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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绍箴先生访谈录
2015年10月26日 16: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作者:邸永君 字号

内容摘要:滕绍箴先生(1937--)是当代著名民族史学家、清史满族史资深专家。先生祖籍辽宁铁岭,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自此步入从事明清史、满洲史与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倾心投入、上下求索,渐入佳境、成果甚丰。1985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1年,晋升为研究员;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志在千里,新作叠出,令人钦敬。

关键词:滕绍箴先生访谈录

作者简介:

滕绍箴先生近照

 

三十年前,滕绍箴先生拜会溥杰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滕绍箴先生在北京满文书院做学术报告

 

 

滕绍箴先生伉俪情深

 

滕绍箴先生撰《满族发展史初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滕绍箴先生撰《三藩史略(上卷)》,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版

永君按:滕绍箴先生(1937--)是当代著名民族史学家、清史满族史资深专家。先生祖籍辽宁铁岭,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自此步入从事明清史、满洲史与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倾心投入、上下求索,渐入佳境、成果甚丰。1985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1年,晋升为研究员;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志在千里,新作叠出,令人钦敬。永君入所之初,四顾茫然,幸有先生做引路人,方得略窥门径。其循循善诱,悉心指导,言简意深,切中肯綮,使本人受益良多。今年九月,先生接受永君专访,并合作完成《滕绍箴先生访谈录》。现匆匆奉上,以飨读者。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滕老您好!我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委托,特为您撰写访谈录。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作为中国民族史与满族史研究老前辈,您曾引领我迈入满族史研究领域。您的学识、修养、阅历、成果,实令我等后学晚辈仰慕钦敬。我认为,学者之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早年的成长环境,诸如地域、家庭、学校、良师等等,都会影响一个人对人生目标的选择。今天可否就从你的家庭和幼年经历谈起?

滕绍箴(以下简称滕):好。我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普通研究员,很感谢您的采访。我生在辽宁铁岭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幼年和童年时期,在洮儿河边长大,当时正逢东北沦陷。日寇倒台时,刚好八、九岁。我记得,在伪满农村小学就读三个月,课程除语文、算数外,还有日语。刚学完五十音图,苏军便已进入东北。从此,我的同龄伙伴都在各自家中,承受社会的动荡,无所事事。如果说,童年时期我比他人成长条件更好些,那就是我生在一个中农家庭,父亲私塾功底在本村最佳。他把我送到私塾就读,并直接指导我读《四书》等儒家经典著作。我喜欢历史,可能是环境熏陶所致。新中国成立后,初、高中阶段我受到洮南初级中学历史教员杨景仁先生和白城市高级第一中学历史教员武元章先生影响,兴趣大增,在校期间历史科成绩颇佳,以致报考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今文学院),并如愿以偿。大学阶段,在著名先秦史专家金景芳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从而打下安身立命之基。

邸:可否谈谈您进入民族研究与满族史、东北史研究领域之原委?

滕:大学毕业时,赶上个好机会,在统战民委领导下,全国进行民族普查工作,急需人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派人到学校挑选毕业生,我有幸列名其中。在研究所选择专业时,我没有多考虑,因为我来自东北,父母都在北方居住,一方面探亲方便,同时满族诸多习俗,童年时期感同身受,并不陌生。但说实话,当时真不知道满学之海如此之深,以平生精力钻研,也未能吃成胖子,反而竟以饥汉终老,十分惭愧。

邸:您成果卓著,有目共睹,所以不必过谦。下面可否谈谈您入所以后的情况?步入专业研究领域后,您从哪几位前辈那里获益最多?

滕:好。1963年7月,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报到。进京对于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两喜,一是能够见到毛主席。这个愿望当年国庆节,顺利实现,大感欣慰。二是潜心致力于学问,以实现多年专家梦想。然而,当年十月后,按照周总理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数十名新来大学生,一律前往山东黄县,劳动实习一年;第二年十月,根据中央民委安排,我所大学生赴贵州参加“四清”;第三年,继续赴内蒙参加“四清”。内蒙工作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干校”继之,直至1975年,才回到业务上来,前后占去十多年宝贵时光。至今思之,颇为惋惜。

说老实话,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科研单位,根本谈不上学问,加上十余年荒废,已过而立之年的我,面对专业,内心危机感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所里聘请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锺翰先生作为特约研究员,指导我们“东北组”同仁修改《满族简史》,使我从此有机会追随先生,达三十年之久。在我接触的前辈专家中,有两位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终身难忘。

