃的帝国主义巨浪,列宁、斯大林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著作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新的阐述,尤其是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围绕民族和殖民地、多民族国家结构、民族自决权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一步形成为一个更为系统、科学、整体的理论。在同一时期,卢森堡、考茨基、葛兰西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卡尔·伦纳(Karl Renner)等人也在领导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提出了各自不同观念的民族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旧秩序的冲击,“1945年之后,各国争取独立及反殖民化的运动都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结为一体”1 。“20世纪30到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总是呼应左派理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理论”2,伴随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撒播到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国家。此后,亦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涌现出了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解释范式理解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米洛斯拉夫·罗奇(Miroslav Hroch)、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霍勒斯·戴维斯(Horace Davis)、汤姆·奈恩(Tom Nairn)、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伊恩·卡明斯(Ian Cummins)、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沃克尔·康纳(Walker Connor)、罗纳尔多·穆克(Ronaldo Munck)等,他们在秉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出不同阐释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共同型构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

  关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理解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质、阐释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基本目标和现实考量是现代哲学思考中的基本问题。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十分复杂的、极富争议性的范畴,已然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析论争,呈现出多种阐释路径的理论观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涵盖了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建构主义等多重研究视角,尽管包含多重分析角度,但都可以归属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哲学探讨,考察其理论成就,挖掘代表性学者的典型性和独创性。

  一、历史主义视角

  从历史主义视角界定民族及其相关概念是一种具有普遍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种视角强调民族范畴的历史本原,重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注重两者在群体凝聚和国家创立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一视角中,民族范畴都是历史循环进化的产物,它们能够根据具体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状况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代表人物为捷克历史学家米洛斯拉夫·罗奇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罗奇在《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中运用量化的社会史分析方法对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运动作了系统研究,他强调历史发展当中民族的主体作用,指出在碎裂的社会里,族群认同起到一种凝聚作用,因为“当社会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3。他认为,“民族的概念是历史起源的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4从具体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关系出发,他指出,“民族是一个大的社会群体,其特点是几种关系(经济、领土、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等)的结合。”5 现代民族的形成离不开民族意识的增长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增进,“现代民族……存在的先决条件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视为其成员,并自我认同”6 。只有整个群体对自身这一“界限明确的复合体”产生强烈的感情,成员之间形成稳定的关系,加之共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等社会背景,民族才能出现。罗奇写道:“如果没有民族认同观念的传播和属于一个民族的积极价值,民族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早期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文化(族裔)关系、共同的历史经历、某些政治制度或制度化的社会和文化关系,那么民族的鼓动就不太可能成功。”7 可见,人民大众对于民族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忠诚热爱的情感意识是现代民族的建构基础。由此出发,罗奇形成了“三阶段”民族运动理论:阶段A,一些精英分子积极投入学术性的研究和调查,了解本身族裔群体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特性,但目的不在于煽动爱国热情,或是设定任何政治目标。“学术活动的自然延伸迟早会让受过教育的精英得出结论:一个族裔共同体的成员(一个国家的公民)需要被鼓励去拥抱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和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的理念。”8 阶段B,一批行动主义者出现了,他们会想尽办法赢取族裔群体的支持,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计划。“在阶段B,民族运动的传播与社会交往和流动性的发展是手拉手的”,“高社会流动性为阶段B的民族运动接受爱国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社会交往,作为一种传递现实信息和数据以及植入态度和本能反应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在民族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 ,两者相结合,共同推进了民族运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阶段C,当民族意识成了多数人的主要关怀时,群众运动便会形成,也唯有在此一时期,才有可能出现完全的社会结构。只有当民族鼓动在大众层面取得决定性的支持时,他们通往现代民族的道路才是不可逆转的。“一旦民族认同被大众接受,它就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直到阶段C——当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运动发生时,民族政治计划通常才会形成或变得与众不同。只有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以及民族运动获得了政治自治或独立之后,我们才可以谈论最终的成功和民族运动的结束。”10 换句话说,阶段C的大规模民族运动使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得以最终型构,民族国家自此形成,民族运动也告一段落。

