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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西湖先生访谈录
2015年10月20日 10:38 来源:原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 作者:邸永君 字号

内容摘要:阮西湖先生(1927--)是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民族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先生思维缜密、勤于思考、视野宽广、学养深厚,精通英俄两种外语。尤于组建“世界民族”学科及创办《民族译丛》杂志,出力甚多,功不可没。

关键词:阮西湖先生访谈录

作者简介:

阮西湖先生与澳大利亚土著人交流

 

阮西湖先生近照

   

阮西湖先生著《澳大利亚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永君按:阮西湖先生(1927--)是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民族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先生思维缜密、勤于思考、视野宽广、学养深厚,精通英俄两种外语。尤于组建“世界民族”学科及创办《民族译丛》杂志,出力甚多,功不可没。永君曾于2004年对先生进行采访,并撰就《阮西湖先生访谈录》,发表于《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并收入《民族学名家十人谈》,由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现再次奉上,以飨读者。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阮先生,您能接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的采访,我深感荣幸。是否就先谈谈您故乡的风物和求学经历?

阮西湖(以下简称阮):好。我是南方人,到北京已有56年了,但我乡音很重,依然带着闽南口音。到北京以后,我的工作一直与民族研究联系在一起,在我的脑海里装满了民族、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等。我认为自己已融入各民族了,对各民族都有亲切感,衷心希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可以说,民族研究就是我的生命。

我于1927年冬出生在福建漳州。漳州是历史名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众多的名胜古迹,有《八卦楼》、芝山、圆山。圆山是一座挺拔雄伟、玲珑秀丽的名山,东麓有郁郁苍苍的参天古木,在密林深处,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建于1122年。台北的“圆山”就是由漳州人命名的。

漳州也是一座文化名城,南宋理学家朱熹于1190年任漳州知州,在此地大兴儒学。漳州人以漳州是“朱子教化之乡”为荣,尊称朱熹为朱文公。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朱文公讲学和著书的故事,如朱文公夜间要著书,附近丽藻池里的青蛙,叫个不停,影响他著书立说,于是用“纸枷”置于池中,第二天早上,青蛙不见了,丽池的蛙声也没有了。为此,漳州人称朱熹为“圣人”。小时还听到朱文公“使飞瓦”的故事。朱熹给漳州留下了做学问的风气,漳州对教育方面比较重视。漳州在抗战期间,有两所中学校长是在国外学习归国办教育的。英语在漳州中小学里是受重视的,林语堂也是闽南人,他编的英文课本在漳州很流行,我读小学时,五年级就学英文,课本是林语堂所编。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小学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初中(1943-46)成绩也很好。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居厦门,我考入厦门市双十中学高中部,该校也是厦门市的名校,无论是双十中学,还是厦门市对我成长影响很大。在厦门市我看到了现代化城市,包容世界文化的城市,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如英国萧伯纳的著作、莎士比亚著作、美国小说《飘》、《读者文摘》,苏联著作《日日夜夜》、《钦差大臣》和解放区《北方文丛》(描写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故事)等等。厦门是一座开放城市,厦门港每天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轮船,有英国、美国、菲律宾、日本的,还有来自天津、上海、台湾的轮船。我当时看过美国电影《居里夫人》、《一曲难忘》(描写波兰钢琴家萧邦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国产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我的母校双十中学是私立学校,由菲律宾华侨捐资创办,风气比较开放。所有这一切使我增长了知识,我的思想也逐步面向世界开放,渴望了解世界,研究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我判断力增强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

抗战胜利后的厦门,物资丰富,因美国大量物资拥进厦门,面粉、麦片、牛奶、毛毯、上衣、袜子等等,但人民生活贫困,买不起,需要革命,改变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于1948年8月在双十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我当时是双十中学学生自治会文艺部部长,利用这个身份,参与厦门市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过学习,同学们的思想都有提高,一部分同学加入地下党,一部分同学走上革命,还有一部分同学上大学。但没有一个同学去台湾。我们学校有人去台湾,但这部分同学都没有进过读书会。在读书会上,我经常发表社会变革言论,同学们誉我为“阮大炮”,我也沾沾自喜,因为可以用“大炮”来掩盖我的真实身份,发言也就更自然了,更大胆了。厦门解放前夕,这时我已高中毕业,“色彩”已显露了,需经香港进入解放区。说来也巧,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宴请日本学者时,由我作陪;当时读书会曾学习胡绳的《辩证唯物主义》,1989年,胡绳院长宴请外宾时,我与胡绳院长同桌;当时我们还学沈致远的《经济学》,2004年,在一次院部博士生论文答辩时,与沈致远公子相遇。这些都是巧合,都很有意思。1950年7月,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分配到中央民委办公厅属下的中央民族学院筹备处工作。1952年2月由中央民委选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55年春毕业后回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邸:您的专业是语言学,却撰写了四部人类学著作共计100万字,还编著了《都市人类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您的人类学知识是怎样得来的?

阮:从1950年进入中央民院后,就开始接触民族问题。李维汉同志给我们讲《民族问题》、刘春院长也给我们讲《民族和民族问题》,使我受益匪浅,到1954年,是我从事民族研究的准备阶段。从1955年起,我进入了人类学研究阶段,也是我从事人类学工作的阶段,人类学知识积累和成熟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短,包括三个方面。

一、从翻译中学习

翻译工作对我很重要,开始时从事民族语言学翻译,探索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理论,并参与了民族文字制定的实际工作,这是很宝贵的经历,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我翻译了大量苏联民族学的理论资料,使我了解了苏联民族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1957年我有机会作为翻译到莫斯科和苏联中亚地区(今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历时45天,与俄罗斯人、中亚穆斯林民族和东干民族有近距离的接触。对这些民族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不是单纯地通过翻译资料而了解,可以称得上是我研究世界民族的第一次实地考察。