居首位者,即王锺翰先生。今天回忆起来,有四件事始终回荡在我脑海中。一是老实治学。王先生治学是我的榜样。我最欣赏他文章一丝不苟的底注。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翻阅他的《清史杂考》等书,进行版本、卷、页等对照、欣赏,纠正自己治学马虎、抄录资料不精细等毛病。从他的注释中,令我认识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正是在他影响下,我曾潜心将《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清实录》及有关档案、各类笔记等大部头著作,逐一阅读,详细摘录资料,以致养成习惯。至今,我特别轻视底注不详的著作。先生生前,我不曾拜师,但他已承认我这个学生。在为拙作《满族发展史初编》所作序言中,他说我“有关档案史料,亲手摘录”,肯定我的学风,岂不知,弟子只是从师之范而已。二是诚恳训诫。先生作为一代名师,待人真诚,受尊者反敬人,令人何等敬佩。我们“东北组”成员,最多时有七、八条“枪”,我的文笔不算最佳。但在先生指导下,在他先后修改《满族简史》、《满族史研究集》过程中,有关我写的部分,我都在事后及时抓住机会,面对面地询问他为何这样改,而不是那样修。在他回答中有这样一段话:“滕绍箴,我给你改文章,就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一样。可我的文章拿给翁独健先生(任副所长)改,我就是小学生”。前一句似有担心我不领教,后一句来个自谦,令我感动万分。岂不知,前来专心求教如何写好文章,是我的目的,本来是淘宝者,岂能他想。但他给我的训诫如此真诚,不但在我心目中竖起一代名师风范,而且更令我明白如何做人。三是鼓励人才。所谓“道德文章”,作为学者,人们常常将文章看得很重,忽略品德修养。而名师作为教育家,他们绝不肯将两者倒置。有一次,先生来到东北组,大声问道:“滕绍箴,刘小萌的毕业论文,你是否帮助修改过?”我回答说:“没有”。我听得出来,先生为他的学生论文出色,内心多高兴。岂不知他这一嗓子,肯定和鼓励两位青年人。既肯定自己的学生刘小萌,亦对我的进步加以鼓励。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通过为我所写之书作序,倍加鼓励。先生师德之高,令我铭刻在心。许多先生,要求学生作文观点一定要与老师一致,一旦有分歧,便暴跳如雷。而王先生则不然,凡是给他人修改文章,除硬伤之外,有创建之处,决不干预。他在93岁高龄,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给他人作书序,即为拙作《三藩史略》写序时,我提出诸多个人见解,他概无质疑,反而表彰我“用力甚勤,造诣亦深”。如此明达之师,我岂能忘怀。四是通情达理。作为著名教育家,我们旁观者欲洞悉其内心世界,原本不易,因为思想境界不在一个层次。然而,王先生不仅关心自己学生、青年同事,而且对社会青年,亦一视同仁。一次有个外地副研究员,因提升研究员受阻,来信请求我推荐。我没有经验,前去请教先生。先生没有一丝犹豫,给我及时指导。还有一次,在京某大学一位副教授,需要一名终身教授出字据作证,她才可有资格参加评审,找到我头上。我无奈再次前往请教,先生同样伸出援助之手。他对青年一代所表现的包容、真诚之心,令人佩服。他不愧是一代著名教育家,能如此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实属难得。总之,送给先生“德高望重”一词,名副其实。

第二位,是我院历史所周远廉研究员。我结识周先生,得益于他的爱人杨学琛。杨先生原本是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因历史冤案,被下放到本市第六十二中学教书。尽管事后平反,但未能调回原单位从事科研工作。我钦佩她的学识,得知此事后,前去探望。了解到她有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愿望,我便向民族所领导提出商调建议。结果使她如愿以偿。于是,我们成为朋友。在接触中,我与周先生结交日深。一次,在议论撰写《努尔哈赤评传》时,周先生不嫌鄙人学识浅薄,提出合作建议。我听到后,既喜又怯。喜的是,有机会向高手请教,怯的是,自己底子太薄,压力很重。这次合作,在我治学生涯中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这里,有两点值得回忆:一是周先生夫妇为人之风范,令人钦佩。写《努尔哈赤评传》之初,由周先生和我承担,以周先生为主,拟写提纲,承担大部分,我分担一小部分。但时隔不久,先生突然退出,希望我自己完成。我没有心里准备,手足无措,当即提出由杨先生为主,我仍然配合撰写。没有想到,两位先生共同劝我自己写,把我推向背水一战之境。老实说,此时,我内心很复杂。但我坚信他们人品,必是为我考虑。于是,在我治学生涯中,首次经过艰苦奋斗,完成了这部处女作。亦使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才叫治学和研究。稿子完成后。我继续送给周先生提意见。正是在他给我改稿的过程中,使我继向王锺翰先生淘宝之后,再次得到淘宝机会。此后,我的文风便杂糅两位先生的某些特点。可以说,我平生的处女作,是周先生夫妇苦心逼宫所致,不但提高我治学信心,而且成为我治学生涯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大转折,写作能力大幅提升,真乃乾坤之变。至今思之,仍不胜感激。这里需要插一句,尽管我已写出专著,但内心尚有自卑感,不敢在书的“后记”中提到先生名字,生怕有所牵累。二是先生不吝鼓励,永难忘怀。据我所知,周先生作为史学家,头脑清晰,文章逻辑严密,并有固定写作模式。他为人持重、耿直、倔强,不肯轻易点赞他人。但他对我不吝鼓励,赞扬我的著作“学风朴实”、“史料翔实丰富”、“勇于立言”、“颇有创新精神”等等。特别是当他称赞我“逻辑严密、叙述清晰”时,使我内心十分喜悦,因为这些优点,正是学艺于周先生的写作优点。总之,回首往事,平生一切荣辱,已经慨然置之脑后,唯独面对王锺翰、周远廉两位先生,用语言难以表达感激之情。深思之,真是感慨万千,人生能有几回搏,当你需要时,竟有如此名师教导。如今我已接近耄耋之年,乘此机会,谨以弟子之诚,敬拜两位“恩师”。同时,尚有吉林大学清史专家孟昭信教授、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他们通过书评形式,都曾给我以鼓励和指导,在此,我也以学生身份,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如上所谈,就是我在成才道路上,能有一点成绩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邸:文革中我所专家多受重创,可否谈谈您的经历与感受?

