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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2018年02月26日 15: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马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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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来对边疆研究十分重视,至少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撰《史记》开始,历代王朝均有关于边疆民族与内地关系的记述,至清代乾嘉时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及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时期。边疆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并越来越突出的影响,边疆研究受到重视的程度,也往往与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之间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将近期关于边疆研究的相关文章进行了梳理,本期主要收录从全局角度出发进行的边疆研究。

  云南大学周平在《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在我国追求以综合国力提升为目标的全面、持续和稳定发展,以及国家在领土外的活动日渐突出的条件下,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缘性区域问题的影响日渐突出,形成了所谓的“边疆热”。在此过程中,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应运而生并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界定边疆,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眼于厘清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质,揭示边疆和边疆问题发展演变的规律,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探索各种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不过,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并不排斥和否定边疆研究其他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期待在国家视角与其他视角边疆研究的共性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边疆研究统一的基础平台,共谋边疆研究的发展,以期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在我国边疆研究中促成多种视角统一的关键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基本的概念工具的统一,二是基本的学术立场的统一。边疆研究概念工具的统一,要求各种视角的边疆研究的“边疆”概念要具有一致性,进而构建各种视角研究间的通约性,而达此目的的有效途径便是各个视角的边疆研究都在“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来构建自己对边疆的基本认识或界定;边疆研究的基本学术立场的统一,则要求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围绕国家治理和发展的需要来研究边疆,并使边疆研究的成果服务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

  周平同年在《国家崛起与边疆治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国家崛起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而国家崛起又必然将以“边疆”来描述和分析的国家疆域之边缘性区域的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使得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国家决策层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治国必治边”的要求,也进一步凸显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在边疆治理的成效直接攸关国家崛起目标的条件下,把边疆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全面规划国家的边疆治理,制订国家层面的边疆治理战略,在边疆治理体系中构建“边缘—核心”双向互动模式,以边疆治理助力国家崛起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必然及合理的选择。最需要从理论上说清楚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边疆治理需要创新思维。在边疆的地位和边疆治理的意义日渐凸显的条件下,只有改变传统的边疆观念和边疆治理思维,才能对边疆及其治理的意义形成准确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第二,边疆治理要有顶层设计。必须在对边疆的形态、类型和影响等全面认知和判断的基础上,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角度对国土范围内核心区的治理与边缘区治理的关系、陆地边疆治理与海洋边疆治理的关系,以及领土性边疆治理与非领土边疆治理之间的关系等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对边疆治理做出顶层设计;第三,构建“边缘—核心”双向互动模式。为了充分发挥边疆及其治理对于国家发展和崛起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探索构建“边缘—核心”双向互动的可能性和路径,进而通过构建“边缘—核心”双向互动模式,为充分发挥边疆及其治理的作用提供支撑。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熊坤新、平维彬在《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传统国家时期的边疆多被视为“地理偏远的边缘地带、拱卫核心的缓冲地带、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带、文化迥异的遥远地带”。随着近代以来领土属性的转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国开始由模糊的、不确定的、“有边陲而无边界”的传统边疆观向以国际性条约分界定疆的现代边疆观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建设,从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有机互动为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边疆地区超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边疆形象提供了时代契机。“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的联结和整合。推动超越边疆的因素具体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全球化进程是推动超越边疆的宏观因素。全球化对以“超越边疆”为特征的“后边疆时代”的到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代表要建立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现代民族国家“我者与他者”之分的边界意识。第二、现代化进程是推动超越边疆的现实因素。“现代化”进程在带动边疆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着传统的“边疆”意义,这种解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同时也存在于历史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在推动这种巨变并连带地推动超越边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一带一路”是推动超越边疆的动态因素。“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可见,“一带一路”在推动并超越边疆方面正在或即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孙保全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一文中,阐述了边疆整合是通过国家整合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边疆以及增进边疆与内地间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国家主要采取松散性和间接式的机制来维系“核心—边缘”的疆域格局。这种机制使得边疆整合程度较低,边疆形态具有了突出的异质性和碎片化特征。随着近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与主权体制、中华民族建设和统一性制度体系相适应的边疆类型。边疆架构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变,但从具体层面来看,这种转型并不彻底。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中国仍然面临着多个维度的边疆整合问题,具体如下:第一、认同整合。从认同维度维护边疆、巩固边疆、治理边疆,进而强化国家领土的统一、国家共同体的凝聚,成为当代中国边疆整合的一个重大课题;第二、社会整合。凝聚“多重共识”、综合多元利益、建设具有向心力的社会共同体等社会整合课题理应纳入边疆整合的范畴之中;第三、法治整合。在边疆地区,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背离的传统政治文化还十分常见,“依法办事”和“依俗办事”的价值观时有矛盾。正因如此,法治文化整合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第四,族际整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强调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建设,并将其作为族际整合和边疆整合的一项根本性机制;第五,发展整合。首先,通过发展整合,解决诸多由发展滞后导致的边疆问题,从而达成稳边、固边和富边的边疆治理目标。其次,在综合国力大大提升的今天,国家有能力也有责任调配全国资源、扶持边疆发展,补齐国家发展的战略短板。再次,在国家不断崛起和愈加融入世界的形势下,必须通过发展边疆,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来配合国家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同时为国家发展谋求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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