我不但翻译了苏联学者研究本国民族的资料,也翻译苏联学者研究拉丁美洲的资料,苏联学者有时还专门为我们几位翻译讲授苏联西伯利亚民族课。这期间,有关苏联民族学家来民院访问都由我翻译,从中也了解了苏联学者研究外国民族的方法和重点。此外,我还从事苏联考古学的翻译,所有这一切使我掌握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与研究

使我在人类学领域学识取得进步的另一个机会,是中国社科院派我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作为访问学者在这两个国家共10个月的研究和学习。有了苏联民族学的基础,又实地研究西方人类学,并利用我先前掌握的苏联民族学、考古学、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对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乌克兰人和海外华人进行考察,都有一定的创新意义。而将华人研究纳入世界民族研究,归入人类学研究,并对比西方与苏联民族学的研究,使我在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大大丰富,为我吸收更多的国外经验打下了基础。

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民族理论

利用我将近两年编选马思列斯论民族问题积累的民族理论知识,我曾主持编印了《马恩列斯论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和观点。同时,我坚持自觉应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国外民族问题。

由上述三部分组成的人类学知识,使我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理论性和学术性。因为我不是简单地介绍、描写,而是从理论上加以归纳,并且在研究加拿大印第安人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多数学者都认为印第安人将消失,或说印第安人没有前进,但我却说,印第安人不会消失,有前途。又如多数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等级婚姻模式很奇怪,我却说,很正常,因为这是土著人为繁衍后代所采取的“优生学”。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总之,我的人类学知识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学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学习苏联民族学,出国学习加拿大人类学、澳大利亚人类学而形成的,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注重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创新。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的职称也相应提升,1963年定级为助理研究员,1980年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升为研究员(教授)。

邸:《民族译丛》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你能不能谈一下您参与创办《民族译丛》的经过?

阮:在我50多年学术生涯中,创办《民族译丛》杂志是值得一提的事。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始,由于文革时期终止了所有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人类学学科,与西方民族学界已隔绝了40年之久,与苏联隔绝也有近20年的时间,所以,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学术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当时任副所长的秋浦先生说,“两眼一片黑,对外界不了解”,于是收集信息资料成了恢复学科、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所领导提出创办《译丛》,翻译国外民族学资料。当时民族所分党组把筹办《译丛》的工作交给我,并给我招聘《译丛》编辑人员的指标,由我组建《译丛》编辑部,拟定刊名,制定方针政策。

经过约半年时间,决定刊名为《民族译丛》,刊名是由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所以非常珍贵。我们制定了办刊方针如下:重视国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介绍,同时重视对国外民族情况的介绍,而民族理论是重中之重。当译丛筹备就绪后,严雄克(分党组书记)对我说,译丛主编由费孝通担任,但全面工作由你负责,出问题由你承担。记得当时费孝通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次编委会由费先生主持,第一期目录也是费先生所定。从目录上可以看出,第一期偏重国外民族学介绍,从第二期起,费先生就未曾出席,由我负责。从这一期起,内容偏重理论介绍,这个方针一直延续到《译丛》停刊(1994年)。停刊原因是版权问题。在《译丛》发行的15年里,刊载了国外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同时也介绍国外民族学研究的发展,为我国民族学习开展提供了大量资料,同时也为民族院校、教师提供了教学参考资料。受到有关研究机构、民族院校的欢迎。《译丛》停刊以后,大家都感到可惜。当然,译丛取得成绩主要是所领导的决策正确,全体译丛人员的努力,我作为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只是在这期间做了我应做的工作。既然领导信任我,让我创办、主持译丛,我就应当尽责任,顺利地完成任务。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译丛对我国人类学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

邸:您为什么要倡导创建世界民族学?

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凡是多民族国家都有民族关系问题。要使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必须了解国外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关系)和民族政策。世界上有3000-5000个民族,必须有专门队伍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且有一个学科,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提出世界民族研究必须有一个专门学科,并利用1979年在昆明召开民族研究学科会议的机会,提出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设想,得到牙含章所长、国家民委马寅司长的支持。“世界民族”学科的建立,得到了批准。并成立了世界民族学会。第二年(1980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世界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出席,看到了有这么多的学者出席,有不少论文,十分高兴,并称赞这次会议是“伟大的创举”,全体代表热烈鼓掌,在台上就座的费孝通先生、吴泽林先生、杨堃先生也都热烈与我握手祝贺,对与会代表以很大鼓舞,于是“世界民族”学也就被全国学术界认可。

邸:20多年来,您在“世界民族”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可否举其大要?

阮:不敢当,但确实是有些心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神的鼓舞下,我提出了以下新观点:

一、“社会主义民族”提法不科学

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政治信仰不同,精神状态各异等等,但不能把这些属于政治范畴或世界观范畴的概念,与民族学范畴概念混为一谈。我国汉民族有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任何一个汉族人,不管他居住在何地,都有民族归属感,都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族同一感,从祖国统一大业着想,大陆、台湾、香港居民大都是汉民族成员,不宜用“社会主义民族”这一提法,也不宜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应使用“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这既符合实际情况,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统一大业的尽快实现和完成。

这一观点于1984年12月提出。新华社于1984年12月20日播出了这一消息。

二、民族形成的多元模式

目前世界上有3000-5000个民族,尽管我们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不够,但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来,民族形成的模式是多样的,不能用某一个模式来套世界上所有民族形成的规律。因此,我提出“民族形成的多元模式”,用以下几例来说明。

(一)必须经过部族阶段才能发展成为民族的形成模式

部族是苏联俄罗斯族及其他一些民族形成的特殊阶段,苏联认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才有民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是苏联有关民族形成的一种模式,但不是惟一的模式。其实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只有俄语才有,世界上其他语言都没有。汉语的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从语言学讲是借词,因为汉语本来就没有与Народность相同的名词。当然,古代有部族一词,但其涵义与今天俄文翻译者所用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涵义不同。

(二)从部落发展为民族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全世界占绝对多数。英、德、法、西等语言中没有部族一词,也就是说没有与俄语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相对应的词,既然没有部族一词,那就是没有部族阶段。

