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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开先生访谈录
2015年11月02日 16:17 来源:原创 作者:邸永君 字号

内容摘要:孙宏开先生(1934—)乃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修科,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划归分置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8年并于民族研究所)成立,先生受命来所工作,直至当今。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等职。其间,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贡献卓著,硕果累累。2010年,先生荣膺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可谓名至实归。

关键词:孙宏开先生访谈录

作者简介:

孙宏开先生工作照

 

1957年,孙宏开先生在整理羌语调查资料

 

1987年,孙宏开先生(右二)与受访羌族同胞全家合影

 

孙宏开、刘光坤先生伉俪情深

 

孙宏开先生等撰《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封面

 

永君按:孙宏开先生(1934—)乃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修科,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划归分置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8年并于民族研究所)成立,先生受命来所工作,直至当今。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等职。其间,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贡献卓著,硕果累累。2010年,先生荣膺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可谓名至实归。本《访谈录》完成于2009年,因故未能刊出。现匆匆奉上,以飨读者。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孙老您好!感谢您能接受采访。我认为,您能获得令人钦佩的成就,成为著名语言学家,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个人幼年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应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否就先从您的家世、故乡谈起?

孙宏开先生(以下简称孙):好的,首先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访谈。给我一次回顾自己学术经历的机会。我1934年12月出身在江南农村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大家庭里,具体地址是现在的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一个偏僻的村寨,出生地是东来乡,我们都称那个地方为老宅,后来又搬迁到合兴乡天福镇的和丰圩居住。我父亲排行老二,祖父、大伯、三叔、小叔都是小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共二十几口人一直住在老宅,抗战胜利那一年才分了家,各奔东西。

父亲、母亲年轻的时候都当过小学教员,母亲生了我大姐、二姐以后,就不再教书,种几亩农田,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由于经济命脉掌握在爷爷、奶奶手里,家庭生活是相当困难的。分家以后由于经济独立稍稍好一些。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是国民党、新四军、日军和土匪等多股势力争夺的地方,戏剧、电影里的沙家浜,基本上反映的就是我们家乡的情况。有时候这股势力来了,有的时候那股势力来了,地方政府都得穷于应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绑架、凶杀经常发生,我亲记得我们家里就住过新四军的伤病员,我父亲就被土匪绑架过,被打得死去活来。为了躲避战乱,我母亲不得不把我寄居在杨舍镇(现在张家港市所在地)的大姨、二姨或外祖母家里,因此我的小学最早是在杨舍的范贤小学上的。后来家乡平静一些了,我就回到老宅附近的悦来小学上学,分家后我又转到天福小学,高小又转到合兴小学,我的童年可以说饱受战乱和颠沛流离之苦。

但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我记得在天福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也就小学2-3年级,曾经与新四军有过密切的接触,我们在一起联欢,端午节还给新四军送过粽子等慰问品,新四军在学校教给我们唱革命歌曲,讲革命道理,我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些歌词,如“春天一到杨柳青,何应钦正好大练兵,坚持团结反摩擦呀,打走鬼子享太平呀!”以江南小调唱的抒情歌曲有:“送兄送到荷池东,荷花开来满池红,荷花开来结莲子,兄长马到就成功!兄在前方打冲锋,妹在后方把田种,只要东洋(当时称日本人为东洋人)打出去,一场心血勿落空!”还记得小学毕业典礼上热血沸腾地唱着毕业歌。

我的中学一直是在大南(现在改称沙洲中学)上的,家离学校有好几公里,由于家庭困难,只好走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热一点泡饭,就一点咸菜,有的时候带一点头一天的剩下的麦细饭(当地称元麦,类似于青稞,把它磨成粉做饭,是长江以南解放前后家境不富裕的农户常年主食)。夏天天气热,带的中午饭会馊掉,冬天饭跟冰茬子似的,也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没有剩饭的时候只好中午饿一顿,下午放学以后再回家吃,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我记得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规定必须交清学费以后才能够参加期中考试,由于我缴不上一学期4斗米的学费,不能够参加考试,当年没有期中成绩,幸好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蒋希益,是我大姑夫的哥哥,他在学校当老师,帮我说情并垫付了当年的学费,以至于我没有彻底辍学,但也只好读了两年初一,也就是说留了一级。这在我幼小好强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痛楚和不快。那时候我最害怕下雨天上学,路途遥远又泥泞,夏天光脚走路问题还不大,一到冬天,尤其风雪交加的路上,刺骨的寒风,那又滑又陷并带着冰碴的泥巴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光脚走在上面,那滋味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可是这样的日子我从小学到中学整整经历了近10个年头。

初中阶段是我最彷徨的时期,一方面面临读书经济上的压力,为了找学费煞费苦心;另一方面,在学校新旧两种势力的较量中,我无所适从。社会上一些地下党被抓、被杀,我感到恐惧。对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我不满。我的班上就有两种势力,同班同学中有国民党三青团,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在苦闷中,我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1949年春节后,我在长江边上的家,已经被国民党的江防部队所包围,三月下旬的一天,隆隆的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路上,满地都是遗弃的水壶、衣帽,国民党军队逃走了,解放军过江了,人民获得了解放。

学校也变了样。军训教官逃走了,反动势力转入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始活耀起来,组织大家扭秧歌、贴标语,热闹非凡。我的心情由阴转晴,学习成绩也扶摇直上。参加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如抗美援朝宣传队、土改摸底工作队,扭秧歌唱革命歌曲,排演白毛女……等等,解放军的一些技术兵种也到学校里来招生,我报了名,但由于家庭不同意,而未能如愿。高中的3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我记得由于家庭缺乏劳动力,我每年寒假暑假都要帮助家里干农活,如为树剪枝,平竹园地基,插秧,拾棉花,我脚脖子上的一块伤疤就是割稻子不小心留下的,那段时间的强体力劳动以及少年时期的艰苦奋斗经历,给我后来适应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的各种艰苦环境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邸:在您早期成长经历中,有哪几位师长对您影响和帮助最大?

孙:高中阶段有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一位是世界历史老师,叫刘沐华,我记得他给我们讲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有声有色;还有一位英语老师,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对人非常和蔼和诚恳,由于班里的同学都不喜欢上英语课,给他起了外号,还经常做些恶作剧的事情,我经常与他来往,他鼓励我多背诵单词和一些有趣的故事,纠正我的发音,还借我NewShanghai报纸读。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在课余时间教我韦氏国际音标的发音和拼读,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国际音标,由于掌握了它,我的英语发音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没有老师教也可以拼读英语单词,大学阶段就改学俄语了,这就是我现在英语的那点底子,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去系统深造英语,完全靠自学,现在基本上可以应付国际交流的外语需要。再一个就是我的远房亲戚蒋希益,我们亲切地叫他蒋家老伯,他是一位历史老师,对地方史有深入研究,他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不仅在经济上支持我,生活上照顾我,还经常给我讲历史典故,其中包含了许多人生哲理,在我刚刚踏入初中的幼小心灵里,我曾经默默告诫自己,长大要做像他这样做有学问、人品好的老师。