滕:我对文革认识,有个过程。最初我认为它是继“四清”之后,自上而下掀起的干部教育运动。从运动本质说,它是无产阶级为保持红色政权不变颜色,而采取的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方式之探索。但与中国历史上传统吏治考核方式不同。传统考核方式是限定国家政权中、上层官员,诸如三年京察、大计,五年军政。具体内容是考以四格,纠以八法,卓异优叙,汰弃劣员,实现廉政建设。随着运动发展,感到文革则不同,它将全社会都调动起来,特别以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为主要冲击力,以“除四旧”为口号,形成群众性文化运动,造成自上而下,层层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是非难辨,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您所说“受到重创”。当时,我刚入所不久,是“四清”工作队撤回北京后,留在点上的人员。运动起来,所内两大派已经形成,我才被调回来。对于如此“史无前例”之大事,经过观察,觉得诸多案例,皆不以事实为据,而专以造反派“口诛笔伐”为凭,令人茫然。所以,在整个运动中,我一直跟不上形势,偏于保守。在我看来,如此治国方式,教训惨重。当然,运动利弊,中央自有分辨。

邸: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哪些心得,哪些教训?

滕:我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至今已有50余年,心得与教训并存,说来话长。具体心得,可分为研究成果价值取向和研究技术性两大问题。就研究成果说,分在职和退休后两个阶段。为什么这样分?因为它是在两种心态、两种思路下推出的产品,在许多方面,大有相同。下边我就按下列顺序,粗浅地谈谈我的研究心得和教训。

(一)从在职期间研究成果谈心得与教训

第一阶段,是在职期间,我对别人经常谈到,这个阶段的研究为“应时之作”。何谓应时之作?就是在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急于推出成果。稍有局部知识储备,抓住题目就写,缺乏长远、全盘规划。因此,这个阶段的成果,缺点较多,带来的困扰亦多。当然,这一代人无不如此,这属于国家体制结构性问题,五年一评职称,令青年学者在知识饥饿中长成胖子,谈何容易。我在这期间,除合作专著外,由我独自完成的专著有:《努尔哈赤评传》、《清代八旗子弟》、《满族发展史初编》、《清代八旗贤官》和《满族游牧经济》,共五部专著,论文50余篇,总计近200万字。综观研究成果,主要心得有四点: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突破性地研究明代女真和满洲初期社会  经济发展特点、社会阶级关系特殊性和演变进程。

(二)对满洲民族振兴、形成特点进行较深入地探索。

(三)对满洲时代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财富,进行初步挖掘,批判不加分析地否定八旗子弟的历史作用。

(四)从语言社会学角度,对满通古斯语言在有清一代的演变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论证。

这个时期的教训,可谓多多。我想从对拙作的解析中,具体说说。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对于此时各部专著,我都不满意,譬如《努尔哈赤评传》,这部书总体上看,社会反映还过得去。孙文良教授在书评中有经典性点评。但今天看来,与它同期的类似作品,普遍存在对满洲民族兴起时期,有关满洲文化元素与中原传统文化元素,相互碰撞、交融以及各自处于何种地位等问题,有严重疏漏。换句话说,它带上我国满学研究时代性缺欠,有待今后学人写出更完善的作品。

其次,有顾此失彼缺陷。譬如《满族发展史初编》,这部书在当时同类作品中,对明代女真和满洲入关前社会经济特点,特别是对明代女真社会经济三大依赖性的论断,对满洲文化元素与中原传统文化元素碰撞,在微观和深层次研究方面,具有前瞻性;对于满洲族形成、爱新觉罗先祖渊源,亦提出独到见解。但作为“初编”,至少应当从肃慎、勿吉等早期发展史视觉,扎扎实实地写下来,而不是将它一笔带过,只从明代女真发展阶段才浓墨重笔地描写。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同样具有时代局限性。因为,从修改《满族简史》开始,王锺翰先生在分配工作时,指定我重点研究明代女真和入关前满洲史。受专业分工和组内同志关系制约,我不敢越过雷池一步,那段时期在满洲族源部分,我不曾下苦功。而“初编”稿子写完,王锺翰先生看稿后,即决定用现在书名。我听后有负重之感,即问:“初编”之后,必有“中编”、“下编”,我一旦写不出来咋办?先生笑着说:“何必多虑,顺其自然”!后来我才明白,是先生对我抱有期望所致。可今天回头看,我却陷于顾此失彼境地,有负先生期望。老实说,不是我不能为,而是已力不从心。

至于写《清代八旗子弟》和《清代八旗贤官》这类书,更是应时之作,目的有两点:一是想从历史角度,为国家提供廉政建设教育材料,激发干部爱国、爱民情操,让我们国家不再贫弱,受他人欺辱。二是自清末以来,满族人普遍存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尤其是一口否定清代八旗子弟,社会舆论几乎成风,多以“腐化堕落”一语概之。当时,我认为从史实出发,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同时,数百万人口之满族大族群,不能长期承受如此历史重负。应当从历史角度,提高其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振作民族精神,用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我以清代八旗子弟“主流”应当肯定为基调,展开论述。但这部书也有可以写得再好一点的空间。遗憾的是出版时,受外人干扰,没有机会校对,出版后亦再无机会关顾。

