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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和汉族互嵌社区建设:南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个案研究
2021年01月04日 11:52 来源:《民族研究》(京)2020年第2期 作者:孙嫱 字号
2021年01月04日 11:52
来源:《民族研究》(京)2020年第2期 作者:孙嫱
关键词:交往交流交融;维吾尔族;汉族;互嵌社区;流动人口

内容摘要:不同民族间经历了从早期自发有限的经济互动,到旺市乱象中的紧张关系,再到政府积极介入下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

关键词:交往交流交融;维吾尔族;汉族;互嵌社区;流动人口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因玉石贸易,自2000年以来,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新疆籍少数民族人员陆续向内地流动,在南阳形成多民族混居区。不同民族间经历了从早期自发有限的经济互动,到旺市乱象中的紧张关系,再到政府积极介入下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通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当地积累了扎实推进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开放的全国性市场是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基础,市场关系是当下各民族接触初期的主要关系;政府正面引导并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有利于较为单一且充满张力的有限互动向全面协调、平衡互动的立体关系发展;共同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彼此相处经验的丰富,有利于不同民族个体间的良性交往逐步升华为民族群体间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关 键 词:交往交流交融;维吾尔族;汉族;互嵌社区;流动人口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0VMZ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嫱,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研究员(北京 100081)。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居于中华大地之上的各民族尽管在生计方式、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保持着自身的民族特征,但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他们追求团结和统一的尝试从未停止。②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各民族不断互动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和演变。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带动全国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改变了以往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各民族全面互动的新情形。各族人民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多,彼此联系更加密切。这一过程有利于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客观上有利于各个地区、民族的人民从对民族、宗教、地域的初级认同,逐渐拓展、强化对整个社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然而,市场经济引入的竞争原则也对民族关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③部分少数民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民族之间发展水平差异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④因经济利益分化、城镇化、人口流动等导致的民族关系问题呈多发态势,包括民族歧视问题、民族认同多样化、一些地方出现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等。⑤面对这些新问题,党中央从全局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胡锦涛在西藏工作会议中提出,把“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⑥2014年,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⑧这一系列思想的提出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实践的高度提炼,也为进一步深化民族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

  然而,学界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措施存在不同的理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丰富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内容,“民族交融”是对中国民族理论概念体系的创新,也是理解这一体系的核心。⑨但主要的差别也聚焦于对“民族交融”的不同解读:个别学者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同于“民族交融一体”,并主张“应与时俱进地从制度上顺应和推动民族交融一体”。⑩而更多学者则指出民族交融与民族融合、同化等概念的含义不一样,如金炳镐指出,交融实际上提倡创造不同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前提条件。(11)王希恩认为,“交融”是指不同民族相互接纳、吸收、包容和认同。(12)

  基于两种理解的差异,提出的具体实践方案也大相径庭。持“交融一体”观点的学者提出,以往的民族理论政策已经不适合于当下的现实,需要进行较大调整。其他学者认为现阶段还不具备对民族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条件,(13)推动民族交融主要依然是在尊重即有制度前提下进行更多实践层面的探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是实施同质性的民族融合,而是通过培育民族交往理性,加强共同体的建构。(14)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过程的理论认为,民族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产生、发展及消亡的固有规律。“观察中国的民族问题、评价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之路,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也必须把握民族问题的基本特性”。(15)交往交流交融即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中国各民族自然发展过程中增进共同性的过程。中央提出推动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正是为更好地引导各民族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条件。(16)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聚焦理论推导,对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如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府、市场和社会如何协调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研究并不充分。

  本文紧扣当下中国民族发展阶段的特点,以笔者持续调查的河南省南阳市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体(17)为例,梳理他们在流动中与当地社会互动的过程,分析市场、社会、政府和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应对及其影响。主要从嵌合市场(18)与民族交往、政府介入与民族交流、共同生活与民族交融3个层面进行分析,希望对理解大流动时代的民族互动实践和进一步探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玉石贸易与少数民族聚集