1952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但是我心里并不满意,因为这是按照指导志愿分配的。我中学比较喜欢的课程是物理、化学和生物,理想是搞理、工或农,根本没有搞社会科学的思想准备,更没有搞语言学的打算。在高中阶段,我幻想过当米丘林那样的科学家,我甚至做过将棉花籽放到凤仙花的根部,在它吸收了凤仙花的养分以后,会开出象凤仙花那样五彩缤纷的棉花来;我跟着我父亲学过嫁接技术,在野桃树上嫁接蟠桃的芽苗,结果还真结出了蟠桃来;我还幻想做一个实业家,开棉纺厂、丝织厂、化工厂……

1952年,教育系统进行了院系调整,我们没有像其他专业那样,在9月初一开学就到学校报到,而是拖到了12月份。据说是因为我们的班主任还在广西出差。初到北京,我们报到的地点不在北京大学的新校址燕京园,而是在老校址红楼和景山东街的理学院。报到的专业既不是理工,也不是本科,而是两年制的语言专修科。我一下子思想转不过弯子来,跟一些同学闹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专业思想。后来我们才知道,1952年春夏之交,为了推动文字改革、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向教育部请示,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两年制的语言

专修科(以下简称“语专”。这类专修科对北京大学来说,以前从来没有办过,后来再也没有举办过),专门培养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由于这一动议是临时决定,当时招生工作方案已经确定,因此这一批学生不得不从已经录取到中文系及其他专业的名额中调剂。据说在抽调学生时,根据将来专业的需要,在本人讲什么方言以及地区分布等方面预先就有了一定考虑。

语专同学们尤其是原来分配在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安心学习的情况很快被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知道了,他千方百计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记得53年初春,天气还相当寒冷,在语言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罗先生专门请了老舍先生与同学们座谈,老舍先生语重心长地与同学们讨论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长达数小时,使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罗先生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开学后,仍然坚持来校上课,为同学们讲授语音学,讲学习语音学的重要意义,讲声音产生的原理,讲发音器官的构造,讲辅音、元音的发音部位和方法,他一方面给大家放刘复、赵元任和他本人录制的国际音标发音,同时还领着大家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些比较难发的辅音和元音。罗先生的教学精神令人敬佩,语专同学至今仍难以忘怀。由于我在中学阶段就学习过一些国际音标,因此掌握国际音标比较快,在班上当起了辅导员,经常课余时间帮助其他同学听音、发音和记音,罗先生知道以后,给了我许多鼓励,这对于我坚定继续学下去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平时罗先生对学生关怀备至,有时候请学生到他家里做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要勤学苦练,尽快掌握调查语言的本领。

在北大,另一个对我影响最大要算袁家骅先生。袁先生既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恩师。1952年语专一直拖到12月才报到上课,就是因为作为班主任的袁先生还在广西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那时候,先生正带领调查小组在广西调查壮语,为创制壮文而奔波、忙碌。我亲记得,那年冬天先生风尘仆仆一回到北京,就从西郊到城里来看望大家。我当时正闹专业思想,不想读语专。先生知道后,反复给我做思想工作,对我进行劝说。他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语言调查方法论和实习的主讲教授,带领我们记录了汉语广东话和水语、侗语等,还专门从中央民族学院请来会讲水语和侗语的老师教我们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在我即将毕业的前夕,先生还专门指导我开展了家乡话音位系统的整理和描写研究。

1953年夏,语专从沙滩搬到现在的新北大,也就是从城里搬到了城外,离袁先生的家近了,我作为先生的同乡,先生经常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他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指导,还在生活上给予我这个靠助学金生活的学生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北大西校门到先生住所承泽园这条羊肠小路上,我不知道走过了多少个来回。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先生的关系越来越接近,他的为人,他的学识,他的胸襟,他的风度,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今仍历历在目。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对年轻人的鼓励和鞭策,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他的形象一直激励着我在民族语文工作岗位上拼搏和奋斗。总觉得不做出点成绩来就对不起先生的教诲和培养。

语专实际上是一个应急的速成班,是形势所需,目的是为培养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包括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汉语方言调查和文字改革方面的急需人才,因此讲课的老师都是知名学者:如罗常培和王均合开的《语音学》和《音韵学》、唐兰的《文字学》、费孝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高民凯的《普通语言学》、俞敏的《现代汉语》、袁家骅的《语言和方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等。1954年夏季毕业后,语专的同学几乎全部分配到语言所,只有少数分配在当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改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入所后,为进一步提高语专同学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尽快熟悉研究工作,在所长罗常培先生和副所长吕叔湘先生关怀下,又专门为刚刚到所的语专同学举办了为期一年左右的“语言学进修班”。在培训班讲课的有丁声树先生的训诂学和清代朴学;吕叔湘先生的语法和修辞;陆志韦先生的文字和音韵;郑奠先生的词汇学和古汉语;周殿福先生的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傅懋勣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和和音位学;李荣先生的方言和音韵等。这段时期的进修班与对在校学生的要求基本上相同,管理严格,有教材、作业、考试等,甚至还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小灶”。这段时间的学习,由于目的明确,使每个人的专业水平又有一次较大的提升。

我亲记得丁声树先生知道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做过家乡话的记录和研究,要求我把稿子给他看,并且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我将家乡话的音系与广韵做一个比较,他从思路到做法一一具体交代。当我做完他布置的作业交给他后,他又一一做了批改,提出了一些疑问和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后来由于我接受了新的调查任务,未能按丁先生布置的思路继续做下去。但通过这项工作,我对汉语广韵系统有了比学校学习期间掌握的音韵学的知识又大大深入了一步,对于我现在从事的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我们分配到语言所时,正是语言学界在热烈讨论汉语有没有词类,怎样划分词类的问题。“进修班”上,吕叔湘先生有一天找我谈话,说:“宏开,你对当前有关词类的讨论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看过一些文章,还没有很好消化和思考。”他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你把讨论的所有文章好好看一下,把各种观点梳理一遍,你有什么看法也提出来,写一篇东西给我。”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篇大约不到两万字的资料,许多地方我还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送给吕先生看。一周以后,吕先生把文章退还给我,说:“我的意见都已经写在稿子上了,你拿回去仔细看看,有什么问题再找我。”当我把稿子拿回办公室翻开一看,天哪!稿子空白处的许多地方已经用红笔密麻麻批了批语。有的地方写道:“这个分析有点道理”、“你这支箭射歪了”、“你歪曲了人家的本意”、“你看了哪些文章,为什么没有一个参考书目”……。稿子最后还有几十字的总评语:“文章下了一番功夫,有些看法有可取之处,但铺排太甚,不够规范,要好好练习写文章的格式和方法。”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这一生做人、做学问、写文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到工作岗位以后,基本上是独往独来,靠自己读书、钻研,或者与他人合作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很少再有人具体指导和帮助。但是有一件工作,对我一生事业的发展有较大影响,那就是以付懋勣先生为集体的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们对我撰稿的“简志”和“概况”的审稿定稿工作。我1960年就已经完成了《羌语概况》、《羌语简志》的初稿,后来又完成了《独龙语概况》等文章的写作。当时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有一个简志编审委员会,由老一辈的民族语言学家组成。我的稿子基本上由金鹏、陈士林两位先生初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记得他们二位的书面审稿意见加起来有三十几页纸之多,而且还在稿子上批了许多意见,划了许多杠杠,提出了许多问题。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对他们的审稿中的一些具体意见不以为然,有时候甚至在具体语言实事的处理上与他们争吵起来。为此付懋勣、罗季光、王辅世等也参加进来,一起讨论,主要是对我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尤其是结合语言实事,来分析羌语音位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中许多具体问题,使我从中悟出,要处理好一个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一定要通盘考虑,不能够一味强调个别语言现象处理的对错。这个时期的学术讨论以及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的谆谆教导,虽然现在很难指出哪些意见对我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我意识到,这对一生的学术生涯以及我后来藏缅语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邸:作为一个汉族学者,您是如何选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