二、退休之后的研究心得与教训

我把离退休作为人生第二时期。众所周知,离退休是人生重要阶段,作为科研人员,亦需要做出抉择。据我所知,有相当部分人,从退下来那天开始,即放下研究工作,彻底封笔,终老一生。另一部分人,已形成职业习惯,继续奋斗。我在退休后的最初三年,内心犹豫不决。研究习惯虽已形成,但当时出版难,令我却步。从第四年开始,有两件事,荡起我内心激情。一是退休第二年,我遇见老同事史金波同志,他劝我学电脑。因为观念陈旧,总觉得学电脑费时,不如直接爬格子顺畅。但他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是时,我女儿买的电脑不用,放在我桌上已两年有余。于是,我拜女儿为师,将已写好的《满族游牧经济》底稿作为实验品,开始输入。当书稿全部输完后,我已成为熟练打字员。为感谢女儿辛劳,我便将女儿滕瑶的名字放在《满族游牧经济》一书作者之一的位置,以示纪念。二是有一天晚上,我同本研究室蔡家艺先生等,在小区公园散步,他谈起向社科院申请离退休老年科研项目之事。我听后大感欣慰,觉得出版已不是问题,应该立刻申请。这两件事,成为我决心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的主要动力。

从2001年至2015年的15年中,我先后出版《三藩史略》、《多尔衮之谜》、《陈圆圆后传》和《达斡尔族文化研究》等四部专著,《明代女真与满洲文史论集》一部,另发表论文30余篇。除“论集”外,共计250余万字。全靠电脑帮我大忙。与在职期间不同,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娱乐性质,我叫“玩学问”。朋友圈人人皆知,我抱着如此轻松的心态。一般人玩电脑,以游戏项目为主,我的玩法则是,每天固定时间,大体做两项工作,一是将自己早年抄录的700多本资料,每条找出关键词,按不同类别,分别输入所设各个资料库中,以便用时搜索;二是撰写文章或专著,决不重复他人或自己原有公开发表的作品,非解难答疑,绝不轻易动手。不为名利驱使,凡是他人合理诉求,必以诚信待之,绝不苟且应付。但因年龄关系,大型项目基本不再介入。剩余时间,为女儿忙后勤,完成女儿愿望,作个“镇宅之宝”。总之,娱乐是我退休生活的主旋律,与在职期间承受压力之下从事研究不同,完全是自由研究。

这一阶段心得,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史中重要问题的探索和考证方面。下面分两部分来谈。

(一)对重大问题的探索。多年以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到学界诸多青年学者关注,学术研讨会上多次听到发问。但会议主持者却很少回应。从21世纪开始,我着手梳理这个问题,从民族史角度,结合传统清史研究思路,对于本课题进行系统、翔实地综合研究。从实而论,这个问题前人给出的借鉴,可谓极少。十年前,我的研究结果只是碎片性的认识,不成体系。诸如,我认为少数民族在中原王朝末年起义,是“同室操戈”,与中原农民起义,具有同等性质;当中原王朝丧失民心,社会道德下滑,北方少数民族举义,形成新的凝聚中心,是中国“凝聚中心北移”;在王朝更迭年代出现的新兴国家,是特殊时期“过渡国家政权”,诚如17世纪出现的金(清)、大顺、大西、弘光、隆武、永历、绍武,以及盟主、国主等政权,都属于过渡形式的国家政权,不同于各据地域的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国家政权。除如上诸多碎片式的认识之外,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在《三藩史略》一书中,曾经从大中华的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大清政权、大顺政权和大明政权等三个政权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社会发展特点研究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各自成败经验、教训,较深入地探讨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走向,得出中国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见解。这个见解的结论应当是中华继统者,即是此时发展趋势的代表者,满洲贵族政权。但我没有下结论,因为问题太敏感。而吉林大学孟昭信教授,看过拙作后,在给我的电话中,将问题点破,令我十分欣慰。

这个继统问题,关系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否具有正当性问题。为深入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我系统探讨魏、辽、金、元和清,诸朝入主中原前后的条件。得出儒家施政以“德”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为继统之宗。譬如秦王苻坚深知帝王历数,强调“惟德之所在”,雍正帝供认“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所以,中国各代王朝继统是否正当,主流当取决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统、而乾隆帝所谓“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的论断,并非专指前后次序,同一地域大小,而主要是有德者继之,这里与哪个民族主政无关。所以,雍正帝理直气壮地说,清朝满洲贵族的统绪,是承“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实质上就是承认满洲贵族是中华传统文化继统者。当今,某些外籍学者,不懂得中国各族文化间深层次互动关系,片面强调满洲文化元素的独立性,而清朝中叶,恰恰是满洲文化元素大面积丧失独立性时期,结果弄成南辕北辙。