  围绕某一产业链形成聚集性的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流动的显著特征,比如在全国各地开拉面店的青海回族,售卖干果、水果和烧烤食品的新疆维吾尔族,售卖佛像、饰品的藏族,在沿海工厂充当临时工的彝族等。围绕玉石贸易形成的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群体也是其中一种形态。他们通过固定居住经营和流动售卖相结合的形式在新疆、河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建构了分布广泛的玉石销售网络,进而在多个地方形成聚集性生活区,与当地原有社区不可避免地产生互动关系。这些区域就成为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发生的空间。

  南阳市镇平县因其地处中原的地理位置优势及浓厚的玉文化传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全国性玉石加工交易集散地,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以玉石产业为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群体。以其所辖石佛寺镇为例,该镇总面积148平方公里,目前户籍人口5.6万人,流动人口达5万人。改革开放后,一些镇平人开始前往新疆淘玉,与当地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建立了合作关系。随着新疆和田玉在市场中的地位上升,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商人于2000年左右开始零星前往镇平贩卖和田玉。随着经营状况的改善,部分人逐渐将家乡妻儿接到身边长住,当地维吾尔族人口数量随之迅速增加,从业领域由贩卖玉石扩展至餐饮、住宿、运输等服务行业。统计显示常驻石佛寺镇的维吾尔族一度达3000余人,短期流经此地的人数高峰期达万人以上。2013年以来,和田玉贸易逐渐转入低谷期,当地维吾尔族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常态保持在800人左右。

  初入镇平经商至今,这些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体与当地社会的接触已近20年,从早期单纯的玉石贸易到相关服务业,再到教育、居住、治安等多层面参与当地生活,使他们与周边其他民族居民的交往逐渐立体化。由于彼此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交流不畅,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流动维吾尔族群体与当地其他群体在互动过程中关系一度紧张,出现相互冲突、歧视、污名、丑化对方的现象。但随着彼此互动加深,尤其是政府积极介入后,当地在“旺市乱象”中逐渐重建秩序。如今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谋发展,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生动景象。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经验和措施值得研究。

  三、嵌合市场中的民族交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全国性玉石市场的形成,给玉石行业从业者带来了新的生计,为民族交往创造了机会。中国自古就有尚玉的传统,但主要体现于精英文化中,现代意义上的大众玉石消费现象初成于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玉石经济以合作化方式进行生产加工,玉石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改革开放后,分散自主经营玉石才逐渐在民营经济中发展起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消费的大众化趋势使玉器的内销市场不断扩大,一批有特色的玉石玉器市场繁荣起来。南阳因盛产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而在玉石界声名鹊起,其所辖的镇平县因此形成了庞大的玉石加工产业群,并演变成全国性的玉石加工、批发综合性市场。

  玉石市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田玉品质细腻,但通常少见体型较大的原石,所以和田玉器的加工主要以小件器物为主,如手镯、吊坠、玉杯、玉壶、扳指等等。这些成品多面向个体性消费群体,与大众市场的兴趣和特征吻合。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大众消费能力和生活品位提升,人们对玉器这类物品的消费欲望也随之增强,刺激了玉石市场的发展。从市场交易价格的变化可见一斑,从20世纪80年代和田玉籽料每公斤100元左右,逐渐上升到2006年每公斤100,000元以上。(19)看到和田玉巨大的价格增长潜力,投资者开始大量收购和田玉籽料作为长期持有的投资对象,进一步刺激了价格增长。由此可见,和田玉近20年来在大众玉石市场中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吸引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大量玉商投入到相关销售、加工和开采行业,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产业链。南阳作为全国性的玉石交易集散中心,和田玉产业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经营和田玉籽料的维吾尔族商人因而汇聚于此。

  玉石产业链通常包括如下环节:原石开采→(现场)原石采购→原石交易→玉器加工(或原石收藏)→玉器销售→玉器消费(使用或收藏)。和田玉盛产于新疆和田,当地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他们自然较早涉足于这一行业,积累了丰富的鉴玉经验,加入原石交易环节,为内地玉商提供原材料。内地玉商也乐于与其合作,既可节约成本,又可避免远赴当地采购时因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麻烦。玉器因工艺及附加的价值而身价倍增,维吾尔族玉商虽善于鉴玉,却并无玉器雕刻的技艺和文化传统,主要集中于依托地缘资源优势的原石采购交易环节。由此,不同民族的群体在同一产业链中充分发挥各自所长,相互依托,默契协作。