 孙:说实在的,要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我并不喜欢学文科,更不喜欢少数民族语言这个专业。但是从中学开始,就受服从国家需要来选择自己专业的思想,当时有一句口号:“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北大以后,虽然闹了一段时间情绪,但很快也就安定下来了,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那就是费孝通先生在北大给我们讲《民族理论和少数民族政策》课程时,他说: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为了解决各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母语教育的问题,为没有文字的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是解放后国家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迫切需求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他还描绘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1950年他参加了中央民族慰问团西南分团,到达贵州地区慰问少数民族时,当地的苗族和布依族给慰问团送了一面锦旗,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写。并表示,希望政府为他们创造文字,等有了文字后再把它写到旗帜上。这样的场面后来语言大调查过程中也遇到过多次,这反映了少数民族迫切需要本民族文字的强烈愿望。

后来,在北大学习阶段,一门一门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把我这个原来不熟悉民族语言学是怎么回事的门外汉,逐步领进了门,从不喜欢到喜欢,从喜欢到热爱。感觉到这门学问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有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广阔天地。应该说,在北大学习阶段我就已经确定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献身终生的信念。为此,我在北大毕业前夕,向党组织递交了我有生以来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到了工作岗位后,我躜过十万大山,登过苗岭,翻越过岷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和喜马拉雅山,几乎走遍了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高山峡谷,我在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的时间累计有十多个年头。我曾经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程,在村寨里长期与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云南独龙江边的梯田与独龙族一起插秧;我在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与羌族一起割麦子;我在西藏察隅县与僜人一起平秧田;我在四川阿坝自治州的山上与藏族一起扑灭山火;我在西藏墨脱县雅鲁藏布江边的帐篷里与门巴族一起喝瓢瓢酒;我在云南怒江碧罗雪山上用竹筒背水。我和少数民族的汗水流在一起,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一个汉族,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用我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请命,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事业奔走呼号,说他们心里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做他们心里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在为少数民族切身利益与我相关的事情,我从来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义无返顾地献出我的时间、精力和需要的一切。我以一个知识分子党员的良心实践着入党时候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邸:您这一代学者的学术生涯,经历了诸如收入低、条件差,各种政治运动干扰等种种困难,您是如何确立信念,克服困难,义无返顾地坚守学术前沿的?

孙:是的,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工作干得特别起劲,虽然那个时候工资非常低,刚参加工作拿49.5元,后来过了几年改拿62元,1963年评定助研后改拿69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20年工资就没有动过。后来20世纪60年代,母亲来北京住,我们仍然挤在一间屋子里。但当时物价很稳定,我们省吃俭用,基本上过得去。不怕您笑话,刘光坤1960年夏天调北京以后,我们一直没有宿舍,仍然是两地分居,一直到1962年才在崇文门附近分配到一间宿舍。那个时候什么都买不到,没有炉子,买不到锅碗瓢勺,连切菜刀都没有,我们很长时间用两张单人床拼起来当双人床用,为了买一个碗柜,我在王府井排了一整夜的队,好不容易才买上,用来装换洗衣服。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们已经习惯了过清贫的生活,反正大家都一样。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离开专业需要参加的各种政治运动,各种劳动锻炼,各种脱产政治学习,如四清、干校、下放、文革等等,加起来差不多花去了半生的精力和时间。如果这些时间用在正当的业务工作,用在调查研究,那么,我们所做的工作要多得多,成就恐怕要大得多,要比现在成倍的增长。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忙里偷闲做一些业务工作。例如文革期间,我经常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中午带些干粮,我记得华夷译语中的西番译语,一共9种,当时没有复印设备,我就是文革期间在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包括西夏语研究的资料、白狼歌的资料、羌族史的资料及西南民族史的资料等,在文革期间收集了不少。为后来的研究工作积累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也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

学科的发展要靠一代又一代学人不断积累和创新,对每一个该学科的成员来说,这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初,罗常培、付懋勣、马学良等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他们带领大家在建立学科、开展语言普查、制订语言规划、进行语言描写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为新中国的民族语文事业铺设一条康庄大道。他们所带领的新一代语言学者,是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代语言学者,他们在继承老一辈语言学者开创基业的基础上,在推进学科建设、深入语言调查、完善语言规划、提高语言研究水平、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贡献,他们现在也差不多已经步入暮年,但仍然实践着“小车不倒只管推”,“学习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的信条,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是在这种信条的支撑下工作的,我愿意在老一辈语言学家铺设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当一块铺路石。

有的人说,退休以后学术生涯就划上了句号。我不这么认为。我1994年退休,17年来,从我所主持的项目和撰写的文章,我为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学科所做的事情,比退休前40年所做的工作还要多好几倍。

 邸:您认为您的哪些成果最有价值?最大的缺憾和不足是什么?

 孙:我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一部分是为了学科发展所做的科研组织工作。

具体说就是申请或承担各类比较大型科学研究项目(包括与境外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其中主动申请的项目是我自己认为这些项目完成后对学科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承担的项目是有关部委或学术机构要求我主持或承担的大型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主持或承担的项目累计有20多个。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重点、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院重点或院重大项目、国家民委重点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等。与境外的合作主要是与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荷兰皇家科学院所属的亚洲研究院和莱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这些项目除了我自己参加外,主要组织我所以及兄弟单位的科研、教学人员来完成。最终成果是完成若干套丛书和大型集体性成果,其中有:

(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这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大调查,曾经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70年代末,国家民委编辑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时列为丛书之一。我当时仅仅是分编委之一,协助付懋勣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做具体工作。负责分编委会与作者、出版社之间的联系,将各方出现的问题向编委会反映,定期开会讨论解决,并将成熟的书稿经过我的手签署后发往出版社。这是当时研究所交代给我的一项任务。简志共出版了57本,描写了59种语言,至1987年全部出齐。2005年国家民委决定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要我负责语言简志修订工作。在国家民委总编委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新的编委会,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修订工作。修订后的简志包括60种少数民族语言,约1000万字,分6卷合订,已经于2009年6月全部出齐,我自己也承担了3种语言简志的撰稿和修订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先后通读了全部语言简志3次。在这项工作中,我本来希望此次修订能够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家民委确定的修订原则是“只改错,不做大的增补。”因次,在语言简志修订结束以后,我就有一个愿望,希望重新编辑一套反映21世纪水平的《中国民族语言志》,因为语言简志太单薄了,仅仅反映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水平,为此我给院领导写了信,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二)《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这实际上是中国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开始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于1993年启动,后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进行了两期。除了我所科研人员参加外,还有10多所高等院校的教学人员承担了子课题。先后有60多种语言被列入计划开展调查研究。从1997年开始出版第一批成果,至今已经陆续出版41种语言的描写性专著,近两年内,还将完成20种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撰稿工作。由我主编的这套丛书的内容比语言简志要深入一些,避免了语言简志的许多不足,篇幅也比简志大一些,每种一般都在25万字以上,有的已经超过40万字。但是编写这套丛书比语言简志难度要大得多,主要是这些小语种发现难、调查难、鉴定难、出版难。我承担了所有书稿的审稿定稿工作。经过近20年努力,现在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最近,2011年元月,中国社会科学报用3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在这套丛书里,我主持了6种语言的调查研究,已经有3种出版。

