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族学 >> 学者学人
照那斯图先生传略
2016年09月14日 16:47 来源:原创 作者:邸永君 字号

内容摘要: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八思巴字顶级专家照那斯图先生,蒙古族,汉名佟书田,男,1934 年 5 月 11 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力板镇五台营子。至祖父时,家族已靠务农为生,尽管家境贫寒,父辈却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故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先生七岁入私塾,交替学习蒙古文与汉文,博闻强识,品学兼优。1951年,考入乌兰浩特兴安中学;1952年,破格升入内蒙古师范学院;1953年,被保送至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蒙古语言学;1954年毕业,后任教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得以实现植桃种李、教书育人之夙愿。

关键词:照那斯图先生传略

作者简介:

  

  照那斯图先生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专访

   

  照那斯图先生解读碑文

   

  照那斯图先生接受永君专访

   

  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八思巴字顶级专家照那斯图先生,蒙古族,汉名佟书田,男,1934 年 5 月 11 日,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力板镇五台营子。至祖父时,家族已靠务农为生,尽管家境贫寒,父辈却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故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先生七岁入私塾,交替学习蒙古文与汉文,博闻强识,品学兼优。1951年,考入乌兰浩特兴安中学;1952年,破格升入内蒙古师范学院;1953年,被保送至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蒙古语言学;1954年毕业,后任教于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得以实现植桃种李、教书育人之夙愿。

  然世事多变。任教甫半年,先生即接教育厅之命远赴北京,加入“蒙古语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其间,接受专业培训,转益多师,边学边干,悟性绝佳,被视为可造之才。1957年,先生奉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62年归并于民族研究所),主要从事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等蒙古语族语言之研究。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虽难免政治运动之干扰,然未曾稍懈,勤奋进取,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并排比爬梳,整理归纳,独力完成《土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东部裕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两部专著,分别对土族语和东部裕固语之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要素进行系统准确之描写,堪称上述领域之奠基性成果。

  1966年,文革乍起,研究被迫中断。先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饱受迫害,艰辛备尝。痛定思痛,先生幡然猛醒,不再甘心任人摆布,消极顺从,而是表面不动声色,但积极思考,力图把握自身命运。1969年,先生于五七干校某同事手中,借得外国学者所撰《方体字》之蒙古文译本一部,如获至宝,每有闲暇,即认真捧读,兴致盎然。所谓“方体字”,即“八思巴字”,曾为元朝“国书”,后被废弃,成“死文字”。因当时严禁阅读业务书籍,不得已只能于劳作之余、背人之处,偷偷研读,形同做贼一般。因先生同时具备蒙古文、汉文之坚实功力及语言学、音韵学等相关学养,故如鱼得水,进步神速。不久即通过背诵、默写,不仅初窥堂奥,且已获得对本文字体系之整体把握。为其后登堂入室,成为当代“八思巴字”顶级专家,完成了必要的兴趣激发、方向确立与学术积累。

  1976年10月,春江水暖,百废渐兴。先生于完成既定之蒙古语族语言科研任务之后,立即全身心转入八思巴字及其相关文献之搜集、整理与探索。先生深知,搜集资料,乃一切研究之前提,故先在本所,继而于北京市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复扩展至全国乃至海外,探寻线索,查阅文献,摹写资料(当时尚无复印设备,拍照因成本太高而无法承受),乐此不疲,如醉如痴。经数年努力,已是抄件云集,碑拓充栋,尤以元朝官印拓片最为完备。

  1977年底,先生发表《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载《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此文共收录印蜕95方,大部分为先生首次发现、破译、释读,于文物、考古、史学及语言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兹文为先生于本领域之处女作,然出手不凡,气象万千,先声夺人,士林瞩目。

  元八思巴字官印,均属篆体,不具多方面专业素养者,辨识不易,几近“天书”。先生敏而好学,知难而上,百折不挠,苦苦求索,终于掌握全部字母之篆写规律,完成并发表《八思巴字篆字母研究》,载于《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获学界高度评价。

   同年,先生于《民族语文》杂志刊出《论八思巴字》,是为全面探讨八思巴字系统理论之经意之作。兹文提出八思巴字字母表可分为“原字母表”与“总字母表”之新概念,并通过严密论证,于展现各自内容之基础上,确定二者之界限。

  作为学科构建与发展之要素,工具书之编纂与整理,至关重要。先生深明此理。乃与杨耐思先生合作,完成《蒙古字韵校本》,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为八思巴字与汉语音韵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其于资料之可靠性、校勘之精确性等方面,均得到业内专家普遍好评。而作为考释八思巴字文献、文物不可或缺之工具书,为后学筑路架桥,功莫大焉。同时,先生对多种幸存于世之八思巴字《百家姓》版本,进行认真校勘,发表《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载于《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二十二年之后,由文物出版社于2003年推出《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将每个姓氏逐一编号,配以八思巴字与汉字索引,便捷实用,以期造福于读者与研究者。