  如上所述,流入内地的新疆籍少数民族玉商目前主要以原石采购和交易的角色嵌入整个玉石行业中。王希恩指出,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关键在于打破民族结构与分层结构、从业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的重合,其中社会分层结构是根本性结构,因此重点就是避免民族结构与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合。(20)全国性的玉石市场打破以往的地域和民族隔阂,为这些新疆籍少数民族提供了新的生计和生存空间,他们与内地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始于和田玉石贸易产业链,而和田玉产业链则生成于全国性的大众玉石消费的繁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结果。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必然以人们的生计和发展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间的互动创造了条件,如何进一步增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方面需不断探索和拓展此类嵌合市场为少数民族群体带来的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则要创造良好的民生环境和社会氛围,使各民族群体的生活体验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切实改善。

  四、互嵌社区建设与民族交流

  玉石贸易从业者逐市场而居,从新疆到河南再到江浙沿海一带都有从事和田玉贸易的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但从业者作为社会成员不能像交易的物品一样随意流动,他们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支持网络。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方面与周边民族群体差别较大,使他们对群体性生活方式的需求更强。因此,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强流动性,但另一方面又呈现聚集而居的状态。当他们由个体式流动转变为家庭式迁徙后,对流入地社会的参与和接触随之加深,形成自发的多民族互嵌社区。流入地原来主要针对本地户籍人口的公共资源自然不能满足新社区的需求,导致服务和管理不足或缺位。南阳各级政府在国家鼓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精神的指导下,充分认识到新疆的少数民族群体从事的和田玉产业为本地的玉石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积极介入,围绕规范市场交易和建设互嵌社区环境制定了系列政策和措施,为少数民族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环境。

  (一)从马路市场到互嵌市场

  流动维吾尔族群体进入石佛寺镇销售玉石是自发的市场行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在当地人流较大的道路两旁进行露天经营,这种马路市场摆摊设点流动性大,难以规范管理,时常导致各种治安纠纷,影响社会秩序。当地政府也曾先后多次进行清理规范,但收效不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维吾尔族市场的管理主要依托其“领头人”。这些领头人通常产生于维吾尔族群体内部,具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在群体内部具有一定威信,能够得到大多数维吾尔族玉商的认同。市场管理机构通过与领头人保持经常性沟通,相互配合共同维持市场秩序,对摊位的固定化和规范化起到一定作用,也得到地方政府默许。但这种非正规制度化管理的方式很快暴露出其问题,一方面为争夺市场“管理权”,维吾尔族玉商内部逐渐衍生出不同派系,彼此关系紧张;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维吾尔族群体与当地人关系的进一步良性发展。因此,除了单纯的生意关系,他们的社会交往基本都限于民族群体内部,遇到问题则往往会寻求领头人或老乡的帮助,生活环境更加封闭。

  2013年起,当地政府推进石佛寺镇玉石市场的规范改造,遂将维吾尔族玉石商贩陆续迁至国际玉城南端的天下玉源市场,建南北两个大厅。厅内每个摊位都安装了专业的照明设备,市场整洁、宽敞、明亮,经营环境大大改善。同时,为加强市场规范化管理,市场所有摊位统一编号,每个商户定点定员、亮证经营。厅内安装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系统,并雇佣专业保安和维吾尔族治安联防员巡逻,彻底解决了偷抢玉石、强买强卖等顽疾。除入住478家维吾尔族玉商外,还有几十家经营玉料的汉族商户,因玉而聚形成了各族群众携手经营的“互嵌”市场。

  市场是维吾尔族商人与其他群体接触最密集的场所,市场关系是他们之间最初形成的关系。规范的市场关系是不同民族间形成良好交往氛围的关键。早期当地出现的秩序混乱多与市场混乱有关,而随着市场的规范,近些年出现的矛盾纠纷已明显减少。