  霍布斯鲍姆“始终坚持要将个人的非历史信念加以屏除”11 ,他在《传统的发明》《民族与民族主义》等著作中梳理了民族、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指出正是人民大众对征服者、统治者及压迫者的不满和愤懑使得争取解放的民族运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11 。他从世界历史入手分析民族问题,认为民族的概念“根源于特定地域,成长于特殊社会背景,成型于既定历史时空。因此,必须将‘民族’的概念还原至这些历史现实中来进行讨论”11 。由此,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还原到历史运动中去,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大革命到1870年,民族主义萌芽。“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便和‘人民’及国家密切相关,于是‘民族国家’和‘合众国’的呼声响彻云霄。”11 正是从“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民族”开始被应用到世界政治体制之中,民族国家作为最有效的政治体系垄断了权力、法律、政治行动和政治制度,并大幅改写了欧洲的版图,群众的、公民的、民主的政治民族主义产生。第二阶段,1870年到1918年,民族主义发展转型。“当时欧洲社会正在经历的三大巨变,促使那种基于想象多过根据实情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共同体一一诞生”12 。通过“把民族与语言问题合并思考”,霍布斯鲍姆提出了“语言民族主义”的概念,并以此指称这一阶段基于语言属性而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第三阶段,1918年到1950年,民族主义最高峰。这段时期民族主义与左派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侵袭。霍布斯鲍姆感叹道:“若说19世纪的‘民族原则’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大获全胜,那显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12 此后的三十年,“反法西斯的民族主义,除了与民族冲突有关之外,也与社会冲突紧密联系,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愈来愈明显。……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民族胜利与社会革命都是不可分的。”13 第四阶段,20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式微。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一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虽然为世界增加了十六个民族小邦,但是“现今的民族主义已呈衰微之势”12 。此前的民族主义是历史变迁中的主要事实,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12 。

  二、建构主义视角

  这一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民族范畴的社会建构特征着手分析,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社会形态的产物,“民族的产生应归于‘被创造出来的传统’,这些‘传统’是社会工程的产物”14 。代表人物为美国左翼学者霍勒斯·戴维斯和在当今世界同享盛名的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佩里·安德森两兄弟。

  戴维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一书中从民族、民族集团、民族主义等相关概念的原理研究出发,追溯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相关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对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进行分析。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民族问题的重要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最具科学性和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也看到了民族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重要性,“对于列宁和马克思来说,国家理论,尤其是民族主义,都显得非常重要”15 ,“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今天的人们来说,民族国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没有它”15 。戴维斯认为,迄今为止,将民族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尝试寥寥无几,且不令人满意。他希望借由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解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现象,他写道:“民族主义动机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剧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被关注并与其他运动相关联。我们绝不能忘记孙中山的格言:民族主义(与民主和社会主义一起)是当今三大运动之一。”15 关于民族的产生与定义,戴维斯指出,“民族不会自己创造自己;它必须被建造”15 ,民族的产生是具有建构性的,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族主要以三种方式形成。首先,它们可能是由国家形成的。……第二,民族是在反抗外来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民族形成的第三种方式是首先实现文化团结,然后是这种团结的政治表达。”16 他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总是有(1)特定的领土;(2)确定的最小规模;(3)某些整合(集权化、相互依存);(4)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17