以汉族为例,早在4000多年以前,我国的炎帝部落(或称华部落)和黄帝部落(或称夏部落)结合为部落联盟,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我国汉民族在秦汉时就已形成,根本没有部族阶段。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俄罗斯学术界现在使用的“部族”一词涵义已有变化,不像50年代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而是用来指那些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数不到10万的小民族。在苏联学者看来,这些小族体,无论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部族或社会主义部族。这样的部族理论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没有经过氏族阶段的民族形成模式

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北美的萨尔西人、比弗尔人、多塔里布人、卢德人、阿西尼本人等,由于气候寒冷、寻找食物困难,只能分散活动。因纽特人每处只居住一两户,所以他们没有氏族组织。上述其他民族也没有氏族组织。今天,全世界民族学家都承认因纽特人是一个民族,而因纽特人却没有经过氏族阶段。

(四)异种族同居后代形成的新民族

这一模式在白人殖民时期很多。在北美、南非,异种族同居而产生的后代被称为新生的民族。在殖民者早期移居加拿大时,法兰西人和爱尔兰人移民都没有带家眷。他们与当地印第安人女性同居而产生后代,无论是法兰西人、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都不承认是他们民族的一部分,只好另成一个民族,称“梅第斯人”。南非的“开普有色人”也是一个单独的民族集团,都属于混血民族。

(五)宗教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形成模式

在南非的开普马来人,他们是白人殖民者与从马来西亚来的女奴同居所生后裔。由于马来西亚来的女奴都信奉伊斯兰教,所以这些后代也信奉伊斯兰教,成为单一民族集团。类似这种宗教起作用的情况在南斯拉夫也存在。过去土耳其人与南斯拉夫人婚配所生后代,因信奉伊斯兰教而形成另一个民族,称“穆斯林”民族。

(六)政治因素起决定作用而形成的民族模式

有的民族是政治的产物,如阿非利坎人,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称阿非利坎语。阿非利坎人是由荷兰人、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组成。他们是为共同对付英裔南非人而形成的。从语言上讲,英语与德语比较接近,但日耳曼人不与英格兰人合并而与法兰西人、荷兰人混合形成一个单一民族,说明政治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对民族形成起作用。

总之,从15世纪新大陆发现后,移民和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地区,给民族形成带来了许多复杂情况。不少国家的发展不是按照传统的社会发展史循序渐进,民族形成更为复杂。很多情况不是像斯大林总结欧洲民族形成的规律那样单一,而是错综复杂。今天我们在讨论民族形成理论时,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总结世界各地民族形成规律,不要坚持“部族”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不要把发展变化着的事物及其互相关系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之中,而是要在他们的历史或逻辑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三、散居在国外华人也在20世纪后半叶在各自不同的所在国里形成了民族集团。

华人是世界上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之一。他们离开祖国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保持其文化传统,保留其民族特色。这是外国很多人类学家所公认的。

华人对居住国的贡献十分突出,无论是在北美的铁路建设,还是东南亚的开拓、澳大利亚的开发、南非的建设以及欧洲经济的发展,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华人所到之处,都与居住国的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甚至有“模范少数民族”之称。

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华人作为居住国的少数民族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也是人类群体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如美国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个民族集团,称非裔美利坚人。在世界上不同国家里,移民集团也都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不同民族集团。华人以其独特文化也被其所在国的人类学家和居民视为民族集团。这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华人的新形势。华人在所在国形成华族以后,从人类学家的角度,他们与祖居国即中国的关系就是人类学的关系了,即都是龙的传人,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民族意识的人类集团即华族。

四、对民族问题提出新见解。

前苏联领导人认为,民族问题产生于私有制。30年代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这就消灭了诱发民族问题的社会基础。这种理论上的贫困必然导致对待民族问题的简单化。纵观当今世界上的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原因(前苏联、斯里兰卡、捷克等);有经济原因(捷克、加拿大、南斯拉夫等);有文化原因(美国、加拿大、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有语言原因(比利时、印度等)以及宗教原因等。

从上面列举的原因可以清楚地看出,私有制只是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不是全部。而民族问题不仅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凡是民族问题都与构成民族要素有关。想了解民族问题包括哪几个方面,首先要了解民族构成的要素。我认为构成民族的要素有以下4个方面:

①共同的民族意识;②共同的语言;③共同的文化;④共同的历史渊源。

故而凡是歧视或贬低上述要素的任何一方面都能产生民族问题,以及任何影响民族发展的外来因素也将引起民族问题。由于前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也不需要研究,并且把十分复杂的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挑拨与国内民族主义相结合,于是采取简单的方法进行处理。这种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方法是研究其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邸:您从事民族研究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世界上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

阮:既然各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依然存在,那么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就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定。以下是世界上几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

一、上个世纪90年代取消的南非种族隔离制

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社会。南非最早的居民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他们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南非。从人种学划分,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属于尼格罗人种。

除上述两个原住民族以外,在南非还有属于尼格罗人种的祖鲁人、科萨人、西索托人(即茨瓦纳人)、北索托人(即佩迪人)、南索托人(即苏陀人)、斯威士人、文达人、恩德贝莱人、聪加人等9个民族。他们总人口3000万,占南非总人口的68%。

南非白人实际存在两大民族,即英格兰人和阿非利坎人。

犹太人也是南非多民族中的一员,不容忽视,他们在世界各国中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点。

此外,还有印度人、华人和其他有色人。

可见,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社会。但是,占总人口16.5%的白人在旧南非长期推行的“种族隔离制”。从字面上讲,“种族隔离制”一词起源于南非阿利坎语“Apartheid”,意为“分开居住”或者“区别居住”。但该词的政治涵义是以肤色决定居民所享有的不平等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在南非,种族隔离制的不平等表现在有色人(特别是黑人)的全部生活中,他们从出生到走进坟墓,都受到种族隔离制的迫害。种族隔离制措施很多,如“种族居住区法”、“人口登记法”、“通行证法”、“黑人家园”等等。所谓“黑人家园”是南非当局推行种族隔离制的核心,目的是用“黑人家园”公民来取代南非国籍,妄想霸占南非87.6%的土地,而把广大黑人驱赶到13%的贫困地区。这一阴谋已彻底失败了。但种族隔离制遗留问题很多,需要新南非政府来解决。