  (二)从群租房到规范社区

  维吾尔族玉商早期多暂住市场周边旅店,家眷随迁后开始分散租住于市场周边村庄的民房。有的与房东同楼不同层,更多的则是租下整栋房屋,将自住外的房间转租给其他维吾尔商人。他们入住新房后会将房间布置成新疆老家的风格,并按照家乡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习俗来安排日常起居。因此,虽然彼此的生活空间往往只有一扇门的距离,但却如隔千里,交往并不多。不仅如此,这种混居方式反而成为导致纠纷的潜在因素。在维吾尔族传统观念中,婚后的维吾尔族妇女与外人,尤其是男性交往时有诸多限制,尽管这些随迁妇女的观念已经有了较大改变,但在日常生活中男主人离家的情况下,她们往往更加注意看守门户,减少与他人接触,这使得许多日常生活的琐事得不到及时沟通。比如,很多来自南疆农村的租客在家乡大多使用土厕,不习惯用抽水马桶,有时他们会忘记了冲水,一些年纪小的孩子偶有随地大小便的情况,等等。此类细小的生活习惯差别日渐暴露,矛盾不断积累,使主客双方都互生成见。

  玉石生意转移到天下玉源市场集中经营后,分散租住在原市场周边的维吾尔族商人就显得不方便了。对当地政府而言,维吾尔族分散租住当地民房的模式对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也带来诸多不便。因此,2016年,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当地斥资4100万元建成天下玉源社区,主要提供给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外来玉商使用。社区共有8栋408套公共租赁住房,并配套建设了幼儿托管中心、小超市、图书室、卫生室等公共设施。社区规划设计充分地考虑了维吾尔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社区距离天下玉源市场直线距离仅200米,设有专门的石料加工区,存放玉石的地下库房、三轮车充电桩和停车场。户型分为单间、一居室和两居室,水、电、燃气全通,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要。房间入住申请和搬离的手续在小区门口的便民服务大厅即可办理,最大限度地适应流动经营商贩短期居住的特殊需求。社区提供24小时安保,摄像头监控全社区覆盖,陌生访客进出需登记,规范了社区秩序,保障了社区人财安全。社区组织建设实行“双重管理体制”。一方面,建立社区党支部,由石佛寺镇党委副书记兼任支部书记,总体领导和协调社区工作;另一方面,新疆工作站与当地政府配合,协助服务管理措施的制定和落实。目前,入住的维吾尔族群众共有285户818人,另有少量临时居住的汉族玉商。(21)

  规范社区的建立在改善了外来维吾尔族玉商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融洽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新的社区居住面积由小变大、居住环境由差变好、居住费用由高变低;生活习惯相似的人们居住在一起,大家的居住体验更为舒适,有了“回到家乡”的感觉;而与本地居民保持适度的距离,避免了彼此生活习惯不协调导致的日常纠纷,对彼此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该社区的实践经验显示,民族互嵌式社区并不是简单的民族混居,其核心内涵是不同民族在彼此互动中构建交融共生的关系,而空间混居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条件之一。

  (三)从有限交往到全面互动

  维吾尔族玉商与当地居民接触的初期主要基于市场关系,交往的程度有限。随着玉商从独自流动经营转变为家庭式迁移经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从民族群体内部寻找解决困难的方式束缚了他们社交范围,不利于与其他民族群体的交往。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从维吾尔族玉商家庭所需人手,着力为他们打通渠道,提供与当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以服务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精细推进随迁子女入学,以教育融入带动民族交流。2013年的统计显示,常驻石佛寺镇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约占30%,辍学在家的比例高。导致高辍学率的原因包括部分随迁儿童语言不通,入学年龄超龄,无法提供户籍和学籍证明,家长教育意识淡薄和教育能力欠缺,居住不稳定等。对此,当地政府制定措施,明确了“就近入学”“集中管理”的工作原则,要求做到维吾尔族适龄儿童全部“就近直通入学”。同时走访动员家长支持儿童入学;引进双语教师,开设语言培训班;建立“九个一”服务工作法;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创建“六进”活动;学生实行混合编班;开设《民族大家庭》《民族常识》等课程;对学习困难的维吾尔族学生开展“一帮一”“多帮一”等多种帮学活动。以教育服务为目标,动员不同民族的家庭参与,进而促进当地社会形成教育融入的氛围,促进维吾尔族家庭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1)

