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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富晓星:作为行动者的摄影机:影视人类学的后现代转向
2018年12月25日 11: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富晓星 字号
关键词:摄影机;电影;影像;民族志;影视人类学;拍摄;研究;人类学家;贝特森;观察

内容摘要:一、科学范式中的摄影机:复制现实自1839年达盖尔银版法问世后,人类学家很早就将摄影机纳入科学研究中,摄影机成为田野调研中的重要工具。相较前辈,米德和贝特森更为主动地使用摄影机,将摄影机从辅助工具提升为田野工作的主要工具,将摄影机视为分析材料的客观记录工具。“直接电影”的创作人承认摄影机在场,却要求拍摄对象(哪怕是佯装)对其视而不见,否定摄影机的介入,进而拒绝因摄影机出现可能带来的场域的改变。二、后现代视域中的摄影机:改造被科学遮蔽的现实如上文所述,在人类学的现代性视野中,摄影机作为权威的科学工具,有力地再现了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特性。

关键词:摄影机;电影;影像;民族志;影视人类学;拍摄;研究;人类学家;贝特森;观察

作者简介:

  摄影术与人类学几乎同时诞生。人类学家是摄影术的最早使用者之一。人类学家将摄影术与人类学原理进行有效结合,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对于摄影术的青睐在于其技术产品——影像,因为具有客观性的影像资料可以有效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此种意义上讲,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作为论据的影像辅助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这或多或少造成了影视人类学从诞生至今的边缘地位。 

  本文以摄影机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力图刻画出“作为行动者的摄影机”的发展轨迹。首先论述在现代人类学诸范式下,作为科学工具的摄影机如何“被动地”被人类学家使用;之后转向主体间性的、反思的、协商性的影像“实验民族志”,探讨摄影机的行动性和主体性如何被发现和认同。论述过程中,笔者还注意将纪录片(纪实性电影)的发展脉络和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并置讨论,这是因为具有影像和人类学双重理论积淀的影视人类学需要厘清影像以其特有的概念和价值体系渗入和改变人类学研究场域的过程。给予摄影机及影像以独立性,有助于从知识论角度解答作为交叉学科的影视人类学的根本问题。 

  一、科学范式中的摄影机:复制现实 

  1839年达盖尔银版法问世后,人类学家很早就将摄影机纳入科学研究中,摄影机成为田野调研中的重要工具。摄影机的地位、属性,以及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的关系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发展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一)地位不断提升的实验工具(1860-1930年) 

  摄影机很早就被应用到欧洲殖民扩张的相关调研过程之中。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收集了大量摄于1860-1920年间的人类学照片,这些照片无论从“智识”(intellectual)还是“政治”上都带有人类学发轫期的印记。异文化他者的种族特征被人类学家用照相机记录下来,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为以西方精英为中心的进化论观点服务。早期的人类学影像虽然“说出”了服饰、礼仪等活生生的多元文化信息,但由于当时盛行文化由生物特性决定的观点,这些照片成为比较视野下社会分阶论强有力的生物事实证据。 

  与早期进化论视角相比,摄影机在现代人类学范式的创立者博厄斯(Franz Boas)和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人手中,被赋予新的意义,有了更为积极的应用。与进化论学者不同,博厄斯是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来使用摄影机的,将摄影机交给报道人,让研究主体发声——这种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流行于影视人类学界的做法,博厄斯早在对夸扣特尔(Kwakiutl)印第安人的研究中就已采用。马凌诺斯基则从功能论视角使用摄影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年)和《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年)中,他采用大量精美照片描述土著部落的生产、仪式、艺术、家庭、园艺、技术、游戏等,以影像的形式展示土著社会的文化全貌。 

  综合历史特殊论和功能论的摄影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影像在文本背后的辅助作用。摄影机可以记录文化,但无非就是拍摄影像的工具,其地位比影像更为弱势。也就是说,当时的人类学家着重讨论的是影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们并不关注摄影机,影像的意义覆盖了摄影机本体。 

  摄影机的这种被动状态,在文化与人格学派米德(Margaret Mead)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革命性方法论中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1936-1939年间,米德和贝特森在印尼巴厘开启了一种非语言倾向的、利用影像记录人际关系和人物姿态的田野工作模式。相较前辈,米德和贝特森更为主动地使用摄影机,将摄影机从辅助工具提升为田野工作的主要工具,将摄影机视为分析材料的客观记录工具。 

  (二)复制现实的权威机器(1940-1960年) 

  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追随米德和贝特森,手持摄影机进入田野。他们以拍摄独立成片的民族志电影为己任,与米德和贝特森将摄影机作为收集资料的手段有所不同。 

  面对摄影机的拍摄要求,米德尽可能地要求摄影机独立于田野场域存在;“直接电影”的创作人承认摄影机在场,却要求拍摄对象(哪怕是佯装)对其视而不见,否定摄影机的介入,进而拒绝因摄影机出现可能带来的场域的改变。“直接电影”的观念沿袭至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人类学 “观察式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之中。 

  20世纪中叶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摄影机更为轻便和完善,也为记录社会生活各个角落提供了可能。但是,摄影机探知社会的亲密性被其更为强调的属性——科学性——所覆盖。摄影机复制现实世界的权威性成为纪录片合法性的基础,影像资料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有效论据。 

  (三)多重关系运作的“装置”(1960-1980年) 

  在“观察式电影”的创作人手中,摄影机虽然被前所未有地积极使用,但围绕摄影机形成的多重关系却呈现出压抑状态。这首先体现在“参与”与“观察”这一田野工作的矛盾修辞法中。“观察式电影”的创作者们,既觉得摄影机是刻写他者惯常生活从而据此“原始素材”开展科学研究的最佳工具,又觉得“佯装自己不在场”的拍摄降低了民族志的精确性;既要追求影像事实的客观性,追求观察的非个人标准,又要承认摄影机和拍摄者在场,认为叙事具有主观倾向。 

  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史,无论是辅助的实验工具,还是权威的复制机器,摄影机始终被视为用于观察的科学仪器,被动地操纵在各类范式的人类学家手里。摄影机的存在,直觉性地让人联想到它反映的真实世界。摄影机已然成为“事实”的代名词,围绕着它形成了多重关系运作的“装置”,“事实”转变成意识形态的负担,压抑着情感,禁锢着想象,束缚着行动,举步维艰,解放摄影机的新范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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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富晓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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