  进而,戴维斯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国际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意义上,与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相当一致的,特别是如果这些民族解放运动是朝向社会主义的”18 。民族解放运动是民族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效途径,“民族解放运动是最符合逻辑的……对抗殖民和半殖民地的压迫的手段,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必然同意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压迫进行反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有时显然是理性的”13。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要将民族主义融入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当中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参与反对经济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是不够的;他们必须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新将自己定位于斗争的新的性质当中,它首先往往是民族主义,而非其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继续发扬列宁的精神,因为列宁采取了关键的步骤——将民族剥削和阶级剥削结合起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13 正如日本学者石田政治的评论所言,“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精神,贯穿在(戴维斯的)全书之中”19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通过复杂而细致的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方法以及“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20 ,建构出一个一般性历史论证,即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印刷资本主义使得民族得以通过线性的时间而运动。民族的这种由群体想象、创造出来的边界意识和身份认同恰恰体现了其建构性特质。本·安德森指出,“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21 ,在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时代,民族梦想成为自由、自主、自决的,其衡量尺度与象征就是主权国家,因此,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总是以民族国家为旨归。本·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解读是:“当某一自然领土上的居民们开始感到自己在共享同一命运,有着共同的未来,或当他们感到被一种深层的同道关系联系在一起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22 可见,民族主义是被共同的认同力量创造出来的,这种忠诚感、同志爱将所有的民族成员无差别地容纳在一起,构建了现代社会当中真实、有效、复杂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本·安德森不仅强调民族情感对于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影响,也看重社会发展对于民族主义产生的促进作用。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升阶段,民族主义有一定的进步性,它不仅具有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功能,还具有激发民族革命和解放运动的作用。本·安德森分析了以民族、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建构,认为世界现代历史正是由构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一具体的过程组成。他写道:“民族—国家地位……被认为代表了想象的家园与想象的家园主人的一种新发现的结合,并通过有组织地运用它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确保那一结合的稳固。”23 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来源于群体与个体意志的结合,按照其“想象”,民族国家的合法地位体现为自由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自主支配自身的经济资源而不受外来力量和威权的干预,并通过这两者确保民族国家政权的稳固。由此,本·安德森“描绘出民族开始被想象,以及一旦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塑模、改编和改造的过程”24 ,在他那里,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主义建构性是不言而喻的。

  佩里·安德森作为当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十分关注民族问题,他指出,“在工业军备和学术研究的新世界里,民族特性已成为竞争大国重要理论论述的对象”,“即使在今天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的高科技消费和国际一体化的世界里,作为政治生活的动力的民族激情也是永恒的”25。在《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一文中,佩·安德森指出,多样性和连续性是人类共同的结构,它们应该作为民族意识形态的固定点。他认同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将基本的神话素(mythemes)改写成了自己的‘诗意空间’或‘英雄记忆’形式”的观点,这种“改写”正是一种民族的后天建构方式,即“民族自我意象的创造物”25 。在此基础上,佩·安德森重点分析了“民族特性”和“民族认同”两个概念,他认为,民族特性是全面的、无须参照的和客观的状态,而民族认同则是主观的、选择性的、更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他写道:“如果民族特性被认为是一种固定的性情,民族认同就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投射。”25 不难看出,对于佩·安德森来说,民族认同与心理上的自我意识归属关系密切,它通过主观要素表现出来,“民族认同就是假设这样的伪装:融合事实和理想、易变和永恒”25 。民族认同是个体从属于特定群体的标志,其产生过程是建构性的,是事实与理想、变与不变的综合型构,因而在其不断的发展和建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存在只能以永远寻找自己为代价,永远朝着其逻辑发展的方向转变,不断检验自己与他者的对抗,用最好的、最本质的一部分来认同自己”25 。

  三、社会经济视角

  这一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强调从社会经济角度对民族相关概念进行探讨,认为在当今资本扩张、工业发展的经济型社会,民族问题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社会经济机制,每个民族国家都在寻求自身的经济繁荣和利益最大化,因此,投射在民族共同体上即是不同发展状况的民族国家对世界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差异态度和表现,代表人物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汤姆·奈恩和同为新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赫克特。