那么,中国历代王朝继统之更迭,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继统,应具备哪些条件呢?在我近年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中,似需要三大模式转型。一是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众所周知,东亚大陆有两种文化圈,自古以来具有生态性质的文化圈,即打牲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业文明文化圈。中华文明最早起于农业文明,近年考古界对“尧都”陶寺文化等遗址的研究成果便是证明。而4000余年以来,中原形成文明程度较高的传统文化,与北方诸民族不断南进的打牲游牧,相对滞后的文化互动是常态。互动具有两种形式,即长期和平、缓慢地相互认同,或聚进式的认同。当滞后经济、生产方式在认同中,达到一定高度和水平时,便乗中原王朝道德文明水平下滑之机,采取集聚形式入主中原。这里的关键是何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经济转型是由打牲游牧经济,基本转变为“农牧兼资”,或完全农耕经济,社会进入农业文明发展阶段。生产方式从部落、部落联盟阶段,跨入奴隶制,并加速走进封建社会时,便是首要模式。这种物质转型的另一标准是,社会手工业、商业等分工有一定程度发展,特别是主导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在统一本地区时,基本掌控地区金融贸易,垄断本区经济市场。以上两者是新兴政权两大经济支柱。否则,任何少数民族政权都不可能进驻中原,即使进入中原,亦难于立足。我称这种情况为仿照中原传统文化第一模式。二是国体模式转型。以满洲贵族国家政权为例。清初八旗制度是其新兴国家政体,以满洲文化为主导,形成地区性多元文化国家。但进入辽、沈后,以农耕为主要文明之趋和发展态势,取代“一国之众”,“八旗分隶”局面的八旗制度,成为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在军功杠杆督催下,满洲社会职官世袭等级、服饰、法制、礼仪、丧葬等诸多领域,逐渐认同中原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以封建皇权为中心,以六部、都察院和内三院等为载体,以满洲为主导,以汉族为主体的新型,具有中原模式的国体逐渐显现,特别是满洲“上三旗”诞生后,以八旗制度为国体的内部结构,发生转折性改变。即由八旗国体逐渐转为中原传统主流国体模式。八旗体制功能渐著消弱,以致最后变成一个松散族群行政机构和满洲民族意识之代号。而汉族在国家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正标明中原传统文化存在的主流态势实现最后转型。转型的过程大体情况如下。据明朝万历中期官员估计,在金国的“数百万”辽民中,“长于弓马者,少壮膂力过人,足以格斗者”,少则“不止一、二十万”。抚顺失守后,边官说:“奴酋兵马虽有十万多,半皆中华人为之前驱”,或称“辽人久为奴耳目者十人而五”。在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失守时,明朝边官惊呼,奴酋奸细在辽阳者,光李永芳的亲戚就多达“数十家”,内外呼应。甚至奸细“阑入内地,在在见告”,“边关险易”无所不知。而此时金国汉人以“随旗”或入旗籍两种形式作为国民存在。这一切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都决定新兴少数民族政权国体的革命性转变。当清军入关时,八旗汉军、“三顺王”所部及广大汉兵的历史作用,对新兴政权的推动力,更不可小视,这诚如雍正帝所说,清军入关时,军队不过10万之众,竟能征服15省之天下,主要借助明朝投降官兵的帮助,即“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是汉人帮助满洲贵族统一天下。换句话说,满洲贵族认同汉族主体地位和中原传统国体模式,是它取胜的根本保证。特别要强调的是,清军入关后,由于汉人分布地域广大,八旗制度无法容纳,满洲贵族不得不取消关外汉人“随旗”定制。完全认同中原州、府、县等传统制度。以致国体彻底按照中原传统模式运作。三是文化深度认同。以辽朝契丹族为例,辽朝进入太宗朝后,认同中原传统文化步伐加快,突出表现以下三点:1·以儒学为治国理念。耶律阿保机建国初期就提出以儒家“天命”、“崇德”为治国思想。坚持用“中国教”,“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2·以孝道教育国民。圣宗时代契丹社会封建进程加快,推行“惟忠惟孝,保家保身”教育国民政策。凡皇帝上尊号使用以儒家“仁”、“德”、“智”、“信”等字。宗室命名无不遵纲常之教,如耶律仁先、义先、礼先、智先、信先。据统计辽朝历代帝王庙号,有17个“孝”字,9个“仁”字,8个“德”字,3个“智”字,1个“信”字。在民间更为普遍。足见,他们是在认同中原传统思想文化,为治国主要理念中进入高度文明国家发展阶段。大凡魏、辽、金、元、清各朝统治阶级,当其社会进入封建时代前后,都自称中华“正统”,称中原王朝为“南朝”,各以中国自居,否定并鄙视“夷狄”身份。辽太祖创业阶段,即以“正统”自视,道宗时代认为“荡无礼法”方是“夷狄”,并骄傲地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可见,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对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有较深度认同,才可能成为中原各族最高统治者。总之,以上各点是历代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前奏曲。当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多在中原王朝腐败,道德下滑至低谷时期发生,并取文化骤然冲击态势,常常造成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遭到后世学人谴责。但不能否定它对中华文明史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诚如著名教授陈寅恪先生所说:“北方文化南下后,不断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创空前之局”,以致使中华文明重新获得生机。