二、同化政策

同化政策是帝国主义在“二战”前对殖民地人民实行的一种政策,如英国、沙俄等国家。当然,在某些多民族国家里也推行过这种政策,这是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的一种表现。这种政策在“二战”后遭到了反对,一些国家调整了这种政策,但这种政策还没有从地球上消失。美国对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外的白人少数民族采取同化政策。关于这方面,美国有两个典型观点。

(一)盎格鲁化理论(Anglo-Comformity)

所谓盎格鲁化理论,就是把“不是英格兰出身的人变成英格兰人”。这种理论在美国曾经相当流行,特别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当时,这种理论强调把不同民族集团同化于盎格鲁,但不包括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

(二)民族熔炉理论(Melting pot)

民族大熔炉理论是民族理论方面的一次尝试,但这一闻名遐迩的理论不是由民族学家,或政治学家提出的,而是由犹太移民赞格威尔(Zangwill)在他所写的剧本《大熔炉》中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美国是一个“熔炉”,来自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移民在美国社会里,通过异族通婚,“熔”成一种新人,即美利坚人。确实,在美国社会里,异族通婚是很普遍,几代通婚,诚然已使一部分美国人丧失原来的民族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各民族的主要居民依然保留下来。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断地有新的移民进入美国。这些不同民族的新移民进入美国之后,加入到自己民族的行列,为各不同民族送来了新的成员,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联系。

“二战”后,特别是在民权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即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之后,美国学术界出现了“民族热”。这是对美国同化理论的挑战,也是美国同化政策的失败。此后,在学术界出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其观点有两个:

1、炖锅论

不同的民族集体,就像不同的食品,如肉、鱼、香菇、豆腐、青菜,放入美国大炖锅里,其结果不会混为一体,变成另一种新的食品,而是各食品保留原有的特色,如鱼还是鱼,豆腐还是豆腐,但鱼有香菇味,豆腐有鱼味,这一理论形象地讲出了多元文化理论。

2、交响乐队论

美国社会就像一支“交响乐队”,每一个民族就像一支乐器,各民族合作奏出一曲优美歌曲,但各种乐器的声音依然保存。

三、种族和文化熔炉政策

这一政策在美国没有实现,但在巴西却取得了一定成果。为什么美国的熔炉政策不会成功,而巴西却取得部分成功。原因是美国在殖民时期推行民族歧视,不利于民族间的通婚,而巴西却不然,他们从1500年起就通婚,不仅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而且白人也与黑人通婚。这种通婚已有400多年历史。通婚加上白人文化在当时比印第安人和黑人文化更占优势,因此葡萄牙语逐渐被印第安人、黑人所接受,成为多数居民的语言,其他民族的移民不得不接受多数人讲的语言——葡萄牙语。

由此可见,种族和文化熔炉政策在巴西的部分成功,原因是出现了大量多族源后裔,模糊了民族界线,这是巴西特定条件造成的。但总的来说,种族界线依然存在,如白人、印第安人、黑人。因为通婚只是量大而已。目前,在巴西,混血种人(占总人口2/3)民族意识淡化,而单一血统的白人(占总人口1/5),印第安人,黑人等,尽管这些人民族意识存在,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3。目前巴西居民的称谓,统称巴西人,这种出生地称谓或国籍称谓又淡化了民族意识,使巴西的种族关系、民族关系呈现融洽,但不等于没有问题,如印第安人问题、黑人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没有构成大的麻烦而已。

四、多元文化主义

正式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只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事实上,不少国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多元文化政策,但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有相同之处。现分别介绍如下。

1、加拿大

加拿大的同化政策最大的阻碍是法兰西人,他们集中居住在魁北克省,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进入加拿大的不同民族移民,他们不仅数量大,而且有强烈的传统民族感情。

这种情况促进了加拿大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其核心是:①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②承认其他民族的贡献;③反对种族(民族)歧视;④民族平等。并制定了《加拿大人权法》、《权利和自由宪章》等。并在联邦政府和各省、市建立了多元文化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

2、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二个宣布(1973年)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二战”后,澳大利亚民族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同化阶段(1945-1964年),“一体化”阶段(1965-1972年),多元文化主义阶段(从1973年至今)。

导致澳大利亚改变政策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深感人力不足,战后大量移民使居民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使长期以盎格鲁-撒克逊占绝对多数的澳大利亚变成了社会和文化有很大差异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使澳大利亚形象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亚太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固有的种族主义国家,是英国的前哨和对付土著人的国家,是著名的白澳政策的国家和对移民采取歧视的国家。现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它被认为是亚太地区的国家。

从以上两个国家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看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有生命力的,是未来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关系的重要模式。

五、一体化政策

墨西哥是一个种族与民族十分复杂的国家,从种族上看,有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从民族上看,除了56个土著民族外,有欧洲移民、有亚洲移民和非洲移民。墨西哥要想成为巩固的强大国家,就必须改变印第安人的落后面貌。墨西哥政府想通过一体化政策,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主流社会一致。

六、民族歧视政策

这种政策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二战”前后,北美和欧洲许多国家在其推行同化政策的同时,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迄今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民族歧视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目前,公开地完全以民族歧视为政策的国家,除前南非外,是很难找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歧视其他民族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保加利亚对待土耳其人,南斯拉夫对待阿尔巴尼亚人,苏联对待犹太人、鞑靼人,美国对待印第安人、黑人等等。

七、“民族主权国家”或“民族自决权国家”政策

1、前苏联建立以民族为单位的联邦制,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尊重民族权利。这本是好事,问题是民族共和国的主权权力超出了维护联邦制国家领土完整的范围,根本无法兑现,非常被动。资本主义国家的联邦制特点是:联邦及其成员单位分别行使一定的国家权力,可以有适用于所管辖区域的宪法和法律,并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领导地方各级政府,但联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机关,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统一的联邦国籍和统一的对外关系,联邦以下各单位,只能分享在联邦宪法许可的一定权力,也就是说不能违反联邦宪法。这就能保证国家领土完整。

