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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2017年02月20日 14: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虞云国 字号

内容摘要:民间不绝于耳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论,其偏颇正在于自囿于宋朝汉人的立场,把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汉族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却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与时俱进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曲折过程中。

关键词:宋史;民族关系;视野;中国民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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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不绝于耳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论,其偏颇正在于自囿于宋朝汉人的立场,把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汉族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却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与时俱进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曲折过程中。

  当下讨论宋代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摒弃宋朝中心论与民族偏见,而将其置于大宋史视野下与唐宋变迁的长过程中作双重思考。

  以大宋史视野来看,在宋朝立国三百余年间,中国绝不仅仅指宋朝,还应包括辽、夏、金、蒙,以及相继并存的大理、吐蕃、西辽、回鹘、于阗、黑汗等民族政权在内(还应考虑宋朝境内各民族关系,此不具论)。当时,宋、辽、夏、金与蒙元政权,无不视对方为外国,但又无不主张“天下一家”而自称“中国”。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足之势,不仅在疆域一统方面,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在军事角逐中也基本上没占过上风,故而将这一时段称为所谓“后三国”或“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自有其理由。

  自内藤湖南主张“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经其弟子宫崎市定充分阐发,针对宋朝汉族政权与其他民族政权的并峙格局,他强调:“宋代以后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形式,就是彼此有强烈的自觉和意识的国民主义相互对立。”(《东洋的近世》)他所说的“国民主义”,类似近代国家形成后的民族主义。两者之间尽管仍有区别,但吕思勉认为,孔子“尊王攘夷”说已首揭中国最早“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故不妨借以论事。质言之,民族主义的自觉构成大宋史时段民族关系的鲜明底色。

  宋朝境内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凸出表现,就是重新高扬“尊王攘夷”的大纛,并注入新内涵,宫崎称之为“汉民族国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环伺紧逼,以致宋朝一再面临存亡继绝的现实威胁息息相关。而新儒学的形成与确立,则构成其民族主义新内涵的思想资源。宋儒强调“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本论》),以期“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胡安国:《春秋传序》),确立民族自信,力图夷不乱华,进而用夏变夷,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推及与诸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上,宋朝在军事失利委曲求和时,宁可接受巨额岁币的苛刻条件,而拒绝沿用中原汉族王朝曾采取的和亲政策。

  这一民族主义基调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同凡响的回声,而南宋远比北宋高亢。《春秋》学因发挥“尊王攘夷”大义而再度跃居显学,士大夫论兵也成为风尚,不啻是民族主义主旋律在经学与军事学上的反应。诗词散文等主流文学,都各有爱国主义基色构成绵延不绝的作家与作品序列,“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这种民族主义也融入市民文艺的叙事性作品。从说话敷演杨家将抗辽故事(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到说话人直白呼吁:“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大宋宣和遗事》),都不难触摸到下层民众中民族主义的炽热温度。在宋学鼓吹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是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民族主义自觉并不限于宋朝汉族政权内部。在大宋史视野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与宋并峙的民族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却自觉坚持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契丹始终以北面官系统作为主导性“国制”;西夏立国礼乐衣冠“悉用蕃书胡礼”;金世宗“大定之治”时强调女真本位的各种举措,都是众所周知的。与此同时,金亡之际,金朝将帅履践“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的信念(《金史·移剌蒲阿传》),拒绝失节降敌,也印证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气节的接纳与认同。

  今人在重新评价民族战争与统一大业的复杂关系时,自应秉持民族平等的价值观。两宋存续期间,与辽、夏、金及蒙元之间的民族战争几乎伴随始终,而宋初攻辽、金灭北宋、建炎南渡、元灭南宋等时段的民族战争尤其酷烈,带来的破坏也毋庸讳言。对大宋史时段所有民族战争,一方面既要放在历史条件下评断每次战争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应从中华民族通过长期冲突与融合方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中去再度衡估。元朝再次完成统一大业,无疑是大宋史时段各民族冲突与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性结局。在这一长时段中,确实时断时续地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但也应看到,相关政权达到地缘政治相对均势的和平时期,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使团聘问与其他民间途径,推进着相互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而宋朝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反观再次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展现的正是这种似不和谐却又注定的双重变奏。这样,就不至于因肯定统一而对宋朝长期而顽强的抵抗不以为然。正是有赖于这种抵抗战争,最大程度保卫了宋朝先进的社会经济,相对弱化了骑马民族政权的原始野蛮性,相应减轻了大统一进程中社会破坏力度。而类似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气节与忽必烈所成就的统一大业之间的历史悖论,也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位(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

  由此审察近年民间不绝于耳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论,其偏颇正在于自囿于宋朝汉人的立场,把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汉族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偏执于大宋朝主义的狭隘倾向;却完全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与时俱进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曲折过程中(张邦炜:《应当怎样看待宋元易代》)。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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