(二)对疑难问题的考证。这里仅举六个例子。一是对斡朵里地名考证。2007年,我应邀到黑龙江省依兰县考察。据史籍记载,这里有满族先祖发源地,叫做“斡朵里”。最早见于朝鲜史籍《龙飞御天歌》一书的文注,说是位置在“海西江(松花江)之东”,“火儿阿江(牡丹江)之西”。上个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最先提出,多指松花江南,牡丹江西的马大屯。90年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图集》时,将日本学者意见,全盘接受。从此,国内学者纷纷引用。但怪就怪在日、中诸位专家,对此并无专门文章讨论。我在实地考查之后,从2010年、2011年至2012年先后发表《“斡朵里”非今“马大屯”考》、《“斡朵里”非今“马大屯”二考》和《“斡朵里”非今“马大屯”三考》。旁征博引资料很多,主要反驳意见有三条:1、从明朝贡道记载,斡朵里站距离火儿阿站(今三姓城)5里,而光绪六年吉林将军奏疏云:“三姓城北五里曰妙噶山站”,两站隔松花江相望,恰好是贡道上相邻的两站,距离完全符合,只不过日久年淹,名称不同而已。自元、明、清三代位置未变。“妙噶山站”位于“廟街屯”西侧,宣统辛亥年黑龙江调查局制《黑龙江全省舆图》中的《大通县图》绘图甚明。而马大屯距离三姓城,约13里之遥。主张斡朵里就是马大屯的人,只承认距离8里,还是与古站道记载相差甚远。2、在松花江三姓城以下,沿江两岸有名的辽、金、元时期古城6、7座,规模大体一致,而马大屯经考证仅是个私家院落,原本无城。而某些人招摇过市,竟以“马大屯古城”标榜。3、马大屯地区是沿松花江南岸一块湿地,名叫“淀子”,乾隆中叶因为设立官庄,经庄下帮丁开垦,排除地面浮水,因终究不适合耕种,野草丛生。于是,将原来“淀子”,改为“甸子”。最后成为牧马场。清同治年间,方有马大屯名称出现,距离斡朵里古城年代,晚600余年。事实证明,这里古代不是居民宜居之地。这个问题,尽管中外明清史、满学界有关专家,多有表态,为它定位,但无专论,本人“三考”系属首次系统专论。二是对陈圆圆和吴三桂墓碑考辨。2010年至2012年,我与朋友应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邀请,三次前往该县马家寨,对陈圆圆和吴三桂家族墓进行考察。这是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后,300多年不曾有过的奇闻。经过缜密考察,由我执笔完成一部《陈圆圆后传》,填补了清史研究中这项空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吴氏家族在清朝满洲贵族搜捕下,为更好地隐蔽,形成自己很有文化内涵的“隐蔽文化”。现举两个例子略加介绍。1、陈圆圆墓碑。碑文为:“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吴氏家族秘传人解释说:“先妣”指最先来这里开发者老祖太婆。“吴门”,暗示陈圆圆籍贯苏州。“聂氏”代表陈圆圆兼有邢、陈二姓,左右各有耳旁。内中“双”字,代表繁体字上半部分“佳佳”二字,表示“好”意,引申为“花好月圆”,即“圆圆”之意。“位席”表示皇妃地位尊贵之意。合起来是“明苏州氏陈圆圆皇妃之墓”。2、吴三桂墓碑。这个墓碑发现较晚,碑文是“受皇恩颐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号硕甫墓”。碑文最后三个字不清,经过我们多方考证,恢复原状。秘传人对碑文无可奉告,令我们十分困惑。因为这里早期墓主,都是清廷追捕对象,为更好地隐蔽,其碑文都经过精心、巧妙地掩饰。或采用会意,或更名,或用号,变化多端,真是创造了中国碑帖文化史上难得的奇文怪篇。经过对吴氏家族300多个坟头考察、缜密研究做出如下解释。先将“受皇恩颐养一次八十五岁吴公号硕甫墓”,调整为“受皇恩颐养一次吴公號硕甫墓八十五岁”。再分成四个部分,即“受皇恩颐养”、“一次”、“吴公號硕甫墓”、“八十五岁”。然后,逐一剖析。一是“受皇恩颐养”。“颐”字,这是墓主地位性标志,“受皇恩颐养”5个字将此碑在该坟山上地位提高到极致,令我们已意识到吴三桂的影子。我们认为,这里的“皇恩”是如同历朝皇帝,所泛指的“皇天”之“皇”而言,皇天是天父,皇帝是天父之子,吴三桂称帝后,认为自己是“受皇天所命”,大周皇帝自然遵奉“皇天”,而称“天子”。所以,碑文中“受皇恩”是受“皇天”之恩。整个句子“受皇恩颐养”就是“受皇天之恩眷顾,颐养天年”之意。二是“一次”从字面直说就是“第一次”、“首次”之意。稍加内涵即指“开始”、“开创”、“开拓”、“创意”等意思。深涵之当指皇帝的庙号“太祖”、“高祖”等意思。结合本碑所指当是“大周太祖高皇帝”之意。因为,康熙十七年(1678)十一月,吴世璠在云南昆明即位时,追认吴三桂为大周太祖高皇帝,吴应熊被追认为太宗孝恭皇帝。所以,这个“一次”应该解读为“大周太祖高皇帝”为宜,指创业之主。三是“吴公號硕甫墓”。因吴三桂有诸多名、号,如“长白”、“延陵”、“硕甫”、“雄爽”、“月先”和“月所”等,按照碑文字迹影像,“硕甫”与之相合。因此断定:“吴公号硕甫墓”,正是吴三桂墓无疑。四是“八十五岁”,据秘传人提供信息,吴三桂死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我们断定“八十五”指八月十五。“岁”指“年”。这样整个碑文当是:“受皇恩颐养大周太祖高皇帝吴公号硕甫之墓,卒于康熙戊午年中秋”。就这样,吴三桂的隐蔽碑文被揭开了。目前,吴氏家族已为吴三桂重新刻文立碑。这项研究已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旅游事业发展。三是对八旗制度研究创意。清代八旗制度存在诸多疑难问题,由于档案、文献缺乏和发掘不够,数十年来,不乏有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将错就错,反映在著述中比比皆是。自本世纪开始,我着重研究两个问题。1、对八旗汉军旗制的研究。2007年,我在《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一文中,首次提出在八旗体制下汉族官兵“随旗”者,不是旗人的论断;对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制度建立中的汉军16牛录提出质疑,否定他们是外牛录“汉军”。反驳天聪五年(1631)是汉军诞生年代,指出是年建立的六甲喇为汉兵(后称旧汉兵)组织,汉军建立的正确时间为天聪八年五月初五日;孔有德等“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未曾编组牛录。2、对八旗满洲旗制的研究。对于八旗满洲牛录和旗制创立时间,我从2001年开始研究,在《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一文中,否定满洲牛录创建于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或辛丑年(1601)两种通行意见。但对于满洲牛录创建于丁亥年(1587)的见解,今天看来有误。在重新发现档案资料后,经过研究明确指出,满洲牛录和四旗制,皆创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有关论文即将发表。四是关于太后下嫁的新论。多年以来,有关清初孝庄文皇后下嫁与否的问题,争论不休。呈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局面。甚至著名清史、满洲史专家,亦认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何解决这个历史疑难问题,不应针对某个人持有什么观点,搞情绪对立,而是应从治史者的基本原则入手。太后下嫁问题争论双方所用资料,基本是两组。一组是传闻资料,凡是以这组资料持论者,太后必下嫁。另一组是档案、文献资料,凡是以这组资料持论者,太后不可能下嫁。我是史学工作者,向来以档案、文献等资料为据从事研究,传闻资料仅供参考。特别是太后下嫁对象是多尔衮,有诸多档案、文献资料将两者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描绘得真真切切,下嫁与否的问题不难判断。我在2008年发表的拙作《多尔衮之谜》和2014年发表的《太后下嫁研究钩沉》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后者的看法。五是关于民族文化遗留问题。近年以来,我在各种论著中曾经涉及民族文化遗留问题。这是指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本民族在入关前创造的文明文化成就,没有带入关内,或者带入关内又退回东北部分。比如,今天达斡尔族,在17世纪其先祖农耕生产方式,是否是契丹族遗留。我在《达斡尔族文化研究》一书中,已明确提出。有关这一类问题,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研究,应当引起后世学人关注。六是关于中华大一统问题。近年以来,清史界发表不少关于中华“大一统”方面的文章,亦有以此为题专门召开过研讨会。但普遍将“大一统”概念,理解成地理疆域问题。为此,我曾查阅过前人诸多论著,亦进行过初步探讨。我认为,地理疆域只是中华“大一统”重要内容之一,核心内容当指传统文化“大一统”。何是何非,应当引起学界更多地关注。