前苏联和东欧联邦制国家,宪法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苏联宪法第72条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第76条规定:“加盟共和国为主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加盟共和国在自己的领土上独立行使国家权力”。这里的“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主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根本无法实现。前苏联领导人从来就不允许民族共和国提出上述宪法规定的权利。公开化以后,除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以外,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提出主权宣言,甚至连卡累阿亚自治共和国,也提出主权宣言,造成了苏联民族关系的紧张。

民族共和国的分裂主义者利用宪法条文使前苏联面临困难。

2、南斯拉夫1946年宪法第一条规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类型的联邦人民国家,是建立在自决权包括分立权基础上自愿在联邦国家共同生活的各平等民族的联合体”。1963年宪法又重新确认每个民族都享有包括分立权在内的自决权。前南斯拉夫的分裂,说明宪法本身存在缺陷。

从以上两国看来,以民族为单位组织的联邦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惟一的方式。而且这种联邦制还带来了不少问题,现在这两国已经分裂。因此,我认为,“民族主权国家”理论与国家统一思想相悖的。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好。

邸:您是国内第一位介绍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而且不断地发表有关多元文化的文章,您为何对此情有独钟?

阮:不同民族集团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里早已存在。但这种现象在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更为明显,如北美、南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一百多种民族集团居住,比我们国家民族的数目还多。英国由于历史上侵占过许多地区,而这些被侵占的殖民地居民,由于种种原因而移居英国,也使英国成了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里被称为文化的多元文化,或文化的多样性。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曾在较长的时期里,一直推行同化政策,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的“民族熔炉政策”,它企图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文化同化所有的移民。澳大利亚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在澳大利亚的非土著居民中,英裔居民一直占统治地位,其人口也占绝对多数。在1861年,英格兰人占总人口的48.999%,爱尔兰人占25.494%,苏格兰人占14.277%,威尔士人占1.447%,英伦群岛居民占0.232%,英裔居民加起来占90.449%。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裔各民族中也不是和睦相处。原因并不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起源于古代克尔特人,而英格兰人起源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是在于政治原因。这种民族间的不和睦也在澳大利亚表现出来。在墨尔本市,爱尔兰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爱尔兰民族节,以此来抗衡英格兰人。可见,同化政策是行不通的,上述四个民族都来自英国,都讲英语,但文化差异使它们不能同化为一个民族,同样情况也在加拿大和美国发生。根据加拿大官方的数字,英裔加拿大人包括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等。英格兰人1971年有人口706,000人,占总人口的20.3%,爱尔兰人有846,000人,占总人口的24.3%,苏格兰人550,000人,占总人口的15.8%。1983年6月美国官方公布的材料是:英格兰人50,000,000人,爱尔兰人40,000,000人,苏格兰人10,000,000人。尽管美国和英国是友好国家,但是民族感情有时超过国家感情。美国的一些爱尔兰人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人的分离运动。

此外,在上述三个国家里,华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的文化传统不但依然保留着,而且日益得到所在国的重视。在上述三国都有唐人街,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意大利街、希腊商店。其他移民集团也和华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一样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文化差异性。客观的情况说明,同化政策在民族众多的移民国家里是不能成功的。

加拿大由于魁北克问题,即法兰西民族为维护其语言和文化,要求分离,建立北美的法语国家。加拿大政府为使国家不分裂,最早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官方语言(法语和英语)和多元文化政策”。在国务部下建立多元文化事务局,并在联邦政府和各省建立多元文化委员会,吸收不同民族成员参加该委员会。这项政策比起同化政策无疑要开明一些,如在多伦多的唐人街,街道名称牌用华文和英文并列书写。在其他国家里用汉语作路牌,恐怕是第一例。这一政策收到了一定作用和积极效果。

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加拿大的经验,在1973年对非土著采纳了多元文化政策,即放弃了过去的同化政策。与此同时,对土著居民采用一体化政策,承认土著民族的文化,放弃了要土著居民采纳统一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

为推行这一政策,在“多元文化首都”墨尔本建立了多元文化主义事务研究所,归联邦政府直接领导。墨尔本居民民族构成较复杂,故被称为多元文化首都。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正在着手编写《澳大利亚民族百科辞典》,并在莫那斯大学进行多元文化研究与教学,已有人想攻读多元文化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该校还出版《族际文化研究》和有关多元文化图书。在西澳大利亚洲还设立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部。可见,这门新学科正在迅速发展,它不但具有现实意义,也有一定理论意义。

可见,多元文化是多民族国家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趋势。它是民族研究中的新动向、新课题,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民族研究中的新理论,很值得我们注意。澳大利亚推行这项政策有以下原因。

(一)经济发展需要不同民族的劳动力。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需要专家和劳动力,这些专家和劳动力的获得,只有通过移民。因此,不同民族不断进入澳大利亚是不可避免的。但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移民,不是按照国籍民族成分,而是根据工商业部门的需要。因此,1978年英裔人已下降到77.73%,估计现在英裔澳大利亚人比重还要下降。因为近年来已增加了不少亚裔移民。

(二)民族是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共同体,民族形成需要漫长时间,但形成以后就不容易消失,如居住在美国南部的意大利人,一百多年来依然未改变其文化传统,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也是这样。移民国家的民族集团,如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华人等等,有母国出版的图书、报纸,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化不断得到营养。

(三)移民集团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不同移民民族集团在澳大利亚地位不断提高,他们从事商业、教育、工业,等等。他们的工作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澳大利亚当局不能随意歧视其他移民民族集团。

(四)国际舆论

1965年召开的国际会议,提出了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公约,也促进了澳大利亚政府对其他民族集团采取较公正的态度。

澳政府在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其中比较出色的工作是028—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电视广播。澳大利亚电视台每周三晚上用028频道广播不同语言的电视节目,有华语、塞语、德语、意大利语,等等。这收到很好的效果,如华语广播不仅华人收看,澳大利亚其他民族也收看。从028电视广播节目中,使澳大利亚人了解到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达到了互相尊重的目的。

看来,这项新政策值得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重视、了解和研究。

邸:您是中国第一位学者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行委员,那么您是怎样被选为执行委员的?在担任执行委员期间,您为我国的人类学事业开展作了哪些工作?

