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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宁生]著名人类学家
2014年08月22日 09:42 来源:《今日民族》2014年5期 作者:木基元 字号

内容摘要:插柳之恩终难忘:缅怀著名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

关键词:[汪宁生]著名人类学家

作者简介:

汪先生主张在充分掌握历史文献、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基础上大胆进行科学研究,并将“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作为座右铭。

201421日,著名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长辞人世。闻此噩耗,我不禁潸然泪下。1979年我考入云南民族学院,有幸得恩师耳提面命,引导我进入了云南考古的民族文化学学科领域。30余年来,师生情缘不断,承赐新作解疑释惑,在病榻上还谆谆教诲我,汪先生以渊博学识和高尚品行书写了人师风范。

记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汪宁生是国际考古学界的知名学者,云南20世纪学术的杰出代表之一。

 

《云南考古》伴我三十载

1980年秋,我就读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二年级时,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汪先生的《云南考古》。不久系里便开设了云南考古专题课程,邀请了汪宁生、李昆声、张增祺、王大道等校内外专家为我们上课,我用攒下的助学金购买了精装本《云南考古》。考古学是根据实物遗存研究人类的科学。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云南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1939—1940年,吴金鼎、曾昭燏在洱海周围作过考古调查和发掘。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考古工作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70万年前元谋人的发现,证明了云南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彻底推翻了蛮荒之地的历史偏见。其后,新石器、青铜器、铁器各时代文物更是层出不穷,星罗棋布。汪宁生教授的这本著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考古30年作了完整的研究和总结,令国内外学术界为之瞩目。

三年后,我毕业分配到新组建的丽江地区文物管理所,继续怀揣汪先生的这本《云南考古》走上了云南文物考古的跋涉之路。十余年筚路蓝缕,我们在丽江金沙江河谷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石棺墓和青铜文化遗物,发现了东汉时期的蜀郡铁锸,其后在永胜金官坝子里发现春秋末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继而在金沙江边发现了大面积的岩画。所有这些考古新材料的认定及深入研究,无不是对照着《云南考古》仔细辨认、反复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先生的专著上,我画满了读书时留下的各种记号与标识。1992年,由于各地文物工作的普遍开展及大批新材料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云南考古文化的内涵,汪先生对专著进行了增补再版,增加了1979—1990年云南考古的新发现专章及16个图版,我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也被先生收入该书中。

1993年底,我离开丽江到省城,继续从事我心仪的文博工作。获先生耳提面命的机会更多了,先生关于南诏几个古城址调查等一系列精辟论点,对我从事名城保护等专题的深入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先生的 《云南考古》更是随时置于案头。

 

开创民族考古学 发他人所未发

学界素有“南汪(宁生)北宋(兆麟)”之称,汪先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建立者之一。

196110月至11月,汪先生首次考察丽江,对滇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拜访了周霖、和芳、桑文浩、吴积仁等纳西族学者,对福国寺、玉峰寺、文峰寺等进行了实地寻访,对纳西族的羊骨卜、东巴仪礼中所使用的木牌画、纳西族二牛三人农耕法等学术问题收集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并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后,在他不断推出的学术成果中,纳西文化的元素占了较大的分量,如 《滇西北地区的几个喇嘛寺》、《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东巴教和东巴文化》、《永胜彝族他鲁人的原始婚姻形态》、《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等。

《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是汪先生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结合研究,独创民族考古学学科的一篇奠基性学术论文。1905—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首次发现大量简牍,常有一种绘有人面的木牌,对其用途学术界一直无合理的解释。其后在居延汉代遗址也有大量出土,人面木牌仅见西北地区,他处未曾见过,而作为同类之物却保存在纳西族中。1961年,汪先生在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时发现,东巴在举行禳解仪式、祭祀龙神仪式时所用木牌与烽燧遗址如出一辙。由此,根据语言学、民族学等资料进行分析旁证,指出人面木牌及有关习俗或是羌人南迁所带来。进而指出,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之人面木牌应和纳西族仪式用木牌一样,是在祭祀时插在地上作祭祀用的,其上所绘人面形,即代表祭祀之对象。该文落墨文字不多,却充分地占有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资料,穿越了两千余年的时空隧道,具有深厚的学理,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一文中,汪先生指出,云南和西藏同处中国西南边陲,地理上相互接壤;云南操藏缅语的民族和藏族有共同的渊源,滇西北地区也有藏族集中分布。从传世文物和考古资料,也可梳理出清晰的滇藏关系: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及昌都地区和云南滇西北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在文化上已有某些共同性;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吐蕃、南诏先继兴起并有密切交往,此后滇藏一直保持着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在宗教、艺术诸方面,藏族对云南纳西、普米、怒、白等民族产生一定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对藏族也有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统治势力远达滇川藏区,刊刻大藏经送拉萨大昭寺扩大文化交流。且云南茶叶的传入,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西藏历来是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他以文物考古的独特视域,较早关注滇藏关系,对维护祖国版图的完整及民族团结作出学术贡献。

 

融汇民族学与人类学 大胆创新

 《永胜彝族他鲁人的原始婚姻形态》一文中,汪先生向我们展示和复原了一个研究原始婚姻形态的重要实例。他采用谱系法调查了他鲁10个自然村307户的家庭婚姻史,一直追溯到三代为止。汪先生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他鲁人的婚姻关系有两种,一种是非正式的,一种是正式的。非正式婚姻关系称为“尼查马”,缔结这种关系的男方称“查波”,女子称为“查马”;正式婚姻关系叫“尼木勒”,男方称“抄波”,女子称为“抄母”,多是自愿结合,除了请“录锡”(巫师)进行羊骨卜外,婚姻结合和离异都比较随意,因而使他鲁人家庭具有极不稳定性质,且形成父系母系交错存在,构成了他鲁人婚姻家庭的基本特征,并表现为男女平等,共同负担生产劳动,不论是父系或母系家庭,财产均传子,但对终身不正式结婚、离婚或夫死的女儿,有负责赡养的义务。汪先生还指出,作为历史的陈迹,他鲁人的原始婚姻为研究人类历史增添了一份比较材料,这是他鲁人对人类学和民族学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

汪先生主张在充分掌握历史文献、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基础上大胆进行科学研究,并将“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作为座右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学无止境。稍一偷懒,疏于查考,便会出错”,并自警。

30多年来,我始终得到汪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先生每出新著,都不吝赐赠学生一册。我便如饥似渴地阅读消化,每每都有良好收获。汪先生几次搬家,客厅里一直悬挂着导师顾颉刚先生所书的 《荀子·劝学》:“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先生说,这段话寓有深意,希望我们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注意方法。只要能找到正确的治学方法,大家都可以做出成绩来。

我常懊恼天资愚钝,自省未能深入领悟先生的教诲,写了以上这些文字,谨此表达对恩师的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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