  在《不列颠的瓦解》《民族主义的面孔》等著作中,奈恩从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视域出发,认为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伴随着世界历史和社会情境的繁复变化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社会新兴经济因素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主导下世界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后果,是社会形态从传统发展到现代的必然环节。正是现代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日渐强大和不断扩张催生了民族主义,他写道:“民族主义,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式的强迫的必需品,自然地来自这些新的发展条件。”26 奈恩分析民族范畴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理论,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生产力飞速发展、物质极大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帝国主义掠夺、暴力战争横行、殖民侵略扩张等可怕后果。帝国主义是“发达对不发达地区不可抗拒的、变形的冲击”27 ,民族主义进而作为对此冲击的抵抗而出现,“在本质上是对强制执行的‘不发达’困境的一种反应”28 。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进一步扩散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究其根本就是新型社会经济因素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机制。民族主义并非必然是民间传说、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民俗学构建,也并非必然是主体的忠诚、情感与认同,但必定是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反应以及现代历史当中最首要、最严峻的不均衡性事实的映射。奈恩认为,“哲学思考的真正基础是围绕经济发展的复杂问题”。29 在世界政治经济机制的畛域内,民族国家间不均衡发展的真实情境赤裸裸地呈现在当代国际关系之中,使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愈发复杂难解,并持续支配这些问题的未来走向。

  赫克特的《内部殖民主义》《遏制民族主义》等书试图解释的对象是族裔冲突与同化问题,他认为“社会同化论”的“扩散模式”是一种过度乐观的社会变迁模式,实际的、真实发生的是“内部殖民模式”。随着工业资本主义不均衡浪潮的涤荡,必然会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先进、发达的和不先进、落后的两种群体,核心的发达地区会从政治和经济上支配和剥削边缘的不发达地区。“边缘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相对敏感。投资、信贷与薪资的决策都以核心地区唯命是从。由于这种经济上的依赖,边缘地区的财富必然落后于核心地区。”30 而伴随着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越发严重,不先进的、边缘地区的民族越容易进入一种团结的状态,再叠加上文化差异所引发的社会情感,必然会产生要求独立、发展的斗争。赫克特认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具有两面性的事物,所以通常只能按类型对其进行分类”31。他将民族主义分为四种类型,即国家建设民族主义(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外围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领土收复民族主义(irredentist nationalism)以及统一民族主义(unification nationalism)。虽然同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赫克特仍希望可以遏制民族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太多的生命假民族主义之名被牺牲了”32 ,作为当今世界一股极为强势的力量,“暴力常常是民族主义冲突的副产品,因此,人们普遍希望遏制民族主义的这一面”33。他认为,现代社会民族认同的式微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发展倾向,因此,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极端行为,就要从降低不同民族群体的主权要求和建立“非直接统治”上入手。他写道:“有时候一些更加重要的公益产品会胜过主权。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福利。尽管主权可以为民族群体成员提供自决,但是,对自身经济福利的关心可能会产生抵消作用。融入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会给外围民族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丰厚利益。”34 可见,只要给予群体足够的经济平等和利益共享,民族主义的暴力、冲突就会自然而然地被遏制,民族主义的产生与遏制归根结底都是共同体在经济层面的博弈。

