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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 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
2019年01月07日 10: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建樾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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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公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将社会成员从“集群化”状态打碎到“原子化”的境地,继而通过一族一国的“国族建构”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在这种普世性或普遍主义的治下,“民族国家普遍地通过破坏少数民族身上先前就存在的那种独特的民族观念而谋求建立共同的民族观念”;“全体的人民断绝过去所有的一切的有关地域、语言、宗教与社会的认同,而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缔造一新的‘民族’”。这样一个来自西方的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实绩,对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开启无疑是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关于如何以及怎样在多民族环境下建构现代国家的讨论。

  一、“种族之战”还是“引而亲之”:近代学人关于现代中国的不同解决方案

  1894年的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乙未割台,使得近代中国学人油然而生“将有灭种灭教之惧”,由此产生改变国家形态的思考。但如何变、怎样变和变为何,就成为志士仁人们争议的焦点,而“满汉之界”也随之成为问题的焦点。

  梁启超认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基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建立现代国家的经验,他建议通过“散籍贯”“通婚姻”“并官缺”和“广生计”等四策来化解满汉之间的差别待遇和彼此敌意,并呼吁以“和种”代替“种战”,以族际沟通代替民族仇恨并据此抵御外侮。具体到如何处理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他主张以个体权利的平等来彻底弭平社会成员在民族身份上的差异,并进而构建一种“引而亲之”的民族关系。

  二、从“分疆划界”到“风同道一”:民族主义洪流之下的族际政治策略

  在各地官员的建议之下,慈禧太后在1902年初懿旨准许满汉通婚。 1907年,慈禧又谕令推行旨在“融化满汉事宜”的多项政策,但“相对于革命党人声势浩大的反满宣传,人们可以明显感到这些 (平满汉畛域) 改革措施的数量之少、范围之窄和作用之有限”,因此“总体来说,慈禧太后的一些新政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既没有消除满汉之间的种种差别,也没有减轻旗人的经济困境。”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同时公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列有“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但这一在光绪四十一年 (1916) 才得以全部落实的规划,到1911年就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荡然无存了。也正是看到了满汉之见“残杀相寻,势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的实景,裕隆太后在清帝退位懿旨遂不得不将黯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共诸全国,立为立宪共和政体”,“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三、“伟大之单一国”与“同化于我”:孙中山的国家定位和政策主轴

  如何建构多民族的现代国家,是清末民初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而效法西方建立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则成为讨论中的一个“时代强音”。在具体举措上,孙中山主张将少数民族同化为一个民族,并据此建立“一族一国”的现代国家。早在1903年的檀香山演说时,孙中山已经完成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国族构想,而在辛亥革命的一周年纪念日,孙中山明确地表明多民族的中国是一个“伟大之单一国”,“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在1919年完成的《三民主义》一文当中,孙中山更明确地将辛亥革命定位于“汉族光复”并进而提出将美国的国族建构经验应用于中国。在孙中山看来,将汉族改名为中华民族并借将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我”是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1921年,孙中山在对“党内同志”的演讲中也指出,“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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