  先生于八思巴字及相关领域之研究成果,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海内外学界高度重视。1988年9月,先生应邀东渡扶桑,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为期一年。此间,推出专著两部,即《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 研究文集》、《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 文献汇集》,由该研究所正式刊行。书中资料,大多为先生亲手收集,并首次面世。不仅刊发图片,且逐一进行考辨,附有拉丁文撰写、蒙古文转写、及汉文(文言与白话)译文,并撰写题记,不仅是多年心血之结晶,亦是学养与境界之体现。日本著名学者小泽重男先生曾评价云:该著“无疑为各国学者、尤其为日本学者提供了珍贵文献资料”。二书之问世,标志着先生之声望与成果已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之著名学者。

  历史上,八思巴字不仅用于蒙古文,且可拼写一切文字,故其影响远远超越蒙古史范畴。随着研究之深入,先生之视野也拓展至更加宽阔之领域。先生自是冉冉不知老之将至,而世界于不自觉中,已跨越世纪,更始千年。2001年,先生与宣德五先生合作,发表《训民正音和八思巴字关系探究——正因字母来源揭示》(载《民族语文》该年第3期)。此前,学界对“训民正音”之来源,众说纷纭,其中即包括“源于八思巴字说”。然而,尚未有以翔实史料严密论证二者之相互关联者。兹文明确指出,“训民正音”5个基字、3个无加画字母之基本符号,与八思巴字相应字母之间,存在有机关联;不仅具备形式上的一致性,且其内容方面也存在有机联系,所表示的语音,几乎个个完全一样。两种文字之间对应关系如此整齐、系统,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存在有机联系的客观反映。因此,“训民正音”字母表的来源,是八思巴字。言之成理,足成一家之言也。

  在研究蒙古语与汉语之关系领域,先生亦曾积极参与,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初,语言学界曾出现汉语“胡同”一词的语源之争。先生发表《胡同的语源和语义》一文(载于1991年7月14日之《北京晚报》),支持“‘胡同’源于蒙古语‘水井’说”;并推出学术论文《论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胡同”》(载于《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详细考证并论述“胡同”源自蒙古语“水井hudug”之理由多种,翔实、深入、细致、透彻,论点论据完整、充分,无懈可击,使汉语“胡同”源于蒙古语“水井hudug”,几成定论矣。

   

  于从事研究工作之同时,先生一向关心国计民生,投身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科研组织与管理,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语文》杂志社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主任、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理事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民族研究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常务理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国地方志民族组指导小组成员等多项重要学术职务,备受信任,贡献良多;晚年,曾不遗余力,促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绝学抢救工程”之立项。在浮躁已成主调,学术品质低迷之当今时日,无异于清风一缕,令人心旷神怡。

  1986年,先生以骄人成果与丰厚学养,获评研究员;2006年,先生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可谓名实相符,众望所归。

  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少有闲暇,操劳过度;晚年罹患胃癌,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9日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76岁。作为学者,往往对尊严之珍视甚于生命。然而,疾病的长期折磨,足以使不少人精神崩溃,理念尽失。能在生命之最后时段,一直保持清醒头脑、豁达气度和高贵尊严者,如凤毛麟角,而先生乃其一焉。临去世前三个月时,先生已自知来日无多,便亲赴万安公墓,自选吉地,借以长眠。复郑重托付其子佟兴安曰:“尔祖父为吾取名曰百岁(照那斯图在蒙古语中乃长命百岁之意),然活到百岁者能有几人?即使活到百岁,终归仍不免一死。杜甫诗中,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我能活到七十六岁,已心满意足。古人讲求寿终正寝,而吾患此症,不打点滴则无法医治。看来,只有求其次,那就是一旦有一天,我昏迷不醒,须马上放弃抢救,不许电击起搏,不许上呼吸机,更不许割气管,让我平静且有尊严地离去,尔定遵嘱而行,吾心方安!”先生昏迷后,兴安向医生转述此嘱,未作无谓之“抢救”,先生得以安然逝去,保持了一位哲人之从容、宁静与尊严。

  至此,先生从事民族语言研究近一甲子,沉潜于八思巴字及相关领域凡40年,收集资料数百种,印玺拓片近千件,出版专著6种,发表论文30篇,量大质高,难以逾越;后学仰慕,难以企及,享“当代八思巴字研究第一人”之誉。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故无人可与之争也。

  永君按:照那斯图先生乃我所老所长,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八思巴文研究领域顶级专家。先生与永君志同道合,因携手呼吁并成功实施“特殊学科扶持工程”而定忘年之交。十年前,永君曾撰写《照那斯图先生访谈录》,首发于《中国民族研究年鉴》,并收入《民族学名家十人谈》,自是,对先生执弟子礼。不久,先生驾鹤。奉师母之命,永君曾为先生润色碑文。此番应香港高端学刊《国学新视野》之约,特为先生作传,已刊于2016年秋季号。本传以浅近文言,3600余字,计4整页,用繁体版,并配发旧照三张。图文并茂,效果上佳。聊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附:《国学新视野》2016年秋季号刊载《照那斯图先生传略》之首页。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安静)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