  第二,完善日常生活服务,解民众后顾之忧。医疗卫生、交通出行、宗教信仰是维吾尔族家庭融入当地生活的重要保障。为方便维吾尔族群众就医,县、镇两级医院都设立了维汉双语标识牌。镇卫生院建立维吾尔族同胞医疗救助“绿色通道”,对维吾尔族实行“一对一”服务的无障碍就医模式。2016年,天下玉源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近为他们提供服务。为方便维吾尔族群众经商出行,县政府投资2.2亿元在石佛寺镇修建了河南省唯一的乡镇一级客运站,在站内设置维汉双语标牌,打造联通和田、镇平、苏州等地之间的“玉之路”。为依法保护维吾尔族群众的合法宗教活动,2014年在石佛寺镇天下玉源市场南大厅二楼设立500平方米的临时宗教活动处所,请新疆和田地区选派爱国教职人员到南阳从事讲经、解经工作,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正常宗教需要。

  第三,提供法律援助,保障交易安全,化解纠纷矛盾。为了给各族群众营造一个平安的社会生活环境,石佛寺镇组建了武警中队和公安分局,完善了人防、物防、技防设施,打造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枢纽。用科技之“眼”守护整个市场,让各族群众的安全感显著增强。社区工作站不定期进行法律知识普及,鼓励维吾尔族商人用法律工具解决生活和交易中遇到的矛盾;建立了由40余名会汉语、有威信、靠得住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士组成的专门队伍和维汉各10人的治安联防队,积极帮助化解维汉之间各种矛盾纠纷,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调解成功率达95%。使很多矛盾纠纷化解于初始阶段,避免其酿成影响民族关系的事件。当地政府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在当地的实际困难积极介入,以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抓手,其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不同民族之间社会空间的隔阂,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体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这种“围市而居”的互嵌社区建设经验实际上正是构建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的重要路径。

  五、共同生活中的民族交融

  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呈现,而共同的生意和生活是外来维吾尔族与当地居民建立亲近关系的基础,应该说,经济关系是维吾尔族与当地周边居民主要的关系形态。但作为社会成员,最初的互动自然会衍生出更复杂的交往形式。(23)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人们会发展出超越经济之外的关系,有的是负面的,比如彼此将对方标签化、污名化等;有的是积极的,一些起初的生意合作伙伴逐渐成为亲近的好朋友,很多原本因不理解而产生的隔阂在更多接触后逐步被化解。在个体层面自发交往的基础上,政府的积极介入引导,可以进一步增进对彼此的理解、接纳和包容,在客观存在的差异中探寻更多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智慧,而这可能正是实现民族交融的应有之意。

  (一)互动中培养的情义

  维吾尔族玉商进入当地的初期,无论是生意还是生活都遭遇了很多困难。一些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只是不得已而到这里卖石头,并不喜欢在当地生活,本地人不好打交道”。而在一些本地人的心目中,这些新疆人通常蛮横无理,难以沟通。然而,调研显示这种状况在他们接触的前期固然存在,但很明显是被夸大了。实际上,很多人在长期接触中培养了良好的关系和情义。那些常被人提起的紧张情形主要是衍生自不规范市场中的竞争与冲突被贴上了民族关系的标签。而随着玉石市场逐步规范,彼此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少,尽管以前冲突事件的记忆依然在影响彼此的认知和交流,但在日常交往中相互接纳和认同的情况已然越来越多。