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行理事会只有十几位执行委员代表各个地区,各个研究领域,执行委员候选人是由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成员提名或由各会员国提名。我是由联合会秘书长(后来任会长)桑德兰教授提名,于墨西哥会议上选上的(1993—1998年)。英国人桑德兰教授提名我作为候选人,主要是我参加了教科文组织的反对旧南非的种族隔离制的行动,这项工作在教科文组织文献有记载,而且我还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有文章发表,另外,我对都市人类学研究的贡献也是有文字记载的。

在担任联合国执行委员期间(1993-98),我作了重要三件事:

一、申请2000年中期会议在中国召开这项工作由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提出,作为执行委员,我向执委会作了详细说明,中国已具备承办条件和在中国召开的意义,执委会听了我的说明以后,一致通过。

二、投票支持美国学者提出的建立民族关系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关注的研究内容与我国“世界民族”研究的民族问题有密切关系,从而也使“世界民族”研究进了联合会民族关系委员会,我参加在美国举办的民族关系委员会的学术会议,认为我国学者对世界民族关系的研究比其他国深,而且有理论。这应该说我们有“世界民族”研究这门学科,有专门人才长期进行这项工作。这也使我心慰,因为“世界民族”学科的建立是正确的,及时的。

三、引进了最新的“种族理论”,即全世界只有一个“种族”(详细请见前)

邸:您建议在中国召开第十六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的出发点是什么?

阮:我建议我国承办第十六届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有以下理由:

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睦、团结,各民族文化、语言正在繁荣发展,民族自治权利正在实施。我国民族工作经验很宝贵,应该宣传,让外国学者了解。但我国全民教育水平,目前还很低,科学知识也不普及,这方面可吸收外国经验,取长补短。

二、我国大学、科研机构经费不足,学者出国经费困难。尽管从十一届世界大会起,每届我国均派代表出席,加起来不超过100人,与我国大国地位,多民族地位不相称。与外国合作也不多,不利于课题的扩大、干部的培养。若我国举办第十六届世界大会,我国将有几百人有机会参加会议。我们可以提出,会议工作语言为汉语与英语。

三、解放后,我国学苏联,对人类学有偏见,忽略了世界科学发展。“二战”以后,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学是概括人类研究的最恰当的学科,教科文组织也持有此观点。在这期间,有使用“民族学”术语传统的法国、德国,也有学者使用“人类学”,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现在也改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为此,我国应加强人类学研究。相信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我国使用人类学会越来越多,这是世界各国学科发展的趋势。

四、有利于世界和平、地区稳定。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科,通过人类学研究成果,有利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和了解,减少误会,增加理解。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国外民族情况、民族关系了解很少,而外国对我国民族情况、民族关系了解更少,召开人类学世界大会,有利于我们了解外国,也有利于外国了解我们。

五、有利于诸多术语的准确使用。譬如,国际上关于“种族”的理解已不完全从遗传学作解释,更多的是从“社会现象”来理解。这种新的提法,我国了解甚少,主要原因是交流少。“民族”一词已用“Ethnic group”,而我国仍沿用前苏联的旧术语“nationality”。目前这个词已用于国籍。

邸:您虽年近八旬,却退而不休,老当益壮,是不断推出新成果的少有的几位老一辈人类学家之一。你是否可以谈谈20世纪人类学研究特点和对21世纪人类学研究的展望?

阮:好。关于对20世纪人类学回顾,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19世纪人类学主要研究落后民族,并通过研究落后民族来展现人类社会的演变,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随着20世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化,人类学也产生了很大变化。

1. 从只研究落后居民到包括工业化居民的转变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人类学界才开始把注意力转变,即研究对象包括西方社会本身,类似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国家,如有些民族学者认为,民族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只研究非工业化社会居民的现象已在“二战”后转变。

2. 从俗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

20世纪后半叶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这个时期是人类居住史上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都市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中国都市人类学也在本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了。

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而是人类学者捕捉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即居民城市化的迅速增长必然要产生新的问题,而对这些新问题,需要新的理论。这就是都市人类学的诞生。

3. “民族国家”的衰落与民族中心主义理论的破产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词可以追溯到1648年,即欧洲封建社会结束之后,并随着工业化,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侵略而强大起来,但又随着“二战”后,亚非地区前殖民地的独立而逐渐衰落。

“民族国家”的理论是:一国之内,由人口占多数的大民族主宰一切,其他小民族听从大民族支配,在文化上、语言方面要接受同化,最终放弃本民族文化,同化于主体民族。

但世界各地,各国的历史证明,民族是稳定的共同体,是不可能同化的。20世纪后半叶北美,特别是美国的同化政策、熔炉政策和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的失败,就是明证。

为此,多民族国家理论已成为描述前“民族国家”的准确术语。保护小民族语言、文化已在欧洲提出,这种现象表明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小民族已强烈反对同化政策,反对“民族国家”理论,反对民族中心主义理论。

在介绍“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必要对复合词中的“Nation”加以说明。欧洲的“民族国家”已有几百年历史了,“Nation”这个词出现在“民族国家”中已有很长历史了。当20世纪后半叶,Nation转而表达国家时,对复合词“民族国家”(Nation-State)依然保留下来,这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不宜用来证明现在用“Nation”一词来表示民族是正确的。在一般情况下,Nation一词是用来描述国家,而不是指民族。但也有例外,如“Nation-State”一词中的Nation依然表示民族。又例如,对北美印第安人,依然使用“Nation”一词来表达,像“First Nation”(第一民族),因为“Nation”一词在16世纪时,是指一群同文化的人。在欧洲人第一次遇到印第安人时,用Nation一词来称呼印第安人,现在延用下来,人类学家也习惯了,不会引起误会。表示“民族共同体”的词,在英语国家是“ethnicity”或“ethnic group”。使用这个词表达“民族”,始于1942年,但这个词早就有了,并非新创的词。在164个自称为“民族国家”中,只有27%的国家(据20世纪后半叶的资料),其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比例超过95%。