(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辞典丛书》。这是院重点项目,20世纪80年代在院科研局的支持和帮助下开始立项,后来又得到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您知道,对一种语言来说,语言简志也好,新发现语言丛书也好,后面附录的词表仅仅1000-2500,这不能够反映一个语言词汇系统的全貌,而一个语言的许多“资源”往往保留在词汇里,只有将这个民族生活中所使用的全部词汇,收集起来,编成辞典,才能够保存这个语言词汇的全貌。但是编一部辞典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多年的积累,一般我们在调查一种语言的词汇时,记录3000-4000个常用词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4000以上就有一定难度了,收集到6000条词目以后,每增加一条新的词目都非常困难,在我主编的系列辞典中,有的辞典是作者尤其是本民族的学者一辈子积累的资料编写而成。我们现在出版的辞典,一般都是比较小的语种,目前已经出版了21种,另外两部也将在最近出版。我参加了两部辞典的编纂,其中一部《汉嘉戎辞典》已经出版,另一部《汉羌词典》,列入羌学丛书出版。

(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您知道,中国少数民族许多语言都有方言差异,有的差异非常大,如果仅仅研究某语言一个地方的话,或者说标准音地区的话,不照顾面上的语言差异的实事,应该说是不全面的,况且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内部差异,每个语言都收集了不同数量调查点的方言资料,划分了方言土语,但具体语言资料却一直没有公布。而方言资料有时候保留了该语言许多重要的语言信息,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方言研究资料的论证和刊布是对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列入我主编的本套丛书分两类,一类是对某个方言深入描写研究的单刊,另一类是比较全面的方言比较研究。目前已经出版18种,有4种已经列入计划即将出版,包括我主持的《羌语方言研究》。遗憾的是一些大的语种,50年代调查的资料很丰富,但是直到现在没有专人整理研究,资料散失很严重。

(五)《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丛书》。这是我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合作项目。1998年两方面同时获得资助启动。您知道,汉藏语系是一种假设,是指分布在东亚大陆和海岛上的近千种语言之间是否有发生学关系,其中包括6大语言集团,即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亚语和南岛语,除汉语外,每个语言集团都包括数十种乃至数百种语言。18世纪以来,汉藏语假设一直是中国语言学者和国际汉藏语学界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6个语言集团内部的发生学关系基本上已经争议不大,但6个语言集团之间哪些有发生学关系则众说纷纭。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年一次的国际汉藏语会议已经开过40多届了。由于这个语系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几代语言学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至今收效甚微,各种分歧意见依然存在。本着对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一种学术责任,我意识到有必要组织集体力量,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立项以后,我把有关问题解剖成许多子课题,组织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开展专题研究,将完成的子课题成果结集出版。经过10多年的努力,已经完成了20多个子课题,出版了3卷,第四卷也在最近出版。我和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先生合作的《汉藏语同源词谱》作为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第五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出版。

与上述研究项目相关的一项工作是完成一个大型的数据库《汉藏语词汇语音数据库检索系统》。我意识到,汉藏语系同源关系的论证,仅仅靠我们这一代学人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因此为了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完成一个大型词汇语音数据库,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开展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个项目差不多与上面的项目同时启动,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完成了一个包括130种语言和方言的检索系统。但是当这个数据库大体完成以后,我感到无论在数据量和覆盖面方面与美国Matisoff主持完成的数据库比还有一定差距。于是从2005年起,在教育部(国家语委)的支持下,启动了这个项目的第二期。与此同时,为了收集喜马拉雅南麓的汉藏语系语言资料,我又于2005年与荷兰亚洲研究院和莱顿大学的喜马拉雅语言研究中心谈成合作项目,翻译整理了一批分布在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资料充实到数据库里。截至2009年6月教育部项目结题时,我们已经完成了240种语言和方言的新资料放到数据库里,总数已经接近370种语言和方言,每种语言包括1332个以上常用词和一批辞典,还包括一批不同层次构拟的资料,数据量已经达到70万条以上,远远超过了美国25万条数据量。最近从数据库提取的核心资料约600万字的词表,即将完成出版,希望它的出版将对汉藏语系各个历史层次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六)《中国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丛书》。这是我主编的另一套丛书。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群众在创造本民族灿烂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创造了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用各种民族文字记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不仅是本民族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他对促进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传播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民族古文字古文献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就目前已经发掘和整理的资料看,他们无论在语言学、文字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乃至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农业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整理和研究各民族的古文字古文献,对于继承和弘扬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打开各民族的文化宝库,吸收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因素;对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建立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和谐社会;对于挖掘前辈遗留下来的历史经验,提高各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将大有裨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在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研究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一大批有相当深度,进行理论探索的研究成果问世。显示出中国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顺应了这一大好形势,2004年起民族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这套丛书。已经收入这套丛书出版的有南开大学孔祥卿的《彝文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邓飞洲的《纳西东巴文字字素研究》和海南师范大学黄思贤的《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我希望,今后有更多反映这个领域的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问世。

(七)《中国的语言》。这是单卷本的国情专著,是给读者了解中国语言状况的一本既通俗又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共360多万字,介绍了129种语言,包括汉语。每种语言按照语言谱系分类的远近关系排列,还收集了5种混合语。商务印书馆作为精品图书出版,院里也很重视,出版后举行了首发式,您参加了首发式兼学术讨论会,领导和专家们对本书的评价您都听见了,我就不多罗嗦了。但是编这本书的组织工作前后费了我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联系的面太广,有80多位作者,而且大部分是老年人,有地方的,甚至有国外的。开始希望台湾的学者能够参加撰稿,介绍分布在台湾的15种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未能够如愿,最后由大陆的学者根据第二手资料写成的。为了保证书稿质量,我设计了把各种语言按语系、语族、语支等分类框架排序,除了执笔10多种语言简介外,还写了前言、后记,先后通读了4次书稿。

二、第二部分是我个人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

近60年来,除了有近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外,在北京或在境外,我日以继夜地读书、工作和写作,年轻或中年时期一般每天坚持12个小时,现在年纪大了,但一般也每天坚持7-8个小时。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先后在境内外出版专著23种,发表文章230多篇,其中有52篇(种)是在境外出版或发表的,其中有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印度、波兰、意大利、荷兰、德国、新加坡、西班牙以及香港和台湾。有的文章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和西班牙文。此外我还在境外的30多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做过60多场专题学术讲演。把我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学术贡献:

(一)调查研究了3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15种语言是我首次发现并系统调查研究,全面公布了他们的语言结构资料,论证了他们为独立语言的,如白马语、怒苏语、柔若语、阿侬语、格曼语、达让语、义都语、木雅语、尔龚语、尔苏语、纳木义语、史兴语、扎巴语、贵琼语、却隅语等。这方面发表的文章包括各种语言概况、简志、新发现语言丛书等。还有一些重要文章,如长篇论文《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载云南《民族学报》1983年第3期,约26万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西藏东南部地区的藏缅语族语言》(载美国《藏缅区域语言学》1999年第22卷第2期,)等。我们1976年调查中印边界地区的语言,发现了门巴、珞巴、僜人等使用的7种语言,1978年参加白马人的民族识别工作,论证了白马语。后不久,又发现了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8种语言。这些第一手调查的语言资料在未公布以前,就已经被研究所内部广泛讨论,被学术界所了解,尤其是费孝通和李有义两位先生,他们那时候还在我们研究所的牛棚里,他们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换情况,这为费先生1978年提出的民族识别理论和藏彝走廊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论证某个语言是否是独立的语言,这个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不是该民族语言的一个方言等等问题时,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对此我根据自己多年在语言识别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识别语言一整套理论依据,以《语言识别与民族》为题,全面论证了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历史原因,提出了语言识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了社会标准和语言结构标准相结合的识别语言标准,此文发表在《民族语文》杂志1988年第2期,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肯定。并被翻译成英文于1992年在美国发表。后来我又应香港城市大学约稿,为纪念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华诞,发表了《中国空白语言调查研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年),应《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约稿,发表了《用科学的眼光看待我国的语言识别问题》等论文,进一步阐明了语言识别的必要性和复杂性。我的语言识别理论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关注,2009年美国《科学》杂志有专栏作家对此有所评论,这是一个国际国内语言学界都没有彻底解决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大问题。

(二)提出了在藏缅语族内建立羌语支的学术观点。这个问题要追溯到1958年,在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内部印发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类系属表”,但该表有相当一批语言系属未定,其中包括羌语等一大批语言。1960年5月,当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领导打电报给我(当时我在四川阿坝州做羌语方言资料核对、整理工作),决定要我和多吉马上动身去云南调查独龙语和怒语,并解决他们的系属问题。我们大约用了大约半年多的时间,于当年年底完成了调查任务。回所后,研究所领导正式提出要我组织一个小组,研究羌、独龙、怒3种语言的系属问题。经过两年左右的比较研究,于1962提出研究报告,初步论证了羌语应属于羌语支,并将该结论公布在我执笔的《羌语概况》(《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上。当时的羌语支仅仅包括羌、普米和嘉绒3种语言。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川西民族走廊地区开展长期语言调查,新发现了8种羌语支语言,这就更坚定了我把羌语支语言的特点搞清楚,把这个学术观点坚持下去的决心和信心。为此我开展了一系列的羌语支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和与相关语言的比较研究,撰写了《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这是我在首届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后来刊载于198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语文研究文集》上。后来又结合羌语支语言使用者的历史文化背景,撰写了《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1999年,在台湾召开首届羌语支学术讨论会,这表明羌语支这个学术观点,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承认。我在会议上发表了全面论证羌语支特点的长篇论文《论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语言》(载台湾《语言暨语言学》第2卷第1期,2001年)。该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羌语支作为藏缅语族一个独立语支的依据和创新点,梳理了它的文化、历史背景。至此,羌语支语言的调查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民族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师生不断在这一地区开展羌语支语言调查研究。境外美国、日本、法国、荷兰、澳大利亚以及港台的专家学者,几乎每年都有人去这些地方开展实地调查。已经有多篇博士论文描写这一带的羌语支语言。

与建立羌语支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西夏语的系属问题。早在1916年,美籍德人劳费尔(B.Laufer)在《通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提出西夏语属“西摩罗”语支,其中“西”指西夏,“摩”指纳西(摩梭),“罗”指彝(罗罗),也就是说西夏语属于彝语支。这个学术观点一直统治西夏语学界半个多世纪。文革期间,我在北图收集西夏语资料过程中,就发现西夏语与羌语等比较接近,1978年以后,新发现了一批羌语支语言,尤其在我调查了与西夏语比较接近的木雅语、普米语、却隅语、扎巴语等以后,发现西夏语在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比较接近羌语支的这些语言。于是在1981年宁夏召开的首届西夏学术讨论会上,我对传统的西夏语分类观点提出了质疑,初步论证了西夏语应属羌语支的意见。以后在我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都涉及西夏语归属问题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宁夏方面组织西夏语比较研究课题,邀请我参加,我提出了系统比较西夏语的设想,并亲自主持词汇比较研究。在此期间发表了《从词汇比较看西夏语与藏缅语族羌语支的关系》(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2期),后不久,《西夏语比较研究》在银川出版,加上我对西夏语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如《西夏语鼻冠声母构拟中的几个问题》(载《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也谈西夏语里的小舌音问题》(载《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关于西夏语发生学分类问题》(载《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关于西夏语声母中的复辅音问题》(载《庆祝王均先生八十诞辰语言学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西夏语属羌语支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西夏研究学界的基本肯定。

(三)开展藏缅语族语言描写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大调查以后,我基本上已经确定了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为藏缅语族语言研究。因此我的主要成果体现在藏缅语族语言描写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方面。描写研究方面的成果从语言概况、语言简志和新发现语言描写算起,初步统计“概况”发表了10多种语言,“简志”写了3种,“新发现语言”丛书写了6种,此外还发表了一批专题描写性文章,估计有10多篇。对单个语言的描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面对国内有数十种语言、境外有数百种语言的藏缅语族,开展历史比较研究的难度是相对来说要难得多。但是,谁都知道,藏缅语族是国际国内都认为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一个庞大的语族。为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我20世纪60年代学习了藏语文,到80年代,我发起组织所内同行学习缅甸文,并且组织课题组开展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语音的资料整理,完成《藏缅语语音和词汇》,我用了较大的篇幅,为该书撰写了约10万字左右的“导论”,讨论了藏缅语族语言单辅音的分化,复辅音的历史演变,复元音、长短元音、松紧元音、鼻化元音、卷舌元音等的来源,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声调产生的机制和分化的条件,弱化音节的来源和特点等。这本书1984年初完成,民族出版社已经同意出版,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1991年才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还对藏缅语族语言及其语音问题和语法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题研究,发表综合研究方面的文章有《试论中国境内藏缅语的谱系分类》(载《东亚的语言与历史》日本松香堂出版,1988年)、《原始藏缅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以“马”为例》(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6期)、《藏缅语亲疏关系的计量分析》(载《语言研究》1993年第2期);语音方面的文章有《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载《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1983年)、《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载《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藏缅语复辅音研究》(载美国《藏缅区域语言学》第9卷第1期,1986年)、《计算机进行藏缅语语音相关分析的尝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2期)等。

藏缅语语法研究是藏缅语研究的难点,过去极少有人涉及,包括境外的专家学者。由于种种原因,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语法专题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几乎覆盖语法体系所有重大问题的论文。根据时间先后大体有《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载《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我国部分藏缅语中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藏缅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云南民族语文》1988年第1期)、《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载《中国语言学报》1989年总第3期)、《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连载于《民族语文》1992年第5、6期)、《试论藏缅语中的反身代词》(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藏缅语中的代词化问题》(载《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3期)、《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载《民族语文》1995年第2期)、《藏缅语疑问方式试析——兼论汉语、藏缅语特指问句的构成和来源》(载《民族语文》1995年第5期)、《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载《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论藏缅语动词的命令式》(载《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载《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藏缅语族语言里的“数”及其表达方式》(载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10多篇,通过这些专题的艰辛研究,使藏缅语语法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其中有多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在境外发表。