  石佛寺镇本地人经营的电动三轮车是维吾尔族玉商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动辄几十上百,甚至上千斤的玉石主要依靠这些三轮车运送。阿布都2008年只身一人拖着几百斤玉石来到石佛寺镇,下班车后遇到开三轮的王师傅。小三轮上的第一次接触让阿布都感觉不错,之后只要运石头就会给王师傅打电话,并且一直称他为老哥。老哥也很实在,只要答应阿布都,不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都会来接他,也从不多收钱。一次阿布都急需资金周转,实在没办法向老哥开了口,并不富裕的老哥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几千块钱帮他渡过难关。阿布都患急症住院,也是老哥一直照顾左右,直到康复。身在异乡,这份信任和患难中的情谊让阿布都十分感动。后来,他的生意越来越好,有了自己的玉石店。2016年,老哥突然中风入院,孩子正上小学,妻子离家出走,生活陷入困境。阿布都给老哥捐款4.5万元治病,并时常去医院探望。老哥身体状况好转后出院,但因无法再从事三轮货运工作而断了生活来源。阿布都便请他来帮自己看店,每月支付2000元工资。这让老哥的日子也有了盼头。从生意中的彼此认可、相互扶持,到生活中的守望相助,两个原本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陌生人用他们的患难真情诠释了普通人蕴含人性之美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除通过玉石生意建立的亲近关系外,房东和租客是维吾尔族和当地居民常见的关系形态。韩先生是当地众多房东的一个代表,他一方面经营农地,兼做玉石生意,另一方面也做房东。韩先生在镇上有4套房,自住一套,其余3套常年出租给维吾尔族商人。其中尼亚孜一家在搬入新社区前已经在他的房子里住了7年。玉石生意风险大,时有被人欺骗濒临破产的情况,尼亚孜就有过这样的遭遇,导致一连几个月交不上房租。韩先生并没有因此为难尼亚孜,而是告诉他,谁都会遇上难处,等情况好转补上就行。尼亚孜非常感激这份信任,尽快还上了欠下的房租。每逢维吾尔族的传统节日,尼亚孜都会特别邀请韩先生到家里做客,韩先生都会欣然接受。逢年过节尼亚孜也会去韩先生家喝酒聊天。除了卖玉,尼亚孜还会养些鸽子和鸡,生意不好时补贴家用,也会偶尔给韩先生送几只,跟周边邻居关系也处得很好。韩先生认为:“有些本地人对维吾尔族有偏见,但真正坏的是极少数,实际还是缺乏沟通,沟通好了,感觉他们很实在,不玩心眼,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反过来更尊重你。”此类民间自发交往中的点点星火,充满了生机与能量,为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贵的民间智慧。

  (二)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当地政府积极介入互嵌社区建设后,更进一步以多种形式推动维吾尔族群体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交往,促进了彼此更深的认同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南阳市着眼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疆少数民族和当地群众中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镇平县委、县政府密切党群联系,组织285名机关干部与维吾尔族群众结对联谊,长期开展一次家访、一顿便饭等“九个一”活动,加强日常感情联系,不断扩大维汉群众的“朋友圈”。武警中队与11户维吾尔族家庭结成共建互助对子,签订《维护民族团结公约》,每月深入维吾尔族群众家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知识,送医送药,慰问困难群众。

  当地政府还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创新“民族团结宣传月”等活动载体,每月组织天下玉源社区群众座谈学习,编印《民族团结进步通俗读本》《民族政策常识读本》等学习材料,及时分发给少数民族群众,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和法律知识。为了使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家家户户都能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协调新疆卫视第二套节目(维语频道)在镇平县落地。创新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持续开展“3+1”军警民共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活动,定期举行“升国旗”及“模范家庭、模范居民”评选活动,举办各族群众参加的文艺演出活动,引领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爱祖国、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针对少数民族群众普通话水平不高、生活交流不便的情况,各级政府都重视开展国家通用语言培训教育工作。在引导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也在当地干部中开展维语培训,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通过语言培训,维吾尔族群众的交流能力显著提高,不仅生活更加方便,而且生意越做越好,与当地居民的交流越来越多,归属感显著提升。

  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有力措施让维吾尔族商人和本地居民都感觉到彼此关系的改善,民间层面的互动交往现象也越来越丰富。在全国上下开展脱贫攻坚的行动中,一些维吾尔族商人积极参与,他们自发给当地山区的困难农民捐钱捐物,解决他们生活困难问题。这项活动后来得到政府和新疆工作队进一步动员和鼓励,更多有条件的维吾尔族玉商积极加入,先后有150余人慷慨解囊,为资助当地汉族困难群众捐款达45万多元。他们表示:自己长期生活在当地,非常愿意以这种方式为当地做一点贡献。通过类似的互动行为改善了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印象,彼此关系比从前更加紧密融洽。

  六、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已对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关系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应对这种变化的具体措施也需要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完善。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促进各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特色民族工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尊重民族发展规律的重要论断。围绕玉石贸易形成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商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流动人口的代表性群体。他们脱离原本的农牧生产环境,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新的生计,形成逐市场而居的新生活形态,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推动了原居地和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的应有之意。本研究案例对我们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探索人口流动形成的城市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实践路径具有一定启示。