  四、社会政治运动视角

  这一视角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侧重于解读社会政治运动对民族范畴的作用。在此阐释路径中,“‘民族主义’这一术语用来指寻求或行使国家权力并以民族主义的论点为这种行动进行辩护的政治运动”35。民族国家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来自民族主义为群体所做出的政治选择,即拥有自己独立自治的国家,以及在此国家中自主地行使权力,代表人物为澳大利亚学者伊恩·卡明斯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卡明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一书中,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所处时期民族运动的态度和理念。他写道:“正像《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宣布的那样,‘工人没有祖国’,欧洲经历了著名的‘人民全盛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在寻求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的时候,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影响要比那种较为短暂的民族范围斗争的影响大得多,他们还是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到那时发生的民族斗争上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显然是对立的。”36 可见,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愿望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总是齐头并进,但是他们仍十分重视历史发展中的民族运动,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要同民族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盟关系。“由于人类沿着横向线划分为阶级,又沿着纵向线划分为民族,因此,一定的阶级在特定的情况中的行为几乎不可能不受他们民族环境的特殊性的影响。”37 民族因素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是必然的,“民族自决的事业和农民、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38。卡明斯从马克思对波兰民族运动的阐释证明了民族运动对于实现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或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39 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社会抵抗运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民族运动举起了“解放”“自由”“独立”“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念的旗帜,使得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末开始成为主要的历史趋势。此外,卡明斯指出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民族独立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骨架……就经济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和它的资本主义前驱的区别,不仅仅是在于财富和资源的更公平的分配。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显示出它有能力去组织一个更合理的生产体系,这种生产体系有为全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产品的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辩证地,注定地是资本主义的继承人,而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在它创造的许多事物中,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的制度。”40 可见,从社会形态的历程来看,民族解放运动是民族独立的必要前提,民族独立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先决条件,民族国家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经济领域的不断前进,而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导向资本主义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的实现,而在这一最终阶段人类也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可以说,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解读了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民族—国家”作为新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在新的民族—国家阶段,主权观念进一步发展,现代民主多元政治形成,作为权利集装器的国家具有高度集权的行政力量。民族—国家的出现,一方面,让民族主义情感、民族认同与国家边界复合起来,另一方面,也会激发消极的、非理性的、极端的民族主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民族主义情感明显战胜了国际主义,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世界秩序改变,整个世界体系广泛的军事化过程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转变成了全球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41 作为19世纪至今的一种无可抗拒的政治形式,民族—国家的发展必然地与科学技术研究、军事工业化、武器开发等结合起来。然而,军事力量的极大发展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是对立、威胁和恐惧,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开一个在不远的将来笼罩着毁灭无遗的阴影的世界呢?吉登斯的答案是,“将社会改革的物质可能性与乌托邦要素结合起来”42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原理,对军事工业化情境中的武装力量进行控制,进而“规范地建构(乌托邦式)‘美好社会’模型”43 。

  五、社会文化视角

  这一视角的民族理论家将民族状况与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有效行使,不能仅依靠权力组织和暴力机构,更要依赖自身特定的文化结构来聚合人民。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要通过民族主义来黏合工业化之前相对离散的社会文化,进而通过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文化传播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及忠诚,并使其持续地传播,代表人物为同是英国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的特里·伊格尔顿和斯图亚特·霍尔。

  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指出,“民族身份对政治的影响往往大于阶级”44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都是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头羊,他们所倡导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囿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运动,同时也支持各个民族国家的解放与自治。“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声明殖民地人民拥有自决权。……列宁是第一个把握住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的政治理论家。……他坚持认为民族解放并非一种沙文主义情绪而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方式。……‘早在印度独立三十多年前和非洲解放运动开始的四十多年前,(列宁)就已经将反帝民族运动作为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形成了相关的理论。’”45 民族是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群体的一方,应当继续发扬列宁关于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自决权的正确认识,肯定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的积极意义。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后,伊格尔顿进一步在《民族主义:反讽与关怀》一文中从自我反讽性入手对民族主义进行解读,他认为,“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就像阶级。去拥有它,去感受它,是终结它的唯一方法。……民族主义如同阶级,似乎也陷入了一种不可能的反讽之中。至少对卡尔·马克思来说,人们有时会忘记社会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形式……他相信要去除这种异化,我们必须走过阶级,而不是绕过阶级,必须以某种方式彻底穿过它,并从它的另一端走出来”46。伊格尔顿将民族主义与阶级进行了类比,认为民族主义像阶级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自我反讽性,这种反讽性在他的解读下从文学修辞走向了哲学运用,要克服这种自我反讽性,只有认同并参与其中,因为主体无法直接摆脱或跳过阶级或民族的范畴,所以消除阶级分化和民族划分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其中的历史组成部分,合理、科学地“穿越”这两个范畴。“社会阶级如同殖民主义,是一种关系,一旦那些政治关系被消除,一个阶级或民族就不能作为某种共同的自我认同的实体而存在。”47 可见,在伊格尔顿看来,只有通过民族主义才能实现国际主义,最终的无阶级、无民族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只有通过阶级的、民族的社会才能够达至,“所以任何解放政治必须从特殊性开始,但是也必须跨越特殊性”48。