(四)开展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并与境外汉藏语研究界建立了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了国内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发凡于18世纪,当时首先提出的是“印欧语假设”。汉藏语系概念的提出要晚于印欧语系,大概是19世纪初。汉藏语系语言虽然主要分布在中国,或者说是由中国这块土地上迁移并扩展出去的,但由于汉藏语系语言文献大大少于印欧语系,因此直至今天,汉藏语系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团。这主要表现在,汉藏语系究竟包括哪些语族。一般学术界比较肯定汉语和藏缅语族的语言有同源关系,但与南岛语族、苗瑶语族、侗台语族、南亚语系孟高绵语族的语言等是否有同源关系,则学术界分歧很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尤其是藏缅语族的分布,除了中国以外,周边西起巴基斯坦、尼泊尔,经过不丹、印度,往东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孟加拉直至东面的越南等1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但使用人口、语言和方言的复杂性、尤其是汉语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方言都分布在中国境内,中国学者理应对汉藏语系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藏缅语族综合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以后,我一方面应国外出资邀请,出席在国外举行的国际汉藏语会议,介绍国外汉藏语研究的状况,如《第26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述评》(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第27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述评》(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6期)等。另一方面发表文章,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如《关于汉藏语系分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3期)等,让国内学者了解汉藏语研究的最新动态。更重要的是整合国内力量,开展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经过与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商议,在一批老专家的支持下,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的名义(我当时是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决定与南开大学合作召开“汉藏语系理论和方法专题研讨会”,用这种比较松散的方式联系和整合国内汉藏语系的研究力量。这次被一些老专家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关于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问题;什么是同源关系,如何认识并确立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如何认识汉藏语系的原始面貌和它的演变轨迹;关于上古汉语问题;关于汉藏语系论证的思路和方法问题;在汉藏语系比较研究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对今后开展汉藏语系研究的意见和建议等。由我执笔为这次会议所写的总结《继往开来,把汉藏语系研究引向深入》(载《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全面深入报道了此次会议的成果。会议还做出了一些行动计划:

第一,动员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引导他们的学生开展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在选择论文题目或研究方向时,尽可能引导他们做这一方面的题目。10多年来,已经有20多篇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专题、不同方向的研究。

第二,多在国内召开国际汉藏语系会议。会后,于1997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了第3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国内外2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后,我又协助云南民族大学举行了34届(2001年)、厦门大学举行了37届(2004年)、黑龙江大学举行了40届(2007年)国际汉藏语会议,对推动境内外汉藏语系研究队伍的学术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组织大型项目攻关。1998年,我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成功,开展“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同年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申请香港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经费资助,开展同一专题研究。一批专家学者被组织在课题组内进行联合攻关。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一批专题成果以丛书形式出版。

第四,利用现代化手段,整理汉藏语系资料,建成一个有利于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或方言的词汇语音数据库。在香港科技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语信司等机构的支持下,截至2007年底,已经收集到境内外37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及其方言资料计划放进数据库。其中包括各语族构拟和上古汉语构拟资料,每个语言或方言包括1332核心词表,另有20多部汉藏语系最主要语言的词典,这些大容量的词典资料放入数据库,有利于做词族研究和语音对应研究。数据库具有强大的管理和检索功能。这是一个目前国际汉藏语学界资料最丰富、检索功能最强、设计思想最先进,而且可以和境外资料交换和接轨的开放性的数据库。我们希望,它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对国内外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推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20多年来,通过出访、国际合作和交流,在许多境外机构和朋友的帮助下,我已经收集到数百部分布在境外的汉藏语系语言的语法、辞典以及综合研究的专著,这些资料对了解国外的研究动向、对开展汉藏语系研究、对完善我们的数据库都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已经将这些资料全部复制给相关单位和个人,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以推动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

与此同时,我个人也开展了一些专题研究,发表了相当数量文章。如《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载《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1期)、《原始汉藏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载《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开展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确立汉语与藏缅语亲缘关系》(载《学术动态》2003年20期)、《汉藏语系里的一个疑问语素》(载《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汉藏语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汉藏语研究方法之我见》(载《语言科学》2007年第6期)、《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访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学集刊》第2卷第1期,中华书局)、《关于汉藏语系里的代词化现象——一个语法化的实例》(载《东方语言学》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汉藏语词汇语音数据库检索系统的价值和功能》(与江荻合作,载《汉藏语学报》2008年第2期,商务印书馆)、《汉藏语系假设——中国语言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汉藏语研究40年——写在第4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召开之际》(载《汉藏语研究四十年》的主题论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的理论思考》(载《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卷四广西民族出版社)、《羌语支在汉藏语系中的历史地位》(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等。

(五)引进国际上关于濒危语言的理论和方法,推动国内濒危语言的记录、保护和抢救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语言学界的推动下,濒危语言问题被语言文化学界所重视,召开多个国际会议,讨论濒危语言问题。1992年在加拿大召开的16届语言学家大会上,濒危语言问题作为会议主题之一列入议程,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当年为保护濒危语言年。其后,坚持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主题之一,濒危语言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毋庸讳言,相当一批使用人口较少的语种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保护濒危语言刻不容缓。但是有的人不赞成提濒危语言,认为放弃母语是少数民族“自愿”的,没有必要进行保护和抢救。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支持下,我申请立项开始对一些小语种资料进行抢救性记录和整理,由于上述原因,未能够提濒危语言,改用“空白语言”、“新发现语言”等。但是,实际上语言濒危已经引起一些少数民族的忧虑。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的人代会、政协会都有提案,要求保护濒危语言。2000年在国家民委授意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与民族语文杂志社联合召开了濒危语言专题学术讨论会。至此濒危语言问题才正式放到了桌面上加以讨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濒危语言问题》很快被刊登在《语言教学与研究》杂志上。之后濒危语言问题成为民族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濒危语言问题。其中有《记阿侬语——对一个逐渐衰亡语言的跟踪观察》(载《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双语问题与濒危语言保护》(载《双语教学与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重视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记录和保护》(载《满语研究》2006年第1期)、《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抢救与保护》(载《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英文稿刊载于纽约出版的《宏观语言学》,西班牙文稿和日文稿分别在西班牙和日本发表)、《加紧抢救和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9年第13期)、《语言濒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全球濒危语言专家会议,我作为中国派遣的代表出席了该次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题为《我们对濒危语言问题的看法》(此文已翻译成法文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上)。会议讨论并研究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濒危语言问题上的作用;评价维护和推动濒危语言继续生存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性;讨论维护濒危语言的机制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制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2005年度开展维护濒危语言工作的行动计划。会议还讨论并通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起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濒危语言行动计划的宣言》。此次会议及其相关文件的原文及其译文已经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由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正式出版。2009年,我们又承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语言问题的问卷调查,提交了中国境内105种语言活力状况的问卷调查(未包括台湾的少数民族语言)。2011年5月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指名邀请我出席在巴黎总部举行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我在会议期间,提出建议,希望在2003年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由于我在记录和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2007年6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和文化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合影。

(六)调查研究多种《西番译语》,匡正了前人对西番译语的误判和误传。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就了解到明清以来有一批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献,称《华夷译语》,其中有一批西蕃馆所记录的译语有多种,称《西番译语》,大都分布在四川西部和北部。但具体数量和内容并不十分清楚。文革期间,有机会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各种版本的图书,我当然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借阅了所有晒蓝本9种译语。当时没有复印设备,就用最笨的办法,一本一本地抄录。在抄录过程中就已经发现其中多数是记录的藏语及其各地方言和土语,但有一些译语记录的并不是藏语,也不是我所熟悉的羌语和普米语,引起我的极大注意。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有机会带着抄录的译语,到译语所提到的分布地区一一踏勘并核对语言状况和语言特点,逐个解开了译语种类及其语属的谜团。