三、关于研究工作技术技巧方面的心得与教训。这方面大体有四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史论并重,论基于史。史学根本在于史料,初入研究领域者,由于基础知识薄弱,常有急于求成思想。但无论如何,直接追踪资料,诸如档案、文献、官书、古今私人著述等第一手资料,并详细摘录原文,弄清书名、版本、卷、页数或干支纪年,扎扎实实地练就基本功,是为要务。因为人生精力有限,抓住资料不可马虎,否则费时过多。在这个问题上,我吃过不少苦头。如果说史料是微观积累,那么理论的宏观驾驭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史学研究,需要有较好的理论修养。须知,摘录资料,本身即是研究,如果理论修养不足,摘轻弃重,抓住芝麻丢掉西瓜,一本书平生不知要关顾多少次,在此我亦教训颇多。所以,理论修养与资料积累占有同等重要地位。理论大体分作两部分,(1)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方面的论著,特别是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关论述,需要深入学习和加深理解;(2)古人从中国民族形成发展史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亦是珍贵理论。比如,天下四海观(华夷一统观)、中华正统观、“华夷”认同观等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然而,说来容易,实践却难,许多史学大家,脱史推论,导致谬误,屡见不鲜。故毋忘论基于史,不可倒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族史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不可用西方殖民理论轻易套用,致成缪误。

(二)博专并举,追本探源。研究断代史或者某个专题史,不可封闭研究,应当对中华民族全部形成史,甚至世界史有所了解。比如,研究满洲贵族为何能入主中原时,必须对魏、辽、金、元入主中原的基本条件,一并加以研究,从其差异和共性中探索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成败。因此博与专并举,才能准确探本求源。

(三)集思广益,开拓进取。我在青年时代,只注意阅读老专家研究成果,很少阅读同辈文章。退休之后,自行补课,颇有悔意,觉得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集思广益,方为智者。近来通过向其他学者学习,综合彼此研究成果,在民族理论方面,多有开拓性理解。比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我认为应当称为“独特文化”为宜。以满洲(含女真)文化为例,以呼兰哈达为中心的建州主流文化,应是女真文化为主,与汉、蒙、朝鲜等周边各族文化相互认同,形成区域性多元文化,是为此时之文化特点,即满洲独特文化(其他少数民族亦然)。满洲贵族占领辽沈后,满洲文化与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全面碰撞,并开始局部向传统文化转型。这种“独特文化”论断,是自民国以来,诸多民族学家点滴论述之集成,亦是我开拓性的理论理解。