  霍尔以《文化认同与移民社群》《族性:认同和差异》等文章构架了自己对民族、族性、认同的文化解释体系,他指出,民族认同是一种透过大众文化的制作与再制作,要由文化与历史的“对谈”来确定。他把认同与社会文化的一般状况相结合,指出文本要“重读”,意义要“重建”,因为每一个“文本”的“叙事”都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在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民族认同处于一种既被侵蚀又被加强的矛盾状况,全球大众文化“一方面放任差异,另一方面用更庞大的框架体系来吸纳、征服差异文化”49。他写道:“认同不像我们所想的毫无疑义,可以一目了然。与其将认同视为一种以新的文化习俗为代表的已完成事实,不如将它视为一种‘制作’,一种一直处于进行中永远没有杀青之时,并且由内部自我调整(非由外部塑造)的演出。”50 在霍尔看来,认同并非不可改变的,而是不稳定的身份识别方式。此外,霍尔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和“新族性认同”理论,他指出,那些从殖民地迁移到核心发达宗主国的移民,其实踏上了一条走向后殖民、后奴隶时代的不归路,他们离开故乡的迁徙使得他们切断了与原初母体的脐带,而在所迁入的核心发达国家又体验了另—种边缘、分裂和异化,因此,移民实则是一种双重边缘化的过程。这种双重边缘化同时也赋予了移民主体独特的、新的认同体验,产生了基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族性政治,他这样写道:“身份不在于发现过去,而在于构建未来”51;“我们正开始看到这样一个新族性的概念的建设: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参与而不是抑制差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新族裔身份的文化构建”52。

  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整体特征、价值意义及其局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继承、发展、创新,也包括一定程度的批判。虽然,他们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来理解民族问题,但都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思想特点,其整体特征有四:

  1.现代主义的认识方法。

  在当代西方民族范畴的研究领域,主导的解释范式包括现代主义、原生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其中尤以现代主义为核心并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基本都归属于此。他们普遍相信民族范畴所固有的现代性本质,并共享这一信念,虽然他们对民族相关概念的研究视角有诸多差异,但都将其与实际的社会发展过程相关联,构架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

  2.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

  在20世纪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普遍经历或部分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运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历史性事件,他们的理论深受国际政治和世界局势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历史带入感和使命感。他们把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看成展开的、活生生的书本进行分析解读,对现代人类所历经的重大事件中的民族因素做出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认识。

  3.辩证批判的分析态度。

  民族作为社会群体单位,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叙事,因此不仅要统摄纵向的历时性还要兼论横向的共时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将两者关联起来,从辩证认识和理性批判的角度出发,不仅展开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理性认识民族主义非理性的一面,客观看待民族诉求、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在现代社会产生的两面性作用,也在此基础上认识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些不符合现状的、稍显过时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基于真实状况的发展和创新,打破以往囿于阶级分析和仅将民族作为资产阶级产物的传统认知,符合民族范畴的现代发展状况,在某些方面发展和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4.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预设。

  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总是抱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希望借由民族斗争来推动民主、解放进程。这里有必要区分其两种诉求,一种明确提出或暗示了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转向,另一种则仅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并未阐述所要达至的理想社会。他们从自身所处的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基本情况出发,其理论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特定现实问题而建构,因此其中的一些观点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和地域限定性。

  总体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其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时代性、多元性与包容性。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53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注重理论与时代的真切联系,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时代性价值。其理论解析既讲求宏观分析的历史纵深和时势交互,又具有微观分析的逻辑脉络和翔实佐证,形成了不同研究视角的思想观点,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多元性价值。而在具体的理论分析中,各种视角以及不同理论家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批判言论,这种对民族问题的不断积极探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价值。

  另一方面,其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前沿性、开放性与创新性。作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民族范畴一直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注焦点,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承袭与发展,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理论融合在一个解释框架内,进行具有创造性、合理性、有效性的理论构架,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永恒发展的前沿性价值。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54。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在理论观点、研究路径等方面进行独具特色的创新和发展,通过新的实践继续延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价值。他们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积极、能动、辩证地认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其现代主义的认识方法、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辩证批判的分析态度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预设的整体特征是跟随时代发展所不断进行的创造和完善,对于当代民族问题的解答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平等、解放有创新性价值。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55“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56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