从我们观点来看,即使95%居民是同一民族,也还有5%小民族,有权保留其语言与文化,大民族无权同化小民族。联合国也有这样规定。为此,应使用“多民族国家”术语。

4.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当时加拿大移民比重上升,魁北克又出现“平静革命”,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胜利和民族意识的高涨,这一切促使了加拿大提出新的政策,以提高国家的凝聚力,于是加拿大放弃了同化政策,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是人类学理论的进步。

两年后,澳大利亚也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1994年在英国召开的执委会,我提出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并建议召开研讨会,得到了赞同,于是第二年(1995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中期会议,设多元文化主义组,讨论多元文化主义,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从欧洲来的学者对多元文化了解不深,讨论没有深入。这是第一次在人类学联合会举办的中期会议上研讨多元文化主义。从此,多元文化主义就纳入了人类学研究范畴。第十四届世界大会,设立了多元文化教育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发言,得到了重视。我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产生是同化政策彻底失败的结果,是人类学的新理论,是进步的,开明的理论。

5. 对种族主义理论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流行了100多年的种族主义理论遇到了挑战。认为种族理论本身是错误的,人类属于单一人种,即智人(Homo Sapiens)。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国际会议,当时我们就提出,“种族歧视是社会现象”。但种族主义者利用19世纪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种族理论来反对有色居民。我认为,对种族主义提出挑战是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6. 民族关系研究

自从1839年,法国成立巴黎民族学会起,人类学主要研究文化及其理论,没有把民族关系列入人类学研究课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在美国、加拿大考察时,若遇到民族关系研究,只有与大学政治系联系,而不与大学人类学系联系。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等有关国家开始把民族关系列入人类学研究,对此,我十分支持,因为我多年研究民族关系。1995年,人类学联合会执委会在意大利开会时,当讨论成立“民族关系委员会时”,我投票赞成,并表示支持。同时,我也成为该委员会的创始会员。

在回顾20世纪人类学发展时,应该看到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对国际人类学发展的贡献。首先,中国学者协助民族关系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范畴,其次,加拿大1971年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时,人类学家把它作为一种政策,而不是作为人类学理论,久久未能进入人类学研究范围,直到1994年在英国开会时,我建议列入人类学讨论范畴,与会执委们同意我的观点,1998年,终于设立多元文化教育研讨会。

再次,国际都市人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我国都市人类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但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主办的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其地位与作用摆在第二位。

可见,中国人类学者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参与人类学联台会学科建设。在联合会中,我国贡献也不少,如第十四届世界大会我国学者主持了两个研讨会,并在理论上有建树,如不同文化相处理论,多民族国家界定,民族形成要素,21世纪民族政策模式,等等。今天的中国人类学者已不是20世纪40年代的人类学者。因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类学者作了巨大成就,使中国人类学者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参与国际人类学建设。

关于对21世纪人类学研究的展望,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类学研究也将越来越面向世界。当然,本国、本地区研究依然十分重要。但对外联系,对外合作就成为不可避免。为此,中国人类学者将通过各种渠道,研究国外民族,了解国外人类学研究动态。

根据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经验,我认为21世纪国际人类学界应对下列课题感兴趣:

1、人类基因研究

2、21世纪的民族与民族关系

3、都市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小民族文化,语言的保留

4、多元文化主义研究

5、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

6、人类学与人口控制

7、土著居民自治

8、人类学与环境保护研究

9、多民族国家理论研究

10、全球化与地区多元文化研究

11、旅游人类学研究

12、多元文化现象与媒体人类学

13、新的种族理论研究和防止旧的种族主义回潮

14、和睦社会与人类学研究

15、多元文化电视与维护小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16、各国民族政策研究

17、中华民族研究

18、世界华人和世界唐人街研究

19、多民族国家中的异族通婚和准族体现象研究

以上课题除第一项属于生物人类学外,其余均属社会人类学研究。

邸:“世界民族”学研究应从哪几个方面来促进和谐社会?

阮:目前,多民族国家已成为普遍现象,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南非、老挝、巴西、埃及等。

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成为“世界民族”学的学者们所关心的课题。特别是在上世纪后半叶,当时世界各国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如旧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政策、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强行同化政策,苏联的“苏维埃民族”理论和大俄罗斯化政策,南斯拉夫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阿尔巴尼亚人问题、穆斯林问题、土著民族自治问题以及南美洲的黑人权利问题,等等。社会人类学家们除了忙于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情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外,并着手研究多民族社会的和谐相处同题。

当然,在民族关系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也有民族关系处理比较好的国家,如瑞士的民族关系比较好,表现在民族权利平等、语言平等等方面。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着问题,但政府的措施也能使多民族社会里出现和谐氛围。

在西方社会里,为使人们和睦相处,作了不少工作。根据我多次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十几个城市从事世界民族研究以及在瑞典、英国和意大利短暂停留的感想,谈几点体会。

社会道德和交往礼仪是促进人类和睦社会的重要基础。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社会道德和交往礼仪属人文素质,也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但要使这些优秀的人文氛围保留下来,政府需要制定法律、政策。如“人权法”(加拿大与澳大利亚都有人权法),保障个人权利、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多元文化政策”保障各民族文化、语言平等。法律和社会道德是相互促进的,没有法律。道德难于永久保留;单靠法律,没有社会道德支持.实行起来也有困难。

