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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民族政策”及其逻辑分析
2018年08月30日 10:32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作者:张少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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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各种讨论中,存在概念简化的危险。各方的角度不同,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不同,最终只得纠结于概念的多重歧义。语义混乱不仅为学术讨论和知识的生产带来了障碍,也可能对跨国交流甚至国际关系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尝试从东方学的反思出发,分析中美政府文本中有关中国民族政策的话语体系,揭示关于“中国民族政策”话语冲突的内涵。

  一、东方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政策”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初步系统介绍过新中国前十年的民族政策。1979年,有学者将中国的民族政策分为“行政”和“文化”两大类。后续的研究大致有三类:一是专门讨论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资源,从王朝国家、苏联影响、中共实践等方面追寻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渊源。二是聚焦于民族政策的具体领域,如有学者从计划生育、学校教育、职业发展、商业与基础设施几方面系统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三是着眼于发展问题,夸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在这种认识之下,集体记忆、政治矛盾、经济矛盾、文化矛盾与转型矛盾共同塑造了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受到后殖民批判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少数民族识别和包容政治被扭曲为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排斥政治,民族识别问题被当作了内部殖民主义或东方学问题。在东方学的框架下,西方世界将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践视为一套“东方的”话语政治。

  西方民族理论有三个基本概念:族性(Ethnicity)来代表文化民族,民族(Nation)来代表政治民族,种族(Race) 表达突出体质人类学意义的社会建构概念。有关三者关系的讨论先后形成了:“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现代主义”(Modernism)、“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民族理论流派。

  西方学术界讨论中国民族政策的一个基本框架是“公民/西方民族主义”与“族裔/东方民族主义”的两分。“西方民族主义”把民族看作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因而与“理性”、“自由”等符号联系在一起。而后者被认为是封闭的、极权的。在这一东西方对立的框架下,中国的民族政策被当作族裔民族主义建构的过程。

  必须注意到这些西方民族理论研究所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与中国的差异较大,主要的思想渊源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印记。

  首先,中国作为“非西方”或“东方”,民族政策被视为落后的、不合理的,终将走向西方的道路。

  其次,殖民主义框架也被西方学者用来解释我国历史上和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我国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各项努力被污蔑为“内部殖民”。在民族主义的话语转化中,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局面被描绘成“势力扩张的汉族”与“防御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许多基于人口数据的研究将正常的民族流动和民族交融视为汉族人口向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扩张。各项民族发展政策所推动的人才、资金、技术向民族地区的流动也被视为内部殖民的进程。

  这些研究均没有跳出东方学的政治逻辑。西方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情境对之加以再生产,通过媒体手段传播开来,使其披上了“国际舆论”或“普世价值”的外衣。美国《国别人权报告》中有关“中国民族政策”的话语生产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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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少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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