  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有多重正向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理论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主要是从其处于的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现实出发,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与民族范畴之间的特定问题而建构的,因此其理论方法有着必然的对象限定性和地域特殊性。直接的后果就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由于受到其理论家自身的身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身所处的环境——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以及想要达成的目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的约束而受到了限制。在超出发达资本主义的范畴,其理论就略显无力。虽然许多代表性学者也详细探讨了如何在边缘不发达的民族区域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但仍无法避免地表现出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所处帝国的地域局限性以及现行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追求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而导致的理论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出发,探讨历史运动的民族主体问题,分析民族与阶级的地位,阐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历史作用。然而,在具体的某些理论探索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以“修正”“批判”的角度进行创新性解读,剖析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社会中对民族问题解释的某些忽略和缺陷,比如霍布斯鲍姆认为列宁式民族自决论无法为21世纪提供解决办法,奈恩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的阐释上是“缺失”的,赫克特在对群体认同的分析中将民族主体放在阶级主体之前,卡明斯质疑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欧洲中心论者等,表现出他们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相关论述,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张力。因此,在看待、评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多种研究视角时,我们既要肯定和发展其理论探索精神,又要从其理论模式中走出来,结合实际状况,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在地的民族理论。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相比,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仍有许多局限,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实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理论的延伸,为我们理解现代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分析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46页。

  3.转引自[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7页。

  4.Miroslav 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3.

  5.Miroslav 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pp.4-5.

  6.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5,p.496.

  7.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pp.496-497.

  8.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pp.504-505.

  9.Miroslav 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p.183.

  10.Miroslav Hroch,European Nations:Explaining Their Formation,pp.80-81.

  11.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2页,第10页,第8页,第17页。

  12.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5页,第128页,第143页,第159页,第184页。

  13.[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14. 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1,p.8,p.3,p.12.

  15.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p.8-9.

  16.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8.

  17.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18.

  18. Horace B.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p.22,pp.245-246.

  19.[日]石田政治著,林茂森译:《〈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一书评介》,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1期。

  20.Benedict R.O’G.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10.

  2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页。

  22.[英]B.安德森著,少辉译:《民族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载《天涯》,1999年第4期。

  2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82—83页。

  2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36页。

  25. Perry Anderson,“Nation-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London Review of Books,vol.13,no.9,9 May 1991.

  26.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London:NLB,1977,p.334.

  27.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p.342.

  28.Tom Nairn,“Scotland and Europe”,New Left Review,I/83,January-February 1974,p.69.

  29.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p.358.

  30.Michael Hechter,Internal Colonialism: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1536-1966,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9-10.

  31.[美]迈克尔·赫克特著,韩召颖等译:《遏制民族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32.Michael Hechter,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Acknowledgements vi.

  33.[美]迈克尔·赫克特著,韩召颖等译:《遏制民族主义》,第36—37页。

  34.[美]迈克尔·赫克特著,韩召颖等译:《遏制民族主义》,第145页。

  35.John Breuilly,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p.2.

  36.[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37.[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第30页。

  38.[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第128页。

  39.[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第129页。

  40.[澳]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第19—20页。

  4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7页。

  4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87页。

  4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88页。

  44.[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45.[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任文科、郑义译:《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214—215页。

  46.Terry Eagleton,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Said,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23.

  47.Terry Eagleton,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Said,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p.28.

  48.Terry Eagleton,Fredric Jameson and Edward W.Said,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p.30.

  49.陶家俊:《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50.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Identity:Community,Culture and Difference,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90,p.222.

  51.Stuart Hall,“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New Left Review,I/209,January-February 1995,p.14.

  52.Stuart Hall,“New Ethniciti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p.447-448.

  5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54.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

  55.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

  56.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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