当然,以上提到道德和法律对和谐社会的作用应该说很全面了。但我认为还缺一项,那就是教育。我要介绍的是为和谐社会实现的“跨文化”教育,也可以说是“国情教育”。

关于跨文化教育问题,我认为“世界民族”学是一门研究世界不同民族如何和睦共处,友好为邻。从而使社会稳定。促进世界和平的学科。要达到这个目的。单靠社会道德和法律不够,还要进行跨文化教育。要和谐就要相互尊重。彼此不了解,如何尊重。所以要进行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有四项内容:一是编课本,简要地介绍各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各民族都有贡献,只是有大、有小、有多、有少,课本的编者要实事求是。二是课本内容可插入有关教材,也可以单独作为一门课。三是授课时间视课本内容而定。四是成立专家委员会,定期开会。一年一次,还可以举行学术研讨会研究跨文化教育问题。为此,建议在中小学开展跨文化教育,把跨文化内容收入中小学课本之中。

各民族都有优于其他民族之处。对方的优点。让你学习,那是很容易的事,但通过接触,发现对方的习俗不合你的习惯,那该怎么办。关于这方面,在“世界民族”学里,还有一个术语那就是“宽容”。其实,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不足之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要提倡互相“宽容”。

应建立多元文化电视频道。在中小学进行跨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要在全社会进行跨文化教育,这就是多元文化电视频道的设立,最好在中央电视台设立。

邸:我国人类学发展很快,取得很大成就,在我国人类学研究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有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阮:的确,我国人类学发展很快,成绩也很大,干部和专家队伍也成长起来了,应该祝贺。但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术语不规范问题。由于术语不规范,会造成学术成果的质量,影响人类学正常发展,希望召开“术语规范化会议”,取得一致意见,促进人类学健康发展。

还有更重要的是重视应用人类学,即应更贴近实际,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服务,为各民族和睦相处服务,为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邸:“世界民族”学已走过了有20多年的历程,作为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您能否回顾一下该学科对国家有哪些贡献?

阮:“世界民族”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同时从20世纪末开始也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既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它的任务与民族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

“世界民族”学成立以来,为国家作了大量工作,从理论上,有许多创新,如民族形成模式,构成民族的要素,“民族”是人类学涵义,不是政治学涵义,等等。

从应用上说,也是十分重要,如社会主义民族理论问题,我在80年代初提出否定意见,被学术界接受了(见新华社1984年稿),对港澳台回归祖国有重大意义,若按照斯大林定义,台湾是资产阶级民族,大陆是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与社会主义民族是水火不相容(前车之鉴,西德就是这样)。若强调社会主义民族,那么连战、宋楚瑜先生来大陆就无法谈我们是一个民族。可见“世界民族”学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历届国家民委领导都十分重视“世界民族”学,如杨静仁、司马义•艾买提、李德洙、伍精华、赵延年都十分重视“世界民族”学。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世界民族”学给予领导、支持和帮助,我深有体会。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杨静仁主任、伍精华副主任关心“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会议”的召开,并参与领导和提供各方面帮助。伍精华副主任要我提供“苏联民族研究”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民委司马义•艾买提主任、赵延年副主任关心和支持“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并为会议举行茶会,司马义•艾买提主任和全体副主任出席会,十分隆重,国际都市人类学委员会执行秘书十分感谢,各国代表也十分感谢。

上世纪90年代,李德洙主任亲自领导都市人类学工作,并支持和关心“世界民族”学的发展。

黄光学在担任副主任期间,也关心和支持“世界民族”学研究,牟本理副主任在领导2008年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委会时,也关心“世界民族”学研究。他在听了我关于人类学术语混乱情况的报告后,鼓励我写文章,我的《民族,还是族群?》(被选为2004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文,就是在牟本理副主任的鼓励下完稿的。为了感谢诸位领导的关心,我已经78岁了,但还要做“世界民族”学研究。

上面谈的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祖国的统一。可见社会科学对国家贡献是具体的。正因为这样,国家民委一直在关心和支持“世界民族”研究。

此外,“世界民族”学对我国外交工作也有微薄贡献。

1984年和1986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世界民族室召开了两次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国际会议。这两次会议在院部领导下进行,汝信副院长到会讲话,伍精华副主任到会讲话,会议开得很成功,国际上也有影响。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学者已进入反对种族主义的国际行列,更重要的是南非“非国大”组织也知道中国是支持他们的。这一点很重要。正当国际社会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抵制南非政权,不与南非建交,但我国的台湾省却与前南非建交。

遗憾的是1994年反对种族隔离制斗争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南非。新南非保留了与台湾外交关系。新南非的执政党是“非国大”,他们知道中国是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向曼德拉总统做工作。长期被关在小岛上的曼德拉总统了解情况后,与台湾断交了,转而与我国建交,这次外交上的胜利,社会科学学者献出了微薄之力。所以“世界民族”学对外交工作也有贡献。当然,当我们召开反对种族隔离制国际会议时,外交部非洲司是帮助我们的,而且有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的活动也请我们参加。

还有“世界民族”学还介绍了国外新的民族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该政策在20世纪后半叶被提出来。我们了解之后,很快就介绍出来,并肯定这一政策是开明的,进步的,使国内学者在研究民族政策时有更多的思考。

还有,中国人类学界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联系,这条渠道首先也是通过“世界民族”学建立起来的。

最近,中央政治局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汇报工作,表明了中央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和关心。但社会科学本身也要不断进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如“世界民族”否定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却肯定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可贵的,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诸位副院长领导的结果。宦乡副院长肯定《世界民族》学,关心《世界民族》学。邓力群副院长亲自召集刊物负责人开会,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社会主义民族”论,就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导下提出来的。汝信副院长支持我们研究人类学,他批准我与黄长著教授提出的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研究中心,关心世界民族研究,加拿大研究。

已经谈得很多了,本想谈《都市人类学》的引进及其在中国的开展,今天就不谈了,如果需要再谈,可单独成篇。感谢我所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谢谢!

邸:听阮先生一席教诲,有胜读十年书之感。最后,请允许我对您能慷慨赐教再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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