  首先,新的生计和产业让维吾尔族与内地各民族产生了直接关系,开放的全国性市场是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核心,也是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在初期,市场是彼此关系生成的主要场景,市场关系实质上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竞争关系,因此,双方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矛盾在所难免。但生发于市场中的关系会成为他们建立更广泛关系的基础和参照,进而影响后续关系的生成。维吾尔族流入南阳经商的初期与当地人出现了一些冲突,其中一些事件的影响被放大,甚至被贴上民族冲突的标签。但事实上,随着地方政府服务管理意识的转变和市场规范性的增强,因市场关系而生成的矛盾已经不断减少,相反因这种经济联系逐步发展出友谊和情义的现象越来越多。无论是作为玉石产业链中稳定的合作对象,还是房东和租户之间,我们都看到外来的维吾尔族群体与本地居民关系的逐步改善。其次,不同民族群体间生发于市场的有限互动关系,会随着彼此接触领域的拓展及程度的加深,逐步发展成全面立体的互动关系,政府积极介入并努力创造使这一群体能够享有均等化社会公共服务的条件,正是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的重要举措,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具有其特殊性,这意味着初期在异质性较强的流入地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其各种诉求难以找到合理的解决渠道,只能在民族群体内部寻找临时性帮助,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本,长此以往,必然会增强流动群体与当地社会的疏离与隔阂。由此可见,政府积极介入,帮助少数民族群体获得更多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渠道和能力,并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其中,为这一群体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增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有效路径。再次,共同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彼此相处经验的丰富,有利于不同民族个体间的良性交往升华为民族群体间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民族间的互动往往通过具体社会生活中个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反之个体层面的关系又会影响群体间的认知与互动。不同民族成员在共同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随着彼此接触机会不断增加,共同社会生活经验不断积累,会建立起越来越丰富的良性个体关系,原本的陌生、隔阂和误解会逐渐转变彼此的理解、认同和包容,并逐步培育出基于共价值观的默契,进而升华为民族群体间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基础。

  在市场经济带来的大流动时代,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共同特征,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会呈现具体的差别,也会遭遇不同的问题。本文呈现了一个具体情境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案例经验,当地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如何在具体实践中找到既适应当地社会发展,又有益于培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路径,需要因地制宜,不应固守一个标准,一种模式。最终一切皆以能够更好地实现新时代的民族团结,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作用为目标。

  注释:

  ①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9年9月27日。

  ②参见张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国民族报》2020年1月7日。

  ③参见金炳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杨荆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

  ④参见杨圣敏:《对如何处理好当前民族关系问题的一点看法——多年实地调查后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王希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的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⑤参见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⑥胡锦涛:《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1月23日。

  ⑦《习近平主持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国新疆网,2017年7月11日。

  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⑨参见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中华民族复兴》,《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⑩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1)参见金炳镐:《加强“三交”促进“三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国民族报》2017年8月11日。

  (12)参见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学术界》2016年第4期。

  (13)参见郝时远:《评“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理论与实践误区》,《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4)参见马俊毅:《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共同体的构建——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15)郝时远:《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6)参见郝亚明:《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17)本研究涉及的新疆籍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为维吾尔族,另外还有很少量的回族,因此在标题及后文的分析中直接使用了维吾尔族。

  (18)“嵌合市场”是借鉴卡尔·波兰尼(参见[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提出的“embedment”(嵌入)概念,基本含义是指“市场经济依附于社会体系之中”。这里将和田玉市场界定为嵌合市场,主要是强调其形成、发展和兴盛是依托于包括维吾尔族等不同群体在各自比较擅长的环节共同参与的结果。

  (19)此部分数据参考网络资料,并通过访谈南阳多名有经验的玉商确认总结而得,大致反映和田玉交易及价格的变化趋势。

  (20)参见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学术界》2016年第4期。

  (21)参见刘东旭、孙嫱:《围市而居:南阳流动维吾尔族的社区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2)参见孙嫱:《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研究——以南阳流动维吾尔族群体为例》,《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6期。

  (23)参见Granovertter,Mark,"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

作者简介

姓名:孙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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