1980-1981年间,我正在撰写《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的冯蒸经常来我家聊天,打听我在川西新发现羌语支语言的情况,包括分布地区和特点,他没有告诉我他正在调查华夷译语,直到他的《“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杂志1981年第2期)正式发表,我才恍然大悟。他在调查记里对译语所做的推测,有的与语言实事大相径庭。改革开放以后,西田龙雄来华访问,送来了他所著的数种译语研究,其中也有一些与语言实事有出入的地方,如他认为多续译语已经死亡,但是经过我们实地调查,多续译语所记录的语言,在今四川冕宁县境内仍然有人使用,他属于尔苏语中部方言。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激起了我写文章匡正一些不正确提法的想法。于是完成了《西番译语考辩》(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文章对已经公布的10种西番译语根据实地勘察的资料一一做了认定,并且为每一种译语根据自称和地望确定了名称。

上述译语基本上都分布在四川西部和北部,其中6种为藏语,4种为非藏语。核对一种译语,确定它记录的确切地点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译语本身所指的分布地域非常宽泛,而且是历史上的小地名,现在大都已经改用新的地名,因此一定要查阅地方志或地方历史档案,才能够找到确切的记录地点。紧接着要核对语言,尤其是译语用的是汉字和民族文字注音,语音不十分贴切,民族文字注音大多数是训读,只有仔细辨认和反复核对,才能够大体确定该译语记录的较确切地点。

《西番译语考辩》着重讨论非藏语的特点和西番译语的语属,后来我又写了《西番译语再考》(载香港《中国语文研究》2001年第1期),着重讨论若干种藏语的语音特点,并从译语的汉字注音验证藏语音变的过程。同时还提到了另一种西田龙雄公布的《天全译语》,这是一种记录藏语的译语,但经过在天全一带核对,没有发现有藏语分布,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解开的迷。1988年,我应日本京都大学西田龙雄教授邀请访问日本,在日期间,完成了五十多万字的《白马译语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出版,1990)。

(七)解读原始文字——尔苏沙巴文。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四川甘洛县调查研究尔苏语的过程中已经了解到尔苏人使用的一种原始文字沙巴文。沙巴文是尔苏人中被称为“沙巴”的宗教活动者使用的文字,他们在从事宗教活动时用来占卜、祭天、送神,也给群众治病。首先报道这种文字的是刘尧汉、严汝娴和宋兆麟三位学者。1980年,我在调查尔苏语时遇到了甘洛县政协副主任杨光才老先生,同时在甘洛县文化馆得到了沙巴文经书的复制品《虐曼史答》的黑白照片。在甘洛县调查期间,在拍摄尔苏人做活道场过程中,我有幸遇到了凉山州摄影协会的负责人曾克广,他告诉我他曾经用彩色胶卷拍摄过则洛乡老沙巴杨光银家里的经书,而且愿意无偿提供给我研究。我欣喜若狂,在感谢之余,我日以继夜抓紧解读沙巴经。好在杨光才本人就是沙巴,正好从汉源县来了一位他的亲戚,也是沙巴,于是他们二人联合起来,为我解开了尔苏沙巴文的秘密。沙巴经和东巴经一样,靠老沙巴看着经书讲经书的内容,我当时没有带录音机,只好用国际音标将解读的沙巴经一篇一篇地记录下来。《虐曼史答》一共有360幅,我大约记录了不到100幅,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它解读的规律。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好转移到新的调查点工作。之后,在越西县、石棉县、冕宁县等地,我都发现了沙巴经。于是我撰写了若干篇解读沙巴经的文章。其中有:《尔苏沙巴图画文字》(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试论尔苏沙巴文字的性质》(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93年)。与此同时,在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作为一个文种,介绍了《尔苏沙巴文》,公布了若干种沙巴文经书的照片,引起了文字学界的关注。周有光、聂鸿音、王元鹿等专家学者在他们所著比较文字学和文字发展史的著作里,都把沙巴文作为文字的一个发展阶段的例证来加以引用。

2005年5-6月,我再次去甘洛县调查尔苏语,老沙巴杨光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杨德成继承了父业,近70岁的他,在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的老沙巴了,他还继续为群众驱鬼治病。我希望全文解读沙巴经,跑到村子里去找他,虽然找到了,但是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大会讲经书了,他把他父亲遗留给他经书卖给了国家博物馆,我送给他们一套经书的复印件,他反而要我将过去解读的沙巴经念给他听,他一面说“对的!”“对的!”一面回忆,终于断断续续把沙巴经书全部解读了。这次我们不仅做了文字记录,而且还录了音,录了像。希望这次记录有助于推动沙巴文字的进一步解读和研究。

最近,我们又在川西民族走廊地区新发现许多用原始文字记录的文献,其中有用普米语记录的韩归文献、用贵琼语记录的公麻文献、用那木依语记录的帕孜文献,用羌语记录的释比文献……等多种。2010年冬,我们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部地区濒危文字调查研究项目获得成功,将与清华大学的师生合作,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对这些文献进行调查研究。

(八)推动了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应用研究。

1982年夏,学科的发展把我这个在文革中被贴上“白专典型苗子”大字报的书呆子推上了民族语言学科的领导岗位,学科发展的责任心要求我们这个领导集体一方面要继承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已经开创的民族语文研究工作事业,另一方面要有所创新。学科分工要求我抓好语言简志出版工作外,我还坚持提出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科领域发展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和计算语言学等分支学科的计划。当时我正在撰写《试论我国的双语现象》(此文后来刊载于《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我意识到,要深入了解我国的双语现象,必须开展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而且这项调查对今后制订国家语文政策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于是我提出在当时的语言室筹建社会语言学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我当时还提出了调查提纲的初稿。1983年底,我在院所两级领导的支持下,立项开展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1984年初,院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试点调查》启动,分7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到年底,完成了7份调查报告,我为这个项目起草了总报告。应该说,这次调查研究为尔后开展的与国家民委合作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应国家民委的要求,参加由国家民委主持的许多有关语言政策制订、语言立法工作等项目,应邀为各地民族语文工作者开讲座、做报告,与各地民族语文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开座谈会等等。

1986年春,院里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国际语言规划学术讨论会,研究所决定要我代表院里出席。接到通知,我连会议主题LanguagePlanning这个术语也很少听说,但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经过各方面咨询和准备,完成了《中国开展语言规划的基本情况》约40多页3万多字的长篇报告,而且请人翻译成英文。我缩摘了约3000字左右的发言稿在会议上宣读。后来这个摘录稿发表在加拿大出版的会议文集上,而中文全文刊登在美国王士元主编的《中国语言学报》1989年第17卷第1期上,英文稿全文经外籍专家修订后,1988-1989分3次连载于印度出版的《新语言规划通讯》上。