(四)端正学风,注重学德。从中央文化强国战略说,学术研究虽属个体劳动,但它并非是个人私事,而是国家大事。学者之间,从资料到成果,彼此应有更高的透明度,互相交流,树立新风,切忌“文人相轻”,内耗精神。俗语云:“道德文章”,以德居首。我尽管治学数十年,回头反思,自认学识浅薄,所知“一孔之见”而已。但对学生、师友合理诉求,必尽力相助。如用他人资料,哪怕是青年学生成果,亦必详细注释,不敢苟且,此即敬人者仁也。总之,心得和教训毕之于一,则当潜心治学,一丝不苟,谦虚谨慎。

邸:感谢先生谆谆教诲。您与夫人姚玉华女士均任职于我所,比翼双飞,同事们都羡慕您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您能够谈谈您的爱情经历与家庭生活,给后来者已启示?

滕:我们夫妻是经过他人介绍相识。当时,我在贵州搞“四清”,她在内蒙乌兰浩特邮电局工作。最初,两人只是远隔千里,交换照片、相互通信,进行初步了解。后来我探亲,有机会相见,算作订婚。我们一见如故,可能家教相似所致。玉华的父亲有深厚儒学功底,为人儒雅、通达、刚正,精于人生哲理,是当地社会名流。家族、亲友和邻里有大事纷争,无不登堂拜请公论。父亲的传统家教使她自幼深受影响,为人心地善良,性格直爽、豁达,语不轻出,稳重贵气,不苟言笑,心灵手巧,精明强干,善于持家。我们结婚后,她对我关照有加。家务活我俩争着做,生怕对方劳累,绝无相互推诿。因我拙于理财,所以工资、稿费我一概置之不理,任其处置。众所周知,中国家庭,有和睦、争吵、离异三种情况,婚姻轨迹,无外乎情、理、法三个字。和睦家庭属于爱情永存型,我们将初恋时的爱情永恒地记在心中,终身不弃,不忍心让对方不快。有矛盾相互包容、退让。所以,数十年来,我俩不曾红过脸,更不曾对面争吵过。一般家庭夫妻有矛盾,相互理论、争吵不止,这种以理代情、弃爱争胜的做法,其实是在破坏婚恋基础。因为争则必怨,怨则必仇,弃情趋理,致家庭不幸。再进,则仇必分,从理向法走去,结局更加可悲。当然,人生都不容易,夫妻间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最难的是遇到生活走进非正常轨迹,迫使一方陷入困境时,另一方能否理解、担当,是对夫妻关系的严峻考验。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我们夫妻两地生活8年,她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调入北京后,远在和平门上班,致她勉强只能做这一件事,没有体力再管家务。在这种情况下,我除每天10个多小时搞业务外,买菜、做饭,照顾两个女儿,帮她们穿衣、梳辫子,送其上学。同时,还要用自行车接、送爱人,往返于车站与家庭之间。将她接到家后,面对已经做好的饭菜,我还要帮她捋顺一天的心情,待她心情舒畅后,才开始让全家就餐。就这样,前后用去5、6年时间,终于使她身体得以恢复。当健康好转后,她也毫无怨言地承担家务。凡是我在写相关专著,没有精力管理家务时,一切繁杂之事,她都接过去。比如,有一部书,我前后整整写了一年零四个月,家务全由她一人承担,她竟无一句怨言。年老退休后,她喜欢绘画、唱歌、舞蹈和参加模特表演等文艺活动,亦很愿意交朋友。一周五天,有时一半以上时间不在家。最初她不好意思,每次出去,都急忙跑回来。她的内心觉得自己作为女人应当管家,却让男人承担,很有顾虑。我看出她的心思,觉得她一生跟我,很是辛苦,老年还被家事困扰,应当给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从思想上让她得到解放。于是,我公开放话说:“只要你出家门,就不要再考虑家事,愉快地玩,玩够再回来”。从此,她日久成习,理所当然地走,理所当然地回,不再有顾虑。我也放下心来。现在,我俩各得其乐,过得很充实,很愉快。这就是我们的夫妻生活。所以,如果让我给后来者说点启示,那就是夫妻都要守住最初婚恋时的那份最动心的“情”和“爱”,不可轻易放弃,不要委屈对方。夫妻之间,珍惜对方就是珍惜自己,它是建立永久性和睦家庭的基石与源泉,所谓“白头偕老”之奥秘,在乎此也。当然,就家庭夫妻关系说,我觉得女人比男人更不容易。作为男人,勇于担当,才不愧是大丈夫。

邸:先生言浅意深,我等自当铭记。最后,能否对后学谈几点希望?

滕:切记,不要占便宜,勤能补拙,持之以恒,天必不负我才。

邸:一字千金,岂能忘怀?最后,再次感谢您慷慨赐教。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附:滕绍箴先生主要著述:

独自执笔专著:《努尔哈赤评传》、《清代八旗子弟》、《满族发展史初编》《清代八旗贤官》、《满族游牧经济》、《三藩史略》、《多尔衮之谜》、《陈圆圆后传》、《明代女真与满洲文史论集》、《达斡尔族文化研究》。独自执笔论文:《入关前满洲社会经济概论》、《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等80余篇。合作专著;《满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清代前史》。合作工具书:《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辞典》(编委)和《中国历史大词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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