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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独”组织毫无合法性 ——评美国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2021年01月07日 09:08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01月07日 第16版) 作者:肖杰 字号
2021年01月07日 09:08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01月07日 第16版) 作者: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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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以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等为重点,美国对华防范和打压势头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政客加大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制衡中国的力度,先后通过有关法案,在涉藏事务上对中国发起挑衅,并向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达赖集团提供各种援助。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并经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该法案无视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对西藏人权状况进行歪曲抹黑和无端指责,甚至妄称“西藏流亡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最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全世界流亡藏人意愿的机构”。众所周知,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本质上就是图谋分裂中国的非法组织。该法案的相关内容,严重背离客观事实,是对中国主权赤裸裸的挑衅,扭曲了历届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显示了美国一些人的狂妄无知。

  从历史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内部充斥专制和内斗,完全不具有民主性。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旧上层势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这一非法组织本质上仍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的残余势力,达赖的神权政治是整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基础,达赖家族成员长期分别把持核心权力的家族政治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保障。凭借神权和家族政治,达赖在伪“政府”中延续了旧西藏的专制统治。即使在2011年达赖宣布所谓“政治退休”后,神权政治依然是“流亡政府”的权力基础,达赖的权威依然不可动摇。通常而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往往要经过神权、君权、民权三个阶段,神权统治是较为落后的政治阶段。欧洲从中世纪黑暗时期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发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其实质便是对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否定。如今一个以神权为基础的组织被人为包装成民权代表,岂非咄咄怪事?此外,“西藏流亡政府”内部长期矛盾重重,围绕权力利益的争夺始终不停,且随着达赖年事渐高呈现不断加剧态势。由此可见,一个以专制和内斗为特点的非法政治组织无论如何难以与民主挂钩。

  从法理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从未获得任何国家政府的承认,完全不具有合法性。现代国际政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承认的政治”,任何政府性组织的合法性都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遵循“一个中国”原则,例如作为中美关系基础法律文件的三个《联合公报》均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具体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法律地位问题上,迄今为止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过该组织的合法性。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炒作“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本身就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全世界散居各地的藏胞近二十万人,分散在多个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境外藏胞必须首先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各国各地区藏胞积极融入本地主流社会,正是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各国主权的充分尊重。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般分为“土地、人民、政府和主权”四个要素,主权国家政府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民享有最高管辖权。无论是入籍当地的藏胞,还是在当地尚不具有合法身份的藏胞,都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服从所在国管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将非法的“西藏流亡政府”当作服从对象。如今美国炮制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妄图将“西藏流亡政府”打造成境外藏胞的合法代表,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也是对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所有境外藏胞聚居国主权的蔑视。

  从现实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在行动上从未以境外藏胞的利益为重,完全不具有代表性。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掌握几乎一切政治经济资源,上百万农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社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阶级压迫和对立严重、文化落后且分配极为不均,广大人民基本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社会和人民逐渐融入发展和进步的时代洪流,但出逃在外的达赖集团依然改变不了分裂祖国的本质,将追随其出境的藏人当成从事分裂活动的工具,不断派遣部分受其蛊惑煽动的藏人入境,在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开展渗透破坏活动甚至策划煽动暴恐和骚乱事件。可以说,从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到“西藏流亡政府”,这一组织要么压迫西藏人民以逞其私欲,要么利用境外藏胞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从未真正维护和实现西藏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更谈不上任何合法的代表性。

  从政治维度看,“西藏流亡政府”本质上是美国“以藏制华”的工具,完全不具有独立性。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归根结底是冷战时期美国遏制中国的产物及其在当代的遗留。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驻印大使韩德逊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就提出美国应支持“西藏独立”,作为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手段。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此后达赖集团领导下的武装组织对西藏边境地区长期进行袭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改变了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方式,行政当局退到幕后,国会逐渐成为介入“西藏问题”的主力。美国国会主要通过炒作“涉藏人权问题”,否定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和西藏的发展成就,挑拨藏族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破坏西藏的社会政治稳定。这一做法与冷战时期通过资助“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集团武装对中国进行遏制的策略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为了削弱中国国家实力,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竞争优势。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加大防范和打击中国力度。通过发起涉藏法案,利用“西藏问题”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正是当前美国制衡中国一系列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西藏流亡政府”一贯不具备民主实质,法理上无任何合法性,行动上不代表西藏人民利益,本质上是美国推行反华政策的工具。所谓“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将“西藏流亡政府”视为“流亡藏人的合法代表”无疑是对客观事实的巨大歪曲,必将作茧自缚、贻笑大方。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历史关口,奉劝美国一些人多练内功、做好自己的事,理性客观看待中美保持良好关系对自身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性,理性客观看待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实实在在的发展进步,不要再做赔本赚吆喝的蠢事。

作者简介

姓名:肖杰 工作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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