此后,我在这个领域的文章发表了许多,其中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促进民族地区两个文明的建设》(载《云南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谈谈关于设计字母五项原则的体会》(载《云南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论羌族双语制——兼谈汉语对羌语的影响》(载《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羌族双语制的形成和发展》(载《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新探——从羌族拼音文字谈起》(载《云南民族语文》1997年第1期)、《汉语拼音方案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载《现代语文》2002年第2期)、《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进和改革》(载《中国民族语文工作》民族出版社2005年)、《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载《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语文出版社2006年)、《进一步完善规范彝文方案,促进彝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2期),我还与美国学者合作,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政策——理论与实践》(英文)(美国KluwerAcademicpublishers出版公司出版,2004年);与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合作,合作主编了《中国民族语文政策与法律述评》(民族出版社,2007年)等。

我认为,民族语文工作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所掌握的知识,一定要为现实服务,为少数民族服务,否则他就没有生命力。为此只要民族地区需要,我总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一定精力,在语言规划和语言应用方面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为羌族创制文字的工作,我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做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升职、评职称需要的具体成果。再如为了保护怒族文化,2010年怒江州的怒族提出希望为他们的语言设计拼音符号,以记录和抢救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资源,我也专程赶往怒江,和怒族朋友一起讨论怒族拼音方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是民族语文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化一点精力和时间是值得的。

(九)站在少数民族语言学科发展的高度,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提出学科发展的方向。

尤其是世纪之交和解放60年、改革开放30年等,根据工作的需要,或者应领导安排或有关单位约稿,写过许多总结性质的文章、报告和综述。如《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载《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载《语言与翻译》1998年第4期)、《二十世纪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民族出版社,2001年)、《开创新世纪民族语文工作的新局面》(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载《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载《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构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民族语言文字研究30年》(载揣振宇主编《中国民族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

此外,作为中国语言学年鉴编委,我自始至终承担中国语言学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综述,开始于1992年,每年一篇,至1999年,改为每5年出一次,每次综述基本上都是由我承担的。后不久,《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创刊,我曾经担任过编委,为每年的年鉴写过综述,总数估计在10篇左右,这里就不一一列出已经发表的篇目了。

(十)完善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谱系分类表。

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语言分类表是反映这个国家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就提出了中国语言分类表,1951年,我的老师罗常培在科学通报再次修订了中国语言分类表,后不久,他与付懋勣合作,于1954年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较详细的分类表,涉及48种语言。但是不管哪个时期的分类表,都有一大堆语言地位未定的问题。直到1958年在第二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内部印发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类表,那是在语言大调查基本上结束以后提出的,共涉及60多种语言,其中有10多种分类未定的语言。毫不夸张地说,语言分类表的修订和完善,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与一个国家语言科学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分不开的,是建立在对每个具体语言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没有上述条件是给不出语言谱系分类表的。改革开放以后,付懋勣在撰写大百科全书词目写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时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约在80种以上”,但在他撰写的另一个条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时所附录的中国民族语言系属简表,只收了63种语言。后不久,少数民族语言领域掀起了语言识别的小高潮,民族语文工作者在全国各地陆续调查研究并发现了一批新语种。直到我1988年撰写《语言识别与民族》一文时,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确知达到100种以上。在该文章的附录列出了102种语言的名称,并进行了分类。后不久,1999年我在香港发表题为《中国空白语言的调查研究》一文时,已经列出了137种语言或“话”的名称,后来经过深入比较研究,一些话被合并到另一种语言里作为该语言的方言,如草苗话合并于侗语,锦话合并于莫语,宽话合并到户语、耶容话合并到侗台语的某种语言里等。到2007年出版《中国的语言》,列出了129种语言,未包括俄罗斯、艾伊努以及后来发现的布芒、户、撒都、那斗等语言。

把最新成果反映到语言系属分类表里,不断修订和完善它,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反映这个学科成熟程度的表现。当然,对这个分类表中一些具体语言,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不断吸收各方面的新成果,不断完善这个分类表,是完全应该的。

如果把学科建设比做用钢筋水泥建成一座大厦的话,我的工作仅仅是起到了水的作用。把前人搭建的钢筋架子,加上大家收集的石子、水泥,添上水混合在一起,浇灌到前人开凿好的地基,搭起的架子里,一层又一层,越建越高,越建越雄伟……。

(十一)在长期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理论问题,经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在我的文章或著作里,包含了以下一些理论思考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1、历史类型学问题。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汉藏语系的一些特点,另一些学者则反驳,说这是类型学的雷同,不是发生学的关系。语言的类型是会改变的,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原始类型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后来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只要我们把类型的历史演变研究清楚。历史类型学也应该是汉藏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有几篇文章是讨论类型的历史演变的。

2、语言或方言的区域趋同问题。语言接触是当前语言学界一个热门话题,开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区域趋同是语言接触的一种隐形表现,有大量的语言实事可以用区域趋同来加以解释,因此研究区域趋同理论对说明语言或方言的演变趋势和特点有很强的解释力。

3、语言演变链问题。语言的演变是渐进的,比较汉藏语系的许多语言特点,无论语音或语法都存在演变链问题,大到不同语言的历史演变往往处在某个演变链节上,小到一个语言现象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里处在不同的演变阶段,形成链状。研究这个演变链对语言分类、语言关系、语言定位、语言演变趋势的评估有重要意义。汉藏语系的语音演变链和语法演变链基本上是同步的。

4、语言与方言的界限问题。这是国际语言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结合中国语言和方言的实际情况,提出区分语言和方言的理论框架,为中国的语言识别建立了理论依据,把语言识别的社会政治标准和语言结构标准有机结合起来。我在《语言识别和民族》一文中提出了这一理论。

5、关于构拟原始共同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我多次提出,构拟要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构拟者要洞察所构拟语言的主要音变规则,构拟要排除语言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些枝节现象,防止将语言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语言现象当作原始现象,构拟的形式要能够解释所构拟的语言集团大部分的语言现象。

6、混合语问题。中国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几千年各民族接触的历史形成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接触的实事,包括形成了一些混合语现象,这并不奇怪。但是如何解释这类现象,与境外已经提出的洋泾浜、克里奥尔等语言现象哪些有关系,哪些不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语言学理论问题。中国的语言实事和经验也许对国际语言学界是一个重要的丰富和补充。

邸:所内几代同事都十分称道和羡慕您和刘光坤先生的美满姻缘,不仅是好夫妻,又是携手并进于同一研究领域,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意的典型例证。是否可谈一谈您的家庭生活,让我们分享幸福?

孙:我们1958年在四川田野调查间歇期间结婚,婚礼是在阿坝州民师校礼堂的小舞台上举行的,请老师吃了喜糖,然后大家一起跳了交谊舞,把两张单人床一拼就算把婚结了。50多年来,我们相濡以沫,度过了风风雨雨50多载,甜酸苦辣都有。光坤在她所著《麻窝羌语研究》的后记中写到对我的评价:“他数十年如一日,既是我的严师,又是我的挚友。”这是她的感受。但是我体会到,夫妇做同一领域的工作,有利也有弊。几十年来,夫妇之间相处,我最主要的体会是4个字:忠诚、谅解。

邸:作为长辈,您对我们后学有何期待和建议?

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前赴后继,已经走向成熟期。每一代学人不管他主观意识如何,都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角色,要想一想,我为这个学科贡献了什么?小到写了一篇或几篇有新意的文章,大到为某个学术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坚信,学术发展的规律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规律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邸:我辈将谨遵教诲,尽力而为。最后